文化政治经济学：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张可亮 著 · 《新三板改变中国》第五章 · 书稿定稿 · 2017 年 11 月

一、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命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理论界掀起了一场讨论热潮，三年来，大家对这一命题的认识和理解在不断加深，也结出了诸多丰硕的理论成果。大家基本都认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论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形成基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

2、命题的一般解析

很多人也都注意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前一种解读中，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在后一种解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理解或界定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读过的文献当中基本都是认同第一种界定，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比如张宇《努力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及孔丹、邱海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解读及其分析》，我也认同这种说法。但是对于何为“中国特色”，我却与大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不同，抛砖引玉，供大家批评。

3、我的回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层：它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只讨论经济不讨论政治的经济学，这个就不多讲了。

第二层：它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它是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这当中又存在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马克思主要是以英国为例，研究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脱离开一定国家的具体经济过程就可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吗？显然不能。事实上，马克思在前引那句话的后面紧接着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对于英国经济现状及经济史的研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当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目前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只有中国发展比较成功，我们研究的时候应当以中国为例证，来研究与资本主义相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规律，研究出来的这个普遍规律应当是可以指导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有用的规律。比如目前很多人指出的应当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生产、消费和分配之间的关系，本国经济和全球化的关系等等。

第三层：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越南特色或者古巴特色或者朝鲜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需要在普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再着重研究“中国特色”。那何为“中国特色”？我想这里的“中国”并不是仅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不仅是指1949年建国以后的新中国，而应当是涵盖了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明，一直薪火传承的中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是指能够体现中华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实则是要求将“民族文化”的维度加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中去，沿着这个思路，可以开创出具有普遍规律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将中国传统文化套嵌进去就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将英国历史文化套嵌进去就是“英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将美国特色文化套嵌进去就可以形成“美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二、文化之于社会的作用

1、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直以来，人们很难对其作出统一的精确的概况。从广义上看，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成果的综合，包括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各个层面。梁漱溟认为“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概况起来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

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经济和政治的反应，归根到底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反应。同时文化还可以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并以其功能整合其他组成部分从而维系社会生活形成整体秩序。此文中我们所说的“文化”除非特指，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概念。

2、文化的作用

文化领域虽然并非国家综合实力的直接体现，也并不直接就是物质利益和权利，但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国家的“信仰体系”，并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文化对于整合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群体的统一意志，确立集体目标、实施全民动员和达成整体目起着重要的构建作用。

文化在不同群体和共同体内还体现为特定的习惯、习俗、礼法、规约，经过历代薪火承传，久而久之成为传统。传统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发展的心理积淀和历代薪火传承的精华，是民族性格、“民族魂”形成的内在依据，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路向和每个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标志。习近平在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

同时习近平在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政治和经济总是结构性的结合着，而文化问题又是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深层次结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形成互动结构，这种互动可以是相互促进，也可以是相互解构，或者是复合性质的互动，他们其中的某个问题必定同时是另外两个问题，他们几乎不可能分开来思考。

不同的文化传统是各个民族相区别的最主要标志，而这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会深刻的影响一个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选择，分析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不能不考虑其本民族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以中华文明（儒家文化）、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简单替代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就会更容易理解，文化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当中，将文化引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分析，认为未来的国际社会的冲突将主要会是文明的冲突，国际社会的和平或者暴力将由文明决定，向我们揭示了文化（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资本主义在西方之发展也是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回顾资本主义在西方的产生、发展史，也离不开其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创造性结合，这可以参见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资本主义兴起基本上是一种植根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因为西方通过宗教改革而形成的新教文化，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但是这个普遍性必须要跟不同国家的特殊性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个特殊性，不仅是一国政治上的特殊性和经济的特殊性，更多的是指得这个国家所固有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并从该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去理解由该项传统所决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性。

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有两个重要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以中国为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这类似于当年马克思以英国为例，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第二个方向是加入“文化”的维度，将政治经济学拓展、建设成为“文化政治经济学”，同样也可以先以中国为例，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要想用政治经济学去指导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建设，就必须将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原理与伊斯兰国家传统宗教文化相结合，才可能行之有效。

三、从文化价值体系的角度来构建“文化政治经济学”

文化是一个价值体系，它由最高层次的理念价值，中间层次的规范价值和最低层次的实用价值三个层次组成，这三种价值分别对应于文化中的道德理想、典章制度、器物行为三个面向。

理念价值亦即道德理想，是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的集中体现，统括真善美各个领域，是一个民族崇尚什么反对什么的根本标准；规范价值是隐蔽在典章制度中的意义，并在具体法律条文、政治制度、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中得以体现。规范价值作为理念价值与实用价值之间的中介，其内容必然既要受到理念价值的限定，又要对实用价值提供指导，为此必然带有形而上和经验的双重性。实用价值则纯属于一种目的-手段合理性，也成为工具合理性。他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行动逻辑，在行动目标确定的前提下，它只专注达成目标的手段的效率问题。其基准就是功利，是有用，表现为对行动方案做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

