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4-08-22 20:07

邓小平同志1997年去世，未能等到香港回归，未能走实现到回归后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

我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享受了改革红利，时光如梭，岁月如箭，如今改革开放也进入了不惑之年，也有必要做个全面的回顾与总结。

从1980年到2012年，这30多年可以说都是沿着邓小平规划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一路走过来的。

如何客观的评价这段历史，如何从正反另方面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走好后面的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无论我们如何界定市场经济，是把市场经济看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基本形式，还是把它看成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都必须承认，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机制，又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代表着一种社会机制，其内在的文化机制渗透到社会的一切活动领域和运行机制之中。

——衣俊卿

01

邓小平的继承与转向

首先，在理念价值层面，邓小平并不像毛泽东那样重视文化思想的改造，所以首先停止了毛泽东时代在理念价值方面的所做的探索，虽然之后也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有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事实上，之后整个中国的工作重心几乎都放在物质建设。

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他曾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1]

其次，在规范价值方面，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了“去意识形态化”的策略，尽管没有全面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但也没有花力气重建意识形态，对一些重大意识形态问题采取了“不争论”的做法。一方面中国要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就必须修改之前维护解释计划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因为规范价值对实用价值是有指导和制约作用的，但是在当时无法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和回答，难以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上做到逻辑自恰；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要融入西方社会为主的世界经济体系，就要注意减少两种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避免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影响经济方面的合作，于是就采取了“不争论”的做法，暂时解除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和阻碍，集中全力发展经济。

“鉴于当时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过强，有效制约着改革开放的局面，领导层强调的是思想解放，不能让僵化的意识形态来指导现实和实践，同时用新的实践来修正意识形态教条。不那么强调意识形态建设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之后，鉴于意识形态教条所造成的贫穷社会主义已经很难为执政党提供充分的合法性基础，领导层就转向了通过发展经济来追求合法性。在当时来说，用经济发展来取代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是大势所趋。”[2]

之后，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在1992年南巡谈话的时候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根据这一标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正面回应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并终结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党的十四大上，从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自此之后邓小平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指导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对意识形态中对应经济发展的部分内容，即规范价值对实用价值制约的部分内容作了调整修改，而对于意识形态当中关于政治发展的部分，不但未做大的改动，还突出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

第三，实用价值层面，因为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替代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计划经济，这就无法继续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所以一方面就开始大量引进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实用价值方面与西方接轨，另一方面也在建立发展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经济理论，并寻求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融合，取长补短，打破之前在经济领域与资本主义泾渭分明的经济发展方式，比如市场经济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等等，开始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发展市场经济的探索。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农村从集体经营到开始包产到户，城市开始鼓励发展个体户、支持民营经济，国有企业也走上了改革之路，一直到政府的抓大放小、国企职工下岗再就业达到了高潮。之后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现实需求，市场经济改革蔓延到了社会领域，医疗、教育、住房先后市场化和货币化，成为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

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也经历了几次变更，最开始的提法是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为补充，到党的十五大上放弃“补充”一词，改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代领导集体的努力下，我们国家通过不断地实践和理论探索，逐渐发展出了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和奋斗目标。

02

被长期忽视的成功前提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我党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很多人以此为由对这三十年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还嫌不够，为了更加凸显这三十年的成就，还要去竭力的抹黑或者抹掉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成就，在社会上形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相对顺利，相对成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前三十年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打下的坚实基础。

首先从思想领域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市场经济能够顺利推进，与清末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考和实践，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也与教员发动的文化革命，打倒孔家店分不开，这些思想运动改变了人们深层次的传统思想意识，暂时摆脱了儒家安贫乐道、阶级尊卑思想的束缚，为全体国民树立了一个共同、集体的追求目标，要打破旧社会，建设新中国。而邓小平又将人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没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阶级压迫的情况下，在同一起跑线上，重新让个人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来改善个人和家庭生活，这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如果没有毛主席打倒了孔家店，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要学而优则仕，依然要么居庙堂之高，要么处江湖之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但是通过前三十年的探索，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专家，都撸起袖子，都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线，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在革命中得到了启蒙，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是毛泽东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由“内圣”开出了“外王”。在此基础之上，知识分子读书人的“义利观”发生改变，邓小平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就不再有“士农工商”的尊卑排序，不再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阻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了旗帜，甚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充满拜金主义的口号也被人们所轻易接受。

毛泽东通过共产主义信仰来激发人民的工作热情，邓小平通过最原始的物质刺激来激发人民的工作热情，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对此习以为常。可是试想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毛泽东的打倒孔家店，邓小平通过物质刺激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能否如此顺利，能否如此成功？我想未必。在第二章介绍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建立，也经过了漫长的过程，首先必须要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这几个思想解放的环节，改造基督教传统的理念价值，变迁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思想意识，才会有后续的工业革命、经济发展，以及最终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必须改造上千年传统社会的文化理念，让各个阶层经历思想解放才有可能谈后面实用价值和规范价值的变迁和改造。所以那些认为今日之中国，完全归功于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完全没有历史的眼光，如井蛙谈天、如夏虫语冰，极其幼稚可笑。

