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的话语权之争

张可亮 著 · 《新三板改变中国》第五章 · 书稿定稿 · 2017 年 11 月

一、年高不忘忧国，位卑权当胡说

“经济学家圈”公众号在8月12号刊发了晏智杰教授的一篇最新文章《应当警惕计划经济思维的回潮》，文章思路清晰，指出了现象，搬出了理论，开出了药方，截至目前获得了近9万的阅读量。据介绍晏教授师从陈岱孙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桃李遍天下，从总理到部长到校长都有他的学生，确属于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老先生年高不忘忧国，78岁高龄，仍然对经济学界的发展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出来发声，批判目前存在的计划经济回潮现象，其拳拳之心令人敬佩。

本人不才，也是这么想的，这些年因为从事投行工作，一直保持着对于时政的观察和理论的学习，写过中国能否超越计划和市场的文章，看了晏教授的文章后，还想再表达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位卑而言高，罪也”，权当我是胡说吧。

二、经济正在换挡，争论日趋白热

理论的争论还是源于社会现实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主要目标以及成绩就是建立起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很自然的，在理论指导上开始采纳借鉴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尤其是中后期，由于各种原因，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虽未能“登堂入室”，但却在高校、市场和媒体舆论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没有人敢去质疑，或者说即使有质疑，也无法形成影响力。

那为什么现在开始有争论了？而且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呢？我想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争论的国内背景是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部分人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满足温饱，安居乐业，但也积累了很多的矛盾，比如房地产恶性发展，环境恶化，贫富差距过大等等，人们在脱贫之后，开始注重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对社会各方对经济政策产生质疑，开始反思。

第二，国际背景是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持续衰落，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趋势抬头，而中国在不断崛起，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甚至是开始引导全球化的走向。两相对比，“华盛顿共识”遭受广泛的失败和质疑，“北京共识”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吸引力。我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建立起来了的“四个自信”，要想让“四个自信”真正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自信，需要一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谁是谁非，已然到了需要理清的时候了。

第三，互联网在中国迅猛发展，在很多领域已经取得全球领先优势，使得很多传统经济学理论在互联网领域失效。实践在创新，技术在进步，理论和制度也应当创新，这是制度经济学中技术突破导致制度变迁，或者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有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基本原理。新经济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来指导，需要新的经济制度来适应。

当然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换挡期，需要寻找新动能，寻找新的发展模式，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向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需要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和引领。

在这个风口浪尖，马云同志不失时宜抛出了“计划经济”的火苗，把暗流涌动的经济学界直接点燃。就像晏教授讲的“在中国经济理论界，一贯坚持计划经济观点，从不认可市场经济改革者，大有人在，这不足为奇。但是，如果发出此类高论者是市场经济弄潮儿甚至是最大获益者，就不免令人大感意外了。”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已经被压制，被边缘化，他们的观点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眼里“不足为奇（不足为患）”，市场、媒体早已经臣服在“市场派”的石榴裙下，他们牢牢的把控了话语权。但此次在经济实践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代表人物马云也开始重提“计划”，他们不敢掉以轻心，因为马云的社会影响力太大了，所以从吴敬琏到刘胜军到陈志武到钱颖一到张维迎，再到晏教授，轮番上阵，对马云进行批判，真是给足了马云面子。

但马云是成就卓著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们对马云做理论批评，犹如攻击水中月雾中花，就是秀才在一本正经的跟大兵讲道理，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不懂这个道理么？他们当然明白。他们早就觉察到了他们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逐渐式微，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觉察到了中央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开始转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被正名，被重新启用，但又不好直接批评党中央政策，同时他们又找不到一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来批判（因为压制太久），所以只能拿马云说事。以“新自由主义”为宗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似在批评马云，实则是在“隔空喊话”，在捍卫自己二三十年以来打下的江山，捍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界的统治地位，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话语权。

三、有理不在年高，重在兼容并蓄

1、对“三去一降一补”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批评

很多学者针对当前实施“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比如去产能变成了去产量，又如债转股变成了拉郎配，再如批评产业引导基金忽视产业和市场规律等等。这些确实是能够看到的现象，透过这些现象，经济学家们主要是想批评一些部门（国家部委）以及地方政府未能按照市场化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反而在用一些违背市场规律的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运行。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我国经济存在的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大、债务高企这三方面问题，提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应该说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对于每一项任务目标应当如何实施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和要求，比如在去产能方面，中央要求“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在降杠杆方面，在设立产业基金方面中央都有明确要求，核心要求就是要根据市场化原则推进。