在常态下，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保持一种上下层级的隶属关系：上层统领、支配下层，下层归属、服从上层；上层发布给下层的是信息或指令，下层提供给上层的是资源或能量，中间层次则是连接上下两层的中介。三者呈现为一种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既相适应，又有一定张立的动态调适关系。三者合在一起构成统一的价值体系，通过诱发人们行为的动机、指引并规范着人们的行动，从而使人们的行动从基于意志自由的个体层面上的冲突无序，转变到集体层面上的和谐有序，进而使社会生活保持“秩序”状态和稳定局面（治）。反之，当三者关系由张力变为对立冲突，价值体系出现混乱错位，人民行动就会失范，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和无序（乱），社会秩序就会由治变乱。

文化价值体系的这三个层次，正好是可以与“文化政治经济学”进行对应：最低一层的实用价值，指导的是经济活动，一个社会经济的各种发展方式，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对应着“经济基础”层面的问题；中间一层的规范价值，指导的是政治层面，一个社会国家、政治组织方式、法律规章制度，对应的就是“上层建筑”层面；而最上一层的理念价值，对应的就是整个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仰”，对应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

在社会生活中，经济的变化最为频繁，政治的变化较为缓慢，而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传统则很难改变。对应在文化价值体系中的表现就是，实用价值是变化最为频繁、形态最不稳定、持续时间最短暂的。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会带动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与之相应的实用价值理念也会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的修正自己的取向，不断的变化发展。规范价值即典章制度的变化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在人类历史上大的规范价值的变化可以简单列举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几种形态的变化。理念价值是对于某种既定理想的主观确认和承诺，是存在于超验的形而上领域或内在的心灵习性之中。故理念价值形态最为稳定、变化最为缓慢、持续过程最为长久。比如，我国的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中华文明的根脉依然延续，中国人对仁义礼智信的追求，对天下大同理想的追求一直没有变。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自产生之后，基本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化。

正常情况下，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呈现为良性互动的关系，价值体系就会表现为秩序状态，社会就稳定地发展。在社会出现急剧变迁时，比如发生经济危机进而爆发革命导致政治危机，作为实用价值的经济政策之类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但即使改朝换代，但是作为规范制度的政治制度却不会轻易改变，出现滞后，而作为理念价值的文化却很难改变，如果不能及时纠正三者的关系，社会秩序将会严重破坏，必然出现社会动荡。

人类历史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不同社会和不同代际的人们之间都会有所变化，这就是文化的变迁。现在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面临着古今中外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急剧的社会变革使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峙，体现了文明内的冲突，全面的对外开放带来中外文化的冲突，这是文明间的冲突，同时不同文化之间的扩散和互相融合也在加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面临的新情况。

四、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解析范式

下面我们就以中国为例，尝试用“文化政治经济学”这个框架来分析中国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社会的社会构成及变迁。

1、文化政治经济学对农业社会的解释——中华文明体系的长期稳定阶段

从理念价值层面来看，中华文明是多民族互相交融和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自上古绵延至今，薪火不断，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佛教融入，儒释道并立，再到宋明发展成为理学，但在理念价值层面也基本保持了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大传统，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思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重道义，轻功利的义利思想，“天下大同”“和谐社会”的社会理想，这些也一直是中华民族历代典章制度的精神依托并深刻的规范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在规范价值层面来看，中华文明在政治上非常早熟，自周朝以后，周天子分封建制的封建制度瓦解，由秦始皇统一中国，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车同辙、书同文，使得当时的秦王朝成为全球最早一个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确立了后来中国在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西方发展的遥遥领先。从汉代开始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作为整个社会的正统思想，从汉代的三公九卿再到唐朝的尚书六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远远超越西方。唐代下有科举制度，从民间为政府公开选拔人才，上有尚书省，管理全国行政事务，这两项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唐六典》更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留下的最大最有价值的行政法典，从世界历史论，也是如此。中国的这套政治制度，即使元、清少数民族统治，也未有大的变动。

在实用价值层面，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在秦汉年间就订立了二十四节气，掌握了农时，并且发展出了领先世界的种植技术，农业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我国经济的核心，农业的发展才是国富民强的基础。所以土地也就是最大的资源和财富，中国历史一直存在历史周期律就是在土地兼并和平均地权之间循环往复，政府的任务就是限制土地兼并，维持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国家经济基础。自战国的《管子》一书，就将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流品，国家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汉代开始，盐铁官营，提供民间日常普遍的必需消费品。中国有着繁荣的城市，都是发达的工商业中心，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但是只许其有限度的私家谋利，而剥夺其通过科举考试参政的权力（从规范价值层面），从而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限制在一定程度内，无法产生出资本主义。可见中国自古至今都在提防资本与权力的结盟。