其次从政治领域来说，我们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真正的独立自主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建设能够顺利推进的政治保证。朝鲜战争、印度自卫反击战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军事挑衅，两弹一星挫败了帝国主义的核讹诈。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第1976次全体会议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告》，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美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了100多个，到1973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挫败了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美国也在1979年与中国正式建交，这都为今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极好的国际环境。没有政治上、军事上的独立自主，再好的发展机遇也会被剥夺，再好的经济成果也会被强占，这已经一再的被古今中外的历史和事实所证明，在此不再赘言。

最后从经济领域来讲，二战以后我们和很多东欧国家一样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东欧诸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工业基础都优于我们，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甘阳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里问道“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得下去？这个看法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哪一样不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当然都比中国当时高得多：到1978年前后，中国所有的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毕业，11年高中还没有毕业，高中毕业要12年，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那时比较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生活水准就更不用讲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高得多，80年代时中国人一般家里都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汽车了，但是苏联、东欧那时候电器汽车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了。尤其是，前苏联东欧没有搞中国式的大跃进，没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远比中国更早放弃阶级斗争而转向了经济建设，他们也远比当时的中国政治上更开放，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凭什么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甘阳随后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释，他引用了两位美国学者所做的研究来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个学者是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我们已经在上一部分引用介绍过他的观点。另一位美国学者中文名字叫谢淑丽（Susan Shirk），她既不是左派，也不是亲中派，而是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并在1993年出版。甘阳在他的文章中总结了谢淑丽的如下观点：

“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实际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的“大跃进”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地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

谢淑丽认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地方分权”的道路，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当然都是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毛泽东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上面我们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建国后前三十年，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启蒙、政治保障和经济基础，这是改革开放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讲话中说的那样：“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03

被“不争论”掩盖的深层矛盾

中国自从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之始，决定在社会主义国家嫁接、试验市场经济的那一刻起，就选择了面对内外两个必然要面对的矛盾，这就是我在《新三板改变中国》一书中讲过的：

“国际上，我们选择融入西方国家所构建起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既合作又斗争，而且要斗而不破，小心谨慎的掌握平衡。西方社会一方面需要中国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又对红色中国的快速崛起，心存疑虑，对我们进行反倾销、高新技术封锁，碳排放谈判，操纵大宗商品价格，操纵汇率等种种手段进行限制，妄图将中国打压在低端制造供应者的角色。

在国内，我们一直面临着资本逻辑（资产阶级法权）的困扰，虽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帽子，但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实践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书本上的理论，面对姓资姓社问题的讨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无法自圆其说。

面对这个矛盾，小平同志定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大方略之后，国际上讲“韬光养晦”“不出头”，国内讲“黑猫白猫”“不争论”。

在与嗜血如命的资本共舞的这三十年里，虽然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消灭了四亿人的贫穷，让十三亿人大部分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各路资本无时无刻不在腐化、圈养权力，扩大着它们在这个社会的主导权，从田间地头到车间厂房，从医院高校再到媒体网站，无数的职业、官员臣服于资本，得罪于百姓，国际资本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同时也把血汗工厂转移到中国，将污染转移给中国，将劳资矛盾转移到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环境污染越来越多。

面对这些问题，社会思潮开始撕裂。有人归罪于改革开放，开始怀念碧水蓝天、人人平等的毛泽东时代，有人归罪于改革的不彻底，要求政治改革，全盘西化。大部分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的理解，献言献策，提出自己善意的批评，但也有西方社会饲养的公知利用这些问题，将全部的责任都归罪于党，肆无忌惮的对党和政府进行各种攻击。其发展的后果便是要求对应规范价值层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所以目前很多声音就会要求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而这种要求显然是不容于中国目前最高层的理念价值，所以他们会进而攻击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攻击马克思主义。面对这些攻击，我们党如果仍然延续“不争论”的态度，姑息养奸，或者简单粗暴的“禁言”、“删帖”，都是将自己置于非常被动的位置，极不利于凝聚社会共识，也会阻碍我们的国家社会的向前发展。”[1]

这两个矛盾在实践上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在理论上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国际上，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最浅层的是国际贸易、金融等利益的冲突，比如贸易战，看似是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但实则只是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反映。更深一层还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当然社会制度背后是东西方之间文明最深层次的分歧，这个在前文中分别对东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做过分析，就不再展开。

在国内，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融合问题，这个问题经常被简化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但实际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只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匹配融合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既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更是一种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既需要与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的上层建筑相适应，也需要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相匹配，还需要与中华民族最高层的理念价值相融合。