当然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偏差，急躁冒进，滥用行政手段等等，我们不否认，这是需要批评，需要引起重视，并力求克服和解决的，如果经济学家们是在提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欢迎，但很多人显然志不在此，我们接着往下看。

2、对做大做强国企，对党领导经济的批评

自由派经济学家们进一步讲“计划经济思维回潮，还有更值得注意也更令人担心的各种表现。”比如对于国企改革的不同声音，又如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再不断加强，再如计划经济思维在经济理论界有所抬头。很显然，这是在步步深入，从批评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上升到对整个政策的批判和否定，进而对出台政策背后的理论进行彻底批判和清算，不留任何余地。因为只要理论不倒，即使这个政策作废，也还会有下一个政策出台，所以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是要批到根子上。

（1）对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企的批评，是继续为私有化铺路

自由派批评说“大型垄断性国企的市场化改制还未见实质性推进来，说至今仍然有人将国企实施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革等同于私有化”，这显然是在罔顾事实，混淆视听。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等我们能够想到的这些大型央企，不但早已经实施了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革，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上市公司，与民营企业一样接受交易所的监管，信息公开披露，何谈市场化改制未见实质性推进？另外明明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一直在鼓吹国企私有化，为何又否认他们推动国企改制的真实目的就是想要推动国企私有化？百度一下“张维迎 国企私有化”有31200条结果，百度“陈志武 国企私有化”有12600条结果。

国企改革的问题，我之前就在《新三板，中国资本市场的双轨制改革》中论述过，“国有企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是政治问题，自汉代的《盐铁论》以来，我们对国企的重要功能已经形成了共识，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一直传承至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制度安排。当然毋庸讳言，目前我国的国企经营，内部存在很多弊端，占有大量的矿产资源、人力资源以及资金资源，但是运转效率却不高。同时也存在挤压、侵占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的情况，在很多诸如钢铁、水泥等非垄断性领域，与民争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过剩产能，国企大规模的存在于竞争性行业，生产效率不如民企，不断亏损，却又很难淘汰，这是导致行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我们应当坚定的推进国企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向绝不是私有化。

（2）对党加强经济工作的领导的批评，是故意曲解政策

很多自由派经济学家对于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就是强化了计划经济，会导致政企不分。这显然是对党加强对经济发展领导作用的肤浅、片面和错误的认识，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在希望晏教授能够认真学习一下中央文件，不要曲解政策，不要误导读者。关于这方面的表述大家可以读一下《栗战书：加强党对经济发展领导 须坚持党总揽全局》。

3、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完全是门派之争

有自由派经济学家竟然讲“近来学界出现了全盘否定市场经济，进而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声音；与此同时，在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名义下，又出现了不加分析地、盲目地全盘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继续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中国近一二十年的现状明明是西经全面否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全盘接受西方政治经济学。高校教学里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排课比例严重失衡，绝大多数经济学博士点和硕生点的招生考试中，“西方经济学”所占考分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有的达到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在职称评定，论文发表方面，西方经济学专业的更是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压倒性优势，国内一些经济学专业“核心期刊”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主要选文标准，少数期刊甚至规定无模型或计量分析的论文不予刊登。

现阶段，出现反思过渡自由主义西方经济学，发展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势头，都不被允许，并冠以“左”的帽子，犹如恶人告状，颠倒黑白。

自由派学者说“有人认为经济发展顺利时，应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以求取得更高效率，但在经济下行或者经济困难时，则应加强政府作用，以保持大局稳定。我以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说法，它完全无视这样一条教训：长期来说，是效率决定一切，而不是稳定决定一切，没有效率，何来稳定？”

“长期来说，效率决定一切”，没错。凯恩斯说：“In the long run, we will all die”。从他们对效率与稳定之关系的表述，显示出了其不懂政治的局限性，在西方经济学的乌托邦里呆的太久了，完全不看一眼现实世界。

我们建国后通过抗美援朝，对印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才换来了30年和平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这期间也并不太平，大使馆被炸，钓鱼岛争端，朝核危机，南海危机，三独势力猖獗，我们只能“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不出头”，全靠我党用各种方式化解、硬撑。哪有教授一句“长期来说”那么轻巧，哪有那么多的理所应当。目前中国正处于崛起前夜，国际政治、军事环境错综复杂，贸易战、汇率战此起彼伏，时间虽然站在我们这边，但是时间真的不多了……