中华民族的这套价值体系从秦开始到清结束，三种价值（文化、政治、经济）一直呈现为良性互动的关系，儒家思想比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基本是小农经济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反映，政府的任务就是限制土地兼并，维持小农经济，重农抑商政策以及耕读文化都是保证这个社会稳定发展的价值理念，彼此之间相互支撑，互为依据，只要不发生大的灾荒，整个社会处于稳定的平衡发展状态。

但三者也并非一成不变，各个层面都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演进，比如理念价值从孔孟到儒释道结合，再发展到宋明理学王阳明心学，政治制度（规范价值）也在不断演化从汉朝的三公九卿十三曹，再到唐朝的尚书六部等等，经济上（实用价值）上也是日益发展，唐代用布帛做货币，宋代已经用钞票，但基本保持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耕读传家之传统。

2、文化政治经济学对近代转型社会的解释——中华文明体系的剧烈动荡阶段

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这种三者平衡持续了上千年，直到清末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打破。工业革命和对外殖民使得他们的物质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西方进入了蒸汽机时代，并迅速超越了中国。

从鸦片战争开始，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随着西学东渐，庙堂上下也发起了“师夷强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很难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即可以在“技”的层面学习，但是要在“道”的层面坚持传统。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而掀起的戊戌变法，不但要求在经济实务上变法，还要求从政体上进行改变，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彻底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也标志着中国延续上千年的规范价值被打破。

重温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首先是由于中国见识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强大，对原先的经济政策（实用价值）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要师夷强技以自强），依然不成功之后，开始要求政治层面（规范价值）也必须做出调整改变，比如“百日维新”，从而引发的一场全面变革。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到底是学习英日的君主立宪还是学习美国的议会共和，都是当时政治上（规范价值）的可能选项。但为何君主立宪和议会共和都未能在中国走通，有着偶然性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就是这两种形式很难和最高层的理念价值保持一致。

马克思主义被“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到中国，中国人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儒家类似，同时还能让国家成功（苏联例子），所以既获得了知识分子的认同也获得了光大工人农民的认同。毛泽东依靠传统儒家观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借鉴旧式农民起义的方法，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创造性的使用马克思列宁的政党理论和创新的组织方式，取得了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的支持，建立了新中国。

3、文化政治经济学对新中国工业社会的解释——中华文明体系的重新调适阶段

（1）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学解释

毛主席带领共产党人在国家政府组织层面重构了中国的规范价值，实现了人民的当家作主，至今我们依然在沿用这套政府组织构架，在实用价值层面，面临一穷二白的局面，采用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也不完全照搬苏联，毛主席强调要向地方分权，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

同时毛主席树立“大寨精神”和“雷锋精神”，以期重塑中国人的灵魂，也凭借着个人权威发动了文化革命，批孔斗私，为全国人民确立赶超英美，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希望从文化层面（理念价值）进行改造，使之与新建立的规范价值（政治制度）和实用价值（经济基础）相适用。毛主席的这些做法都是有着当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不能简单评价，但其打造的政治制度以及追求平等正义的理念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传统。

（2）邓小平时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学解释

邓小平在继承毛主席所打造的政治制度（规范价值）的基础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在实用价值层面对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化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市场经济能够顺利推进，与清末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考和实践，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也与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打倒孔家店分不开，这些思想运动改变了人们深层次的传统思想意识，暂时摆脱了儒家安贫乐道思想的束缚，为全体国民树立了一个共同、集体的追求目标，要打破旧社会，建设新中国。而邓小平又将人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中解放出来，让个人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来改善个人和家庭生活，这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毛主席打倒了孔家店，但是为国民树立了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被毛泽东所否定掉的传统信仰没有恢复，毛泽东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信仰也随之坍塌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无限欲望。

改革开放近40年，我们一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整个社会的关注点都在经济建设，从实用价值层面分析，我们所采用市场经济体系，资本逻辑是其内在要求，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是必然趋势，资本逻辑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发展的后果便是要求对应规范价值层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所以目前很多声音就会要求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而这种要求显然是不容于中国目前最高层的理念价值，所以他们会进而攻击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攻击马克思主义，这极不利于凝聚社会共识，也会阻碍我们的国家社会的向前发展。

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价值体系当中，最低一层的实用价值主要是市场经济、资本逻辑，中间的规范价值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高一层的理念价值在官方是马克思主义，在民间则存在很多杂音，但主要还是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构中华文明体系

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当综合考虑整个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当中，经济政治文化每个价值层面的创新发展，以及三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理念价值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路向和每个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没有统一的理念价值的统领，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层面都将无所适从。目前社会上很多不同思潮的出现，都与价值体系当中三个层面的价值未能实现统一和逻辑自洽有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则是要理顺和重构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形成有机、良性的互动的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这是一个庞杂的工作，限于篇幅，下文只列举部分重点题目，无法展开论述。

