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经济学(文明结构论) Civilization Structure Theory · 张可亮

重新认识金融:“工具”和“关系”的波粒二象性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浙江 · 2025-10-25 13:16

“科技-产业-金融”这个三角循环,是当前政策文件和财经分析中高频出现的词汇。大家普遍的理解是:以金融活水滋养科技创新,以创新成果驱动产业升级,以坚实的产业根基反哺金融稳定,三者螺旋上升,避免脱实向虚。

这个理解没错,但它只描述了现象,停留在“术”的层面。今天,我想和大家从“道”的层面,也就是从我长期研究和倡导的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穿透这个三角循环,揭示其底层逻辑——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历久弥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其中,科技与产业共同构成了“生产力”的范畴,而金融,其本质正是“生产关系”的核心构件。

当然我也想借此机会,从这个角度再次阐述我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点理论创新:金融体系的本质是生产关系。

一、重新认识金融:“工具”和“关系”的波粒二象性****

在主流经济学里,金融常常被描述为配置资源的“工具”或“经济的血脉”。这个比喻很形象,但也掩盖了其本质。血脉流淌在什么样的身体里?这个身体的社会结构是什么?工具被谁掌握?又为谁服务?

“金融”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高频词汇,但是在提到“金融”的时候,这个词具体指代的是什么,其实是含混的,或者我们一直在混用。

简单来说,我们在提到“金融”的时候,有时候是指具体的金融服务活动,比如银行借贷的行为,比如股权证券投资的行为,都是金融活动,这时候的金融可以被定义为是高端服务业,服务于那自然是生产力的范畴。但还有些时候我们提到的金融,是指的整个金融体系,比如“建设金融强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时候的金融,则是生产关系的范畴,即一国金融体系的构建本质是该国最核心的生产关系。

所以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一套关于社会财富(剩余价值)如何分配、支配和流转的社会关系与制度安排。 它决定了资本如何产生、归谁所有、由谁决策、风险由谁承担、利润如何分享。这套规则,深刻地塑造了企业家、投资者、劳动者乃至整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结构。

金融绝非中性。

金融具有波粒二象性,在具体金融活动中它是生产力,在整体金融制度安排上,它又是生产关系。

它内嵌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是特定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立刻明白,为什么金融改革如此之难——因为它触动的是最根本的权力和利益格局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自己的金融理论,都是学习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金融理论,都是将金融当做高端现代服务业来对待,从而忽视了其本质属性和重要作用,走了太多弯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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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不符,仅供参考)

二、历史的见证:生产力革命如何“决定”金融生产关系变革

我的这个观点,并非书斋里的空想和纸面的逻辑推理,而是被人类发展历史所反复证明的:每一次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都必然会“呼唤”并最终“塑造”出与之匹配的金融生产关系。下面我们就以历次工业革命的过程回顾,对这一理论进行一次历史的考察。

1、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时代)与英国乡村银行

当瓦特改良蒸汽机这一崭新科技出现,催生出无数中小型工厂(新产业)时,英国传统的贵族窖藏资本和大型商业银行无法满足大量中小实业家分散、灵活的融资需求。于是,乡村银行这种贴近本地、服务实业的新生产关系破土而出,它在地化地吸收储蓄,服务于本地的纺织、冶铁等新兴产业,完美适配了机械化初期生产力分散化、本地化的特征。有力地支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展开。

2、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时代)与德国全能银行

进入电气化和重化工时代,兴建铁路、钢铁厂、化工厂需要巨大的长期的资本投入。英国的分散式银行体系已力不从心。德国抓住了机遇,创造了全能银行 模式。它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信托业务于一身,深度介入企业的长期规划和治理。这是一种更紧密、更深刻的产融结合型生产关系,有效地将社会资本导向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成功地适配并推动了资本密集型生产力的发展,支撑了德国生产力的第二次跨越。

3、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时代)与美国风险投资

到了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硅谷的半导体、个人电脑、互联网公司,呈现出高风险、高潜力、轻资产的特征,让传统银行信贷逻辑完全失效。怎么办?生产力在等待它的“专属合伙人”。于是,风险投资(VC 这套全新的金融生产关系登上了历史舞台。它以承担高风险换取高比例股权,通过“募、投、管、退”的闭环,不仅提供资金,更导入管理、市场和战略资源,重塑了创新企业的组织形态、治理结构、激励模式和成长路径。没有VC这种生产关系的革命,就没有信息生产力如此迅猛的释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它清晰地告诉我们:是科技和产业所代表的新“生产力”,不断地对旧的金融“生产关系”提出革命性的要求,并最终迫使金融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而新的金融形态一旦确立,便成为推动该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催化剂。

现在世界正在进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的应用、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生产力的巨大变革,也必将要求与之适用和匹配的金融体系,我们又当如何构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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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角循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当代辩证

现在,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科技-产业-金融”这个三角循环上,我们可以将其清晰地解码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循环”。

1科技产业是生产力的自我革新:从实验室的科技成果,到规模化、市场化的产业应用,这是生产力内涵式的质变与量的扩张。

2产业金融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新兴产业(新生产力)的崛起,因其风险收益特征、资金需求模式的不同,会向既有的金融体系(生产关系)提出变革要求。例如,数字经济呼唤数字金融。

3金融科技/产业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反作用:适应性的金融体系(如北交所、产投基金、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通过优化资本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激励企业家精神,极大地加速了科技创新和产业迭代。反之,僵化的金融体系则会成为“普罗克鲁斯特斯之床”,扼杀创新活力。

4、循环的闭环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稳固:产业升级成功所创造的巨大实体经济价值,为金融体系提供了优质资产和利润来源,夯实了金融稳定的根基,完成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至此,一个良性的、相互促进的闭环得以形成。

这个“三角循环”之所以有时顺畅、有时阻塞,根本症结就在于金融这个生产关系环节,是否与科技-产业这个生产力环节相匹配。我们今天谈论的“金融空转”、“脱实向虚”,其本质就是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基础,发生了异化

此次四中全会之后,我看金融监管总局明确提出要持续提升经济金融适配性。这个不就是要求金融体系这个生产关系要适应当前经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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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理论正确,才能成功实践

“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这一理论透镜,使我们得以穿透“科技-产业-金融”这一现代话语的表象,直抵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核。这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理论溯源,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它告诉我们,构建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绝不能仅仅在技术层面发力,必须同步推进金融这一关键生产关系的深度变革。我们必须有勇气和智慧,去推动金融这一深层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革,我们需要设计的,不是简单的融资渠道,而是一套能够激发人的创造性、适配新生产力特征、并能公正分享发展成果的社会关系与制度安排。

唯有从“生产关系”的高度去认识和重塑我们的金融体系,才能真正驾驭好“科技-产业-金融”三角循环的本质规律,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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