改革开放近40年，我们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一直在不断地学习西方，进行体制改革。前面讲过市场经济既是一套运行机制，也是一套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配套的实用价值体系，我们要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就需要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而市场经济理论又是与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相配套，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人性理念和终极关怀相配套的。我们接受了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下一步就不得不去接受与其融合在一起甚至是作为其前提的西方的规范价值（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理念价值（西方基督教文明）。

对于这点，衣俊卿在《文化哲学十五讲》中，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层面所带来的冲突做过类似表述，虽然他的结论是要接受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去破除或改变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或社会传统文化，这显然是我反对的方向，但是从中却不难看出经济机制和意识形态及文化传统的密切关系：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绝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全方位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引起整个社会运行体制的理性化和民主化进程，尤其是促动社会的最深层的变化及传统文化模式的失范，引起新旧文化模式和中外文化精神的冲突。

……

无论我们如何界定市场经济，是把市场经济看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基本形式，还是把它看成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都必须承认，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机制，又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代表着一种社会机制，其内在的文化机制渗透到社会的一切活动领域和运行机制之中。因此，现代市场经济的确立有着十分明确的文化逻辑，它必然要求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理性的、契约的、主体的、创造性的文化机理和文化模式，自然也就会对前现代的传统社会自在的、经验性的、人情化的文化模式构成根本性的冲击。换言之，现代市场经济的全方位的确立，必然以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前现代的文化图式之破除或改变为前提。”[2]

举个简单的例子，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这脱胎于西方社会对人性的根本认知，是近乎于不证自明的真理。理性经济人就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是必然趋势，也是被讴歌和赞扬的。所以迷信西方经济学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代理链条过长，企业管理层没有动力把企业经营好，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原则。国企当中的劳动者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享受着住房医疗等福利，免受失业的恐惧，但用西方经济学来看，劳动者是理性经济人，就会钻制度的空子，搭便车，从而影响企业效率。所以国企必须要私有化，员工必须要雇佣制。按照这些进行改革之后，原先具有主人翁意识的劳动者，就被迫转化成理性经济人，被迫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学雷锋讲诚信变成了二傻子，坑蒙拐骗反而成为了可以吹嘘的能力，这也就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社会道德滑坡导致各种违法违规事件层出不穷，西方学者开出的药方就是要加强法治建设，用完善的法制严酷的刑法来惩治这些违法违规的人。但是立法成本极高，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礼治”社会，人情社会，所以在法治建设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除了让基层法院不堪重负，增加了大量的司法腐败，老百姓对所谓的法治社会并不满意，反而更加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路不拾遗、门不闭户、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所以看似简单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由于东西方的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照搬照抄，肯定是走不通。

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来说，这种不配套，因为理论上没解决，所以在实践当中只能主动的或者被动的调整适用。这里的主动调整长期来看历史的来看主要是靠国家政府的不断的进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短期横截面来看主要是靠政府的调控，调控的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税收政策这些经济手段，但是更多的时候部委和地方政府都是靠着行政命令来进行生硬的、粗暴的调整。被动调整，这里指的是微观领域的腐败，官商勾结，市场经济对行政官员的拉拢、腐蚀，资本将权力市场化。这种主动和被动调整在缓解或润滑着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这种冲突。但这都不是长远之计，必须要有理论上的突破，有顶层设计和路径规划，最终落实到依靠一系列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个冲突矛盾：

或者我们对西方的市场经济进行改良，让改良后的市场经济可以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传统理念相互适应、配套，或者我们改良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及改造我们的传统理念，让我们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适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章我们会专门论述，如何让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及中华文明的传统，三者相融合，这是文化政治经济学应该解决也必须要要解决的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总结来说，邓小平时代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寻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但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内生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其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矛盾，使得探索过程中不断的出现左右摇摆。这种矛盾和摇摆也必然的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也在这个过程中大行其道，与社会主义的劳动价值论、集体主义世界观以及中华文明传统的“义利观”产生激烈的冲突和交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所谓的新左派、新右派和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这三个大的流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3]

可以说在邓小平时代，从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来看，最低一层的实用价值的主流主要是市场经济、资本逻辑、进步强制，中间的规范价值在官方依然是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在知识分子阶层或者说中产阶层已经开始逐步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最高一层的理念价值在官方是马克思主义，民间则存在很多杂音，有些人开始信仰基督教和西方的理念，但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底色还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人伦日用之间依然传承着中华文明的血脉。这一阶段发展到后期，整个社会在主流的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三个层次之间皆存在着较多的矛盾和冲突：实用价值层面也存在不同的主张，比如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对立冲突，在规范价值层面也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在理念价值层面存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彼此冲突，在这些冲突之下，中国社会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及诸多变数，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面临方向性选择的临界点。

[1]张可亮：《新三板改变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5-16页。

[2]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

[3]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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