1、统一理念价值，彻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中国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赢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化。未来还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只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现了历史的和现实的融合，才是彻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上千年的历史积淀，蕴含在全体人民的血脉之中，幻化在全体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很难被别的文化所替代。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可以凭借其无以伦比的个人魅力在那一代人们当中重建信仰，但是时间太短暂，随着其去世，以及后来的实用价值层面的改变，这种信仰也随之坍塌，很难恢复。在目前阶段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将官方意识形态和民众的精神世界相融合，彻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理念价值层面解决中国人民的精神信仰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并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文化，那就变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吸收、融合、同化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树上来，变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发展。

（2）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可行性

将马克思主义吸收、融合、同化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树上来，变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天方夜谭，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初历史的必然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最接近、最吻合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我们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我们对于“成仁成圣”的追求都是极其接近的。我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都是取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习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也体现了“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古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文化自信，其实正是要在理念层面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价值追求，而其来源有三个，正是其在庆祝我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习主席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

可见习近平讲的文化自信当中，中国传统文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统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建设文化，还是说将革命文化、建设文化内化于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发展，成为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血脉？

但是不论哪种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民族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统一到“中国梦”，统一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重塑中华文明体系的理念价值，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是一种科学可行的态度和方案。

2、在统一的理念价值指导下，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

理念价值和规范价值的关系或者说文化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可以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四个自信”来理解。习近平在2014年两会期间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上一个文化自信。”2015年习近平讲“我们提出了中国梦，它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由此可见，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基础，这种基础性一方面体现在道路、理论、制度的形成发展都离不开文化，都不可避免的要受文化的影响，道路、理论、制度外化与形，而文化则内化于心，没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会丧失精神、智慧和道义的支撑。另一方面还体现在文化认同是人们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属于政治认同，在这些认同中文化认同是最基础、最深层次的认同，其意义在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中国人”这种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是中华儿女的血脉中流淌着的民族文化血液，民族文化是我们的共同基因。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属于政治自信的范畴，即都属于规范价值层面的内容，而文化自信则属于理念价值的范畴。理念价值统领、支配规范价值，如果在最高理念价值层面，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相融合后，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传统文化指导下的规范价值也可以或者说应当被现阶段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借鉴。

（1）完善法治，重视与礼治相结合

钱穆和费孝通等都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人治”社会，而是“礼治”社会。礼治和法治不同的地方是其维持规范的力量不同，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是从外限制人，违法所受惩罚也是有国家权力机关加之于个人。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靠社会传统，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人服礼是主动的，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广大基础社会主要靠儒家传统所规范的乡约民俗治理，由这套价值观来提供秩序。“礼治”是与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相匹配的一套规范价值。

中国现在的状况与传统的农业社会有了极大的变化，随着交通工具、通信手段、支付手段的发展，让中国从一个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变成了一个极具流动性的工商业社会、陌生人社会甚至进化到了信息社会。现代化条件下，必须要靠法治来为全社会提供统一的秩序，维持社会运转。但即使法律再多，也不可能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规定清楚，而且纸面上的法律，如何变成人民生活中的法律，变成人民的自觉遵从，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太大，是百国之国，现在我们用法律、由法院来处理矛盾纠纷，已经不堪其重。所以如何创新我国的司法体系，让全国范围的“法治”与地区范围的乡约民俗的“礼治”相结合，在“法治”和“礼治”中寻得平衡，是我们未来应该思考的方向。

（2）加强吏治，重塑公务员队伍

所有的法律制度，还是要由人来执行，所以钱穆讲“制度和人事，二者不可偏废”，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也必须注重对执“法”者队伍的建设。

不可否认，在中国“学而优则仕”传统的影响下，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员都进了公务员队伍，并且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其中也出现了很多腐败现象，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公务员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另一方面是我国的理念价值层面未统一，诸多官员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被资本腐蚀，迷失了方向，既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也丧失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追求。

①加强监察制度建设

现代化国家赋予了官员很多的权力，要保证权力不乱用，必须一方面用法规约束，另一方面也必须有外部的监察制度，保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对官员的监察制度，汉代为御史丞，唐代有御史台，及至明代有都察院，这都是特设的独立机关。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标志着我国启动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也是汲取了我国传统政治设计中的合理成分，补充运用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案例。

②加强公务员内在修养的提升

中国古代严格上讲属于“士人政府”，士人政府在汉武帝之后就正式确立，政府官员都是取自民间。士人阶层是一群有着特殊教育与特殊理想的群体，中国旧传统所谓士，乃是不从事生产事业的，所谓“士谋于道而不谋于食”，所以国家不允许公务员经商，习近平讲“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