4、对供给侧改革的批评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列举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结构性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尙不到位，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仍然在于两种体制的矛盾，因此应当着力于推进和深化市场化体制改革，同时，在解决上述去产能等任务时，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和途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的，而对体制性问题则尽量予以淡化或弱化，与此相应，则主张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去解决产能过剩之类问题。”

他们当然是持第一种观点，然后假设了第二种观点，作为靶子来批判，让读者误以为有人用供给侧改革来替代体制改革，甚至是反对体制改革。但是支持供给侧改革的人或者说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或者说中央是这样做的么？我不认为。

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是当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五年一次）做出的重要决议，供给侧改革是2015年底中央全国工作会议（每年一次）上针对中国经济的最新情况，做出的阶段性任务部署。深化体制改革和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总体与局部的关系，是一个长期坚持的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的关系，一个治本一个治标的关系，不应当像简单对立。自由派们所提到的体制改革，都可以在《决议》里找到安排部署，并且并没有停滞。所以希望自由派经济学家们不要揪着改革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偏差，从而全面否定供给侧改革，也不要误会国家会用供给侧改革这个阶段性的改革目标来替换全面的深化体制改革。当然我们也必须对晏教授讲到的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不能让好的政策因为执行不到位，而走到了它的反面。

全面深化改革三年来，“四梁八柱”主体框架基本确立。2014年，中央深改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台370个改革方案。2015年，中央深改组确定的101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台415个改革方案。2016年，中央深改组确定的97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台419个改革方案。2017年上半年，中央深改组已审议60多个重点改革文件。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习总书记已亲自主持召开了36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共审议、通过重点改革文件340多个。

四、上帝和凯撒归位，市场与政府言和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之后，资产阶级将“市场”封神，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犹如上帝和凯撒的战争，上帝的敌人是凯撒，市场的敌人就是国家主权就是各国政府。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在全球扩展市场的过程，犹如推行一场宗教战争，硝烟弥漫，旷日持久。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俨然是上帝的子民，接受“上帝的旨意”，向自己的国家开战，为西方的市场铺路。妖魔化政府，妖魔化国企，将政府与市场对立，将国企与民企对立，这是老套路，毫无新意。

所谓批判就是要澄清前提、划清界限，我们要批判市场和政府，就首先要澄清市场到底是什么？市场是不是神，是不是万能的上帝？如果是神，那么原教旨主义者是信奉一神论还是多神论？是只能有一种西方设定的市场形态还是允许有多种不同的市场形态？如果市场不是神，不是万能的，那么市场应不应该有边界？边界又应该在哪里？这些边界需不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关于这些，“市场神”的子民反问过么？哦，当然，上帝的子民只需要信仰，不允许反问。

扯远了，我们说人话。

我认为首先，市场和政府并非水火不容，需要相互依存，相互肯定，握手言和。我们认为我党通过建国后的伟大探索和实践，已经建立起来的四个自信，不光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能够勇敢的接受市场，而且目前已经超越了“市场”和“计划”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之争，要想实现中国梦，就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市场和政府需要握手言和，各自归位，携手前行。经济学家要做的是找出二者的边界，划定各自的辖区，并且根据实践的不断发展，来研究要不要重新调整二者的边界。也就是说如果要争鸣，也应该在就是否承认二者都有存在的必要？是否应当设定二者的边界?以及如果设，边界应该设在那的问题进行争鸣。

其次，我们要承认我们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到目前为止都不完美，历史并未终结。我国目前的市场和政府两者也不完美，存在很多缺陷，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去建设、去完善。一方面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的归市场，这其中最重要的并非是国企改革，而是金融体系改革。另一方面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让政府的归政府，这其中最关键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

为什么说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并不是国企改革而是金融体系改革，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做过多次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言。在此，简单说一下让政府的归政府，为什么最关键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不能大跃进，同样一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也不能大跃进，我们国家1949年建国以来，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需要积极完善。反腐只是治标，提高各级政府官员的执政能力才是治本。只有各级官员的执政能力提高了，在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中才不会走样，才不会出现大家所批评的将中央要求通过市场化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执行成用行政力量简单粗暴的去产量。

写于8月13日成于8月20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