大多出问题的官员都是在工作过程中只注重能力提升（外王），而忽视了道德水平的提升（内圣），所以在公务员队伍的培养上，应当继续借鉴传统政治中的优秀做法，注重内圣外王，继续选贤任能。继续打造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共同理想，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终极追求的官员队伍，也是政治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3、用理念价值和规范价值来要求、指导实用价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我们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有无数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贤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探索，最终我们党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带来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我们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前后各三十年的探索，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些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我党总结出了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确实不得不自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取得过我们这样的成就，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我们所坚持的制度、理论、道路和文化。

同时我们经济的发展也是得益于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国内外的实践也证明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提高劳动效率，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可以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市场经济奉行的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与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自古以来共同富裕的中国梦，还是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冲突，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这都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

如何理顺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及整个民族文化传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也是重构中华文明体系的核心问题。

（1）用理念价值来规范人的实用价值（资本逻辑），将企业家和大众统战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

面对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和血腥侵略，很多商人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公司制度，创办和发展了中国的近代工商业，而且还通过承继中国儒家伦理逐渐形成了以“强国”为核心理念的儒商伦理。近代儒商伦理秉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世界观，以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规范为其内核，以“实业救国”、“实业强国”为追求，将经营工商业视同治家、治国的大事，并不强调金钱利益至上和个人主义的原则，是“商才士魂”的典范。

受意识形态以及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新中国之后对民族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又开始鼓励发展民营工商业。如果说西方的市场经济一方面有资本主义的各项制度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还有基督教的宗教传统进行软约束的话，中国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无法无天”，“无法”是指我们的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并不健全，在很多方面无法可依；“无天”是指受资本逻辑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很多企业家唯利是图、偷税漏税、破坏环境、为富不仁，腐化权力，同时在消费领域出现了追逐、炫耀消费的畸形大众消费文化，整个市场经济没有“天理”、道德的约束。

在“无法无天”的情况下，即既无“法治”又无“礼治”的情况下，国家只能暂时依靠行政力量（权力）来提供秩序，对市场主体进行保护和约束，而行政力量介入市场到底是保护还是腐败，是约束还是侵害，有时很难说清，所以一些公知经常会片面的将其污蔑为“权力之手在市场乱摸”。

虽然我们用三个代表理论解决了企业家入党问题，我国已经从规范价值层面肯定了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仍未解决对企业家的偏见，也大量存在行政权力侵犯企业家权益的事情发生，加之在资本原始积累方面的不规范问题，使得民营企业家还存在普遍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如何对待企业家的问题看似是一个小问题，实则涉及到了前面所述的理念价值层面的统一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统一），规范价值层面的改进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和实践价值层面的操作问题。

“制度和人事，二者不可偏废”，所以一方面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市场主体的权力义务从外部进行界定，加强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让市场主体市场行为有法可依，减少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另一方面事还是由人来做，法也是靠人来定，所以要重视对市场主体的价值引导。在重建理念价值之后，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战企业家、大众以及海外同胞，倡导“商才士魂”，引导中国企业家以“儒商”为追求，建立正确的义利观，自觉履行的社会责任，培养企业家国家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让企业家们在慈善、扶贫、环保等各项公益事业中发挥作用，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党中央国务院在9月8日出台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积极举措。

（2）用政治来界定社会经济，国家通过控制金融的方式来驾驭资本

①金融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20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已经建立起了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和贸易，他们对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封锁和敌对的态度，并且随时可能发动军事侵略，国际社会依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富国强军，就不得不接受资本逻辑，发展市场经济，融入国际体系。

马克思曾经说过：像东方国家这些尚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则是实现这种跨越的绝对前提，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最值得借鉴的“肯定成果”，所以不管是从建国后求生存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目前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来说，发展市场经济都是一条必经之路。

市场经济只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化组织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同样都能够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根据韩毓海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他认为《资本论》第一卷讲资本的生产，主要研究商品，第二卷讲资本的流通，主要研究货币，第三卷讲信用与虚拟经济，主要研究金融。资本生产的场所是工厂，资本流通的场所是市场，信用发生的场所是金融机构。“信用与虚拟经济”支配着资本的生产与流通，金融才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神经中枢”和“大脑”，马克思认为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基础。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不应是关于商品生产的市场经济，而应当是支配着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的金融体制。

②国家必须驾驭资本

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靠的是资本逻辑下的优胜劣汰。资本无所谓道德，它就是一头天生可以自我繁衍追求自我增值的怪兽，资本逻辑就是要求自身增值，必须无限扩张。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再是为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资本增值，生产完全是在为资本增值服务。而当产业资本演化成金融资本之后，资本已经不再进入生产环节，而直接追求资本增值。金融资本是资本运动的最纯粹、最充分和最高级的形式，它集中体现了资本的灵魂和奥妙，即摆脱一切时间和空间、物质和精神、生产和流通和限制，用钱来生钱（马克思讲的货币循环Ｇ—Ｇ′）。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取代了制造业（工业）资本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形式。同时资本也天然的要求集中，资本增值的过程也是一个大资本吞并小资本，是一个财富不断集中的过程。

资本的这些特性显然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社会生产是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相符的。首先人民的美好生活是需要使用价值而非价值来满足，所以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资本应当是创造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而非仅仅是价值增值，也就是说资本必须要进入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创造使用价值，而不能是钱炒钱的空转，资本必须是产业资本而不能是金融资本，不能脱实向虚。其次，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发展成果，而不能是资本集中后的少数人享有发展成果。

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这个矛盾的解决办法就是，必须由国家来驾驭资本，由国家来给资本套上缰绳，驾驭资本这头怪兽。社会主义国家要驾驭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驾驭资本也不是要求资本的所有权都归国家所有，并不是要消灭私有制。相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依然可以按照其本性发挥作用，只不过必须由国家代表人民来控制，确保其形成、分配以及使用都是为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私人服务，要让资本如臂使指，如水灌田，如血润身，服务好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③国家通过控制“金融”来驾驭资本

资本不会一直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它大多数时间是以零散资金的形式存在于每个家庭和企事业单位，是每个家庭和企事业单位的私人财富，是私人产权。分散的居民财富只有通过一定方式聚集起来形成一定规模，足够进行价值增值活动并投入到价值增殖活动中去的时候才叫“资本”。这就像国家的军队，实质是由各个家庭里的适龄青年构成，这些人平时是散落在各地的普通家庭成员、社会成员，当国家要征兵打仗的时候，众多平民身份的“个人”才被组织起来变成大规模的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征战沙场。

征兵的权力只能由国家掌握，才能确保军队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样汇聚资本的权力也只能由国家掌握，才能确保资本是为国家服务。征兵靠的是国家行政权力，而资本的汇聚形成依靠的则是“金融”。金融的本质就是用各种方式将分散小额的资金归集起来，变成大额资金（资本）进行社会投资。金融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配合的制度安排，在小农经济、小手工业经济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金融的，但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金融将是一国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一国最核心的经济权力。

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机构主要是由私人掌握，所以汇聚起来的巨额资本也主要由私人决定其使用，当然巨额资本所带来的巨额收益也由私人享有。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机构应当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所有，汇聚起来的巨额资本也应当为人民使用和服务，带来的收益也理应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允许民营金融机构存在，作为国有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但是必须要将其置于国家的严格监管之下，切不可存在监管盲区，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在金融自由化的思潮下放松金融监管带来的恶果。

可以说金融由谁控制、汇聚起来的资本由谁掌握和使用，带来的收益由谁分享，这才是目前阶段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最根本判断标准。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不仅不应该消灭私有制而且还要保护私有制，但是国家却必须像牢牢抓住对军队的控制权一样牢牢抓住对金融的主导权和控制权，确保军队是人们的军队，金融是人民的金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国的现有财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私人服务。国家拥有强大、高效的金融体系，就像拥有一只强大、高效的部队一样，对内可以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对外可以抵御金融风险，防止国际资本的经济侵略，打赢“货币战争”。

只要牢牢把握住国家通过控制“金融”进而驾驭、利用资本这一关键，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尽情的让资本发挥作用，资本发挥作用越充分，对我们的国家建设越有利，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有利。古代是国家通过控制工商业来保证农业的顺利生产，以此保证经济基础不被瓦解，社会秩序不被冲击。现阶段国家要通过控制金融，来保证其为实体经济服务，以此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只要国家代表人民用好了金融，就可以理顺市场经济与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重构我们的中华文明体系。

4、重新构建我国的金融体系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要理顺市场经济与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间的关系，重构我们的中华文明体系，关键的关键在金融。前期我们国家经济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一直误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进行研究，忽视了金融才是问题的关键，放松了国家对金融的控制，使得金融体系过度商业化过度自由化，形成了独立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金融资本，让资本犹如脱缰怪兽，先是榨干实体经济，而后脱实入虚，制造资本泡沫，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埋下了巨大的金融隐患。所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改革中国之前过度商业化的金融体系，重申国家控制金融，由党领导金融的原则，重新构建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

那么国家应当如何控制金融，如何组建强大高效的金融体系，又如何将组建起来的这支资本部队的兵力用好、用巧?如何才能保证战则必胜，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是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认真研究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研究金融体系的构建以及资本这只部队如何调兵遣将如何高效使用的问题。

（1）金融的三种形态

金融一般来说有两种基本的组织形式，一种是通过银行体系，吸收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将分散在居民手中的财富汇聚，再通过信贷制度分配给资金需求方进行使用。还有一种就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本的归集和分配，资金需求方在资本市场发布资金需求，资金所有方发布投资需求，二者直接进行交易。

除此之外金融还有第三种形式，那就是国家财政，国家通过对居民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征税，将小金额的税收汇集成大额资金，然后通过财政划拨的形式，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传统财政资金的使用，一般是通过行政划拨的方式，进行分配。一国的金融体系一般是由这三种基本形态共同组成。

金融的这三种形态，对应的金融服务实体的最基本的形式也有三种，一种是银行体系下的放贷，即不管贷款方经营情况如何，放贷方都收取事先约定的固定利息。即不管战争胜负，都必须索要本金以及战利品。一种是资本市场的投资，即通过向产业投资共担投资风险，共享收益分成，即一起打仗，胜利了共同分配战利品，失败了，一起承担损失。第三种就是财政支出，通过政府投资或者补贴的方式来建设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不要求增值回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相当于是为了整个战局的胜利，充当工兵、炊事员的后勤保障部队，不需要他们去冲锋杀敌，不需要他们去抢夺战利品。

（2）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是实行以银行体系为主，资本市场为辅的金融体系，目前这个金融体系存在着明显的两个问题，一是整体配置效率不高，二是贷款的形式多，投资的形式少，企业杆杠率高，利息负担较重。

首先，由于前些年银行业过度的商业化改革，使得我国的银行业已经形成了独立于政府和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只关心自身利益，而不再关心社会效益，信贷异化成了银行赚钱的手段，而非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所以近些年银行资金脱实入虚情况严重，我们从这几年银行业的发展就可以看出端倪。国家强调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力度，但是中小企业永远也得不到银行贷款，国家强调要控制向房地产贷款，但是大量银行资金仍然是流向这个领域，国家历来都要严防信贷资金流入股市，但是仍有大量银行资金通过各种形式进入股市，这几年甚至已经允许银行资金通过配资入市。这已经严重干扰货币政策的效率，从而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效果，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资本就是军队，而企业家就是带兵（资本）打仗的军官。在银行体系下，因为有国家信用担保，保本保息，相当于以国家的名义征兵，所以资本可以快速有效的形成，但是却无法有效配置、使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银行在资本的使用上，其实是内部人控制，银行的信贷审批文件不会向社会公开，对贷款主体资本的使用情况也缺乏有效监管，设租寻租情况严重，资本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不高。就像在筛选军官并为之分配兵力的时候，因为内部人控制，并不公开透明，所以很多能征善战的军官得不到兵力，投机取巧纸上谈兵的可能获得大量兵力。

其次，中国的资本市场虽然存在了近三十年，但是一直属于非市场化的运作状态，法制化建设滞后且执行不到位，企业发行股票融资基本还是由权力来进行配置，注册制改革迟迟未能推进，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没有踏入资本市场的机会。资本在这个市场上无法大规模的有效形成，也无法有效配置和使用。就像是哪些军官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绩自由到市场上征兵，还是由权力来决定，能够获得该项权力的军官非常少，虽然这些军官都是被证明是战绩彪炳的常胜将军，经得起市场检验，很少有假冒伪劣，但因为在整个部队构成里微乎其微，所以对战争胜败发挥的作用有限。另外这些军官只要获得自由征兵的权力，其所得兵力都会大大超出其指挥的能力范围，所以兵力配置也不合理。

此外，国家财政资金除去各类政府日常支出和公共服务投资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给予各类企业以各种形式的补贴，但此类资金的分配也是靠行政手段，且缺乏足够的监督，配置、使用效率也不高。即虽然工兵、炊事员不冲锋陷阵，但是他们的配置使用没有效率，也会影响整个战斗的进程。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三种金融形式都无法实现对资本的有效配置和使用，长此以往，将无法支持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无法保证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必须要进行彻底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增加股权融资比重，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3）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方向和步骤

资本的组织权在国家，使用权在企业，整体收益权应该归全体人民。为了充分的利用资本，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必须建立强大高效的金融体系。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和间接融资（银行体系）各有优劣，不能彼此否定，二者在总融资结构中的比重应当由一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发展阶段所决定。我国的直接融资比重一直偏低，且当前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刚刚起步，缺少稳定盈利，更加需要通过直接融资的股权投资进行支持，所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所以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第一步，应当是首先对资本市场进行改革，扩大在资本分配中市场化配置的份额，即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比重。而A股市场因为面临着二级市场估值的压力，很难短时间内有所突破，所以这个重任就历史的必然的要落在新三板身上，新三板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突破口。

新三板通过完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挂牌企业由中介机构负责审计、督导，监管部门负责监管，企业的信息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向社会充分披露，将所有的运作都曝光，而不再像银行信贷那样都是黑箱操作（针对于社会来讲），也不像财政资金那样缺少社会的监督，这都是为了保证劳动对资本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允许能征善战的军官们在资本市场上直接募资征兵，市场根据其以往战绩和未来所要进行的战役决定为其分配多少兵力，并且未来兵力的使用情况都在社会的监督之下，即由市场来判断企业家有无生产组织能力，是否会有效率，由市场来决定谁能够获得资本，并由全社会监督资本的使用，而不是由权力决定也不是由银行的内部人决定，这种方式会极大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推动企业直接挂牌融资的同时，应当积极培育这个市场的另一类主体，那就是创业投资机构。在资本主义国家创投机构也主要是由私人所有，而在我国应当积极发展以国有创投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资机构，以确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国务院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53号）明确支持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保险公司、大学基金等各类机构投资者投资创业企业和创业投资母基金。强化国有创业投资企业对种子期、初创期等创业企业的支持，鼓励国有创业投资企业追求长期收益。目前新三板流动性不足，很大原因是因为国有创投的缺位造成的。

我说过目前的资本市场是稳住存量（A股市场）做大增量（新三板市场）的双轨制改革，当双轨制改革完成并轨，整个资本市场变成真正的市场化、法制化的市场之后，我们就可以启动金融体系的第二步改革，即银行与资本市场衔接的混业经营模式。

银行体系的优势在于汇聚资本，但因为过度的商业化改革已经有了其自身的独自利益，且只能通过贷款的形式使用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所以银行改革的方向应当是重新明确银行的国家属性，明确党对银行的领导，杜绝内部人控制，将信贷的审批公开化，同时允许其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股权投资。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银行在汇聚资本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又可以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的效率优势，二者结合，投贷联动，才是强大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

除此之外，还应当创新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式，其方向就是目前国家正在推行的母基金模式，将用行政手段进行的财政补贴转化为用市场化的基金形式对企业进行投资，增加使用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而新三板为这些基金提供了非常好的标的池。

要想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走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怪圈，关键是处理好政府、金融和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而金融就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金融问题，则不管土地、劳动力、商品市场如何市场化，也无法解决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当整个社会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高效的将资本分配到实体经济中去，并能够很好的监督企业家对资本的使用情况的时候，我想政府权力也就可以自然而然的退出这些领域，所谓的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问题也就解决了。

同时，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国家通过金融驾驭资本的原则，就可以防范和化解近些年我国金融自由化所累积的金融风险，同时也能够充分应对国际金融资本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

所以我们研究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问题应当是研究金融资本的运行规律，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金融和实体经济三者的关系，这才是主要矛盾。与之相比，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国企和民企的关系问题，分配问题这也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属于从属的位置，是次要矛盾。

六、总结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通过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深刻的剖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但受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西方国家取得成功，未能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障碍，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仅限于以英国为例，分析西方国家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变迁的过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和根本矛盾，并未深入分析具有不同传统文化的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不同道路选择，以及可能会遇到的文化理念方面的阻力和影响。比如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为主的前现代国家，能否向现代化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对政治经济有何影响？是否需要将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或者伊斯兰化？

时代是思想之源，实践是理论之母，时代发展到今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的观察样板，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带领一批东欧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却在上世纪90年代遭遇失败。中国通过前后三十年的探索，成功实现了从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正在跨越马克思晚年所说的“卡夫丁”峡谷。研究总结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我们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能够取得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最根本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本文所提出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就是在习近平提出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的指引下，在深入分析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来的。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加入了文化的维度，即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基础上，再加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文化政治经济学依然遵循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认为新的社会实践可以改造和补充社会传统文化，同时传统文化对新的社会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传统具有很强的历史惯性，任何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经济、政治政策的选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当时当地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约束，这些经济或者政治政策只有在符合整个群体价值观的时候，才能够顺利推进，否则，将会遇到极大的阻力，有些可能不得不半途而废。同时，新的社会实践一旦推进，就必然会形成与其适应的新文化，将会对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改变，使传统文化得以演变和更新。所以在制定一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政策的时候，必须加入对该国传统文化的分析，重视传统、研究传统，从整个文明体系的框架内，将一国传统文化与该国政治经济创造性结合，将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整合成和谐统一、逻辑自洽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才能够算是改革真正成功。

此外，本文也重点论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应该是金融，而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国家控制金融的手段来驾驭资本，国家控制金融的手段一方面是金融机构的主体必须是国家所有，另一方是必须加强国家对金融行业的严格监管，金融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使命。把握好了国家通过控制金融来驾驭资本这一关键环节，就可以理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逻辑关系，就可以解释和回答各种社会现象，就可以更好的指导我们的政治经济建设，从而就可以理顺和构建新的中华文明体系。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加入文化的维度，可以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更加全面和综合，在指导各国社会实践转型方面更有针对性也更具指导性。当然，将文化维度加入政治经济学，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二维变成三维，且文化自身又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国内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区分、冲突以及融合，这些因素再与政治、经济相结合，无疑将会构成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限于篇幅，在此只能是将最基本与最核心的问题进行阐述，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在今后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另外，社会实践在不断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经济学也应当不断的发展创新，才能更好的解释社会解释现实。比如当前社会已经演进到了信息社会，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互联网经济日益崛起，如何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和指导互联网经济甚至互联网社会的发展，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急需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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