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政策，必将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核心手段！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4-10-07 19:29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核心方向不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而是调整资本结构，壮大创新资本。

银行信贷和财政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都已经出现了疲态，国家寄希望于继续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控银行信贷和财政投资拉动，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低效甚至无效也就不足为奇了。

金融体系是将货币转化为资本，并将产生的资本进行配置的运行机制和机构。金融体系犹如将分散的适龄青年组织起来变成纪律严明拥有战斗力的军队的征兵体系和调兵体系。

文章结构

01 前言

02 西方没有资本政策

03 金融有三种形态决定调控有三种手段

04 利用资本政策调整资本结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

前言

在前文《股市暴涨，靠的是“资本政策”而非资本市场政策》中，我正式提出了“资本政策”，并给“资本政策”下了一个并不严谨的定义：“资本政策”是指国家通过各种手段调控各类资本产生、形成、分配、使用的宏观调控政策，是现代社会现代政府并列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第三项宏观调控措施，且是创新型社会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措施。

“资本政策”远远宽泛于资本市场政策，其实施主体不能仅是证监会，必须要上升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层面，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处于一个层级，三者密切配合，比如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之上，必须加上“高效的资本政策”，“三策协同”“三策合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才算完整，才能够平稳高效的对经济施加影响。

西方没有“资本政策”

那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资本政策”，西方经济学里也没有“资本政策”，而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必须增加“资本政策”，必须“三策合一”？

首先，资本主义国家是“小政府、大公司”模式，公共权力公司化，政府权力有限，很多权力都在大资本家手中，与资本相关的权力更是大都掌握在大资本家手里，政府不能轻易染指。比如美国的资本政策是华尔街金融大鳄决定的，而不是美国政府决定。

其次，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掌握的资源多，公共职能也多，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只交给我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政府调控手段里没有“资本政策”。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发展出民间的“华尔街”这样的大资本集团，“资本政策”方面一直被忽视，一直是欠缺的。

上面是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社会性质角度，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没有制定“资本政策”的权力，而中国政府应该拥有“资本政策”的权力，但还不是从理论上，不是从根子上解释现代国家为什么必须要有“资本政策”作为调控经济的手段。

下面就从理论上来解释一下。

金融有三种形态决定调控也应有三种手段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资本（生产资料）的配置是否有效率，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其他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也决定了社会的整体生产效率。

现代社会，资本和货币都是通过金融体系进行流通、配置。

金融体系的重要作用就是用各种方式将分散小额的资金归集起来，变成大额资金（资本）进行社会投资的活动。金融体系是将货币转化为资本，并将产生的资本进行配置的运行机制和机构。金融体系犹如将分散的适龄青年组织起来变成纪律严明拥有战斗力的军队的征兵体系和调兵体系。

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的金融体系主要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通过银行体系，吸收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将分散在居民手中的财富汇聚，再通过信贷制度分配给资金需求方进行使用。

第二种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本的归集和分配，资金需求方在资本市场发布资金需求，私募机构或公募机构将居民或企业分散的资金归集起来，进行股权或者股票投资。

除此之外，金融其实还有第三种形态，更多的时候它被称为国家财政税收体系。国家通过对居民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征税，将小金额的税收汇集成大额资金，形成国家财政收入，由国家相关部门按照规划来进行使用或投资。还用之前的比喻那就是金融体系犹如是将分散的适龄青年组织起来变成纪律严明拥有战斗力的军队

一国的金融体系一般是由这三种基本形态共同组成。

金融的这三种形态，对应金融服务实体的方式也有三种：

一种是银行体系下的贷款，即不管贷款方经营情况如何，放贷方都收取事先约定的固定利息。犹如不管战争胜负，都必须索要本金以及战利品。

第二种是资本市场的投资，即通过向产业投资共担投资风险，共享收益分成。犹如一起打仗，胜利了共同分配战利品，失败了，一起承担损失。

第三种就是财政支出，通过政府投资或者补贴的方式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不要求增值回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相当于是为了整个战局的胜利，充当工兵、炊事员的后勤保障部队，不需要他们去冲锋杀敌，不需要他们去抢夺战利品。

“货币政策”就是针对金融的第一种形态即银行体系的贷款来实施调控，“财政政策”就是针对金融的第三种形态即政府的税收以及财政支出来实施调控，针对金融的第三种形态——资本市场投资，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它当做一个局部的特殊的小市场，由国务院下属的证监会来制定资本市场发展政策，而并未将其上升为整体的全局性的经济调控措施，一定意义上说是欠缺的。

当然这一方面与我们学习西方的经验有关，一方面也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

*利用“资本政策”调整社会资本结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

我国改开以来长期实行以银行体系为主，资本市场为辅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形成于我国人口红利和经济赶超期，客观上满足了这一时期动员储蓄、推动大规模投资的要求，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发展到今天，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发展阶段，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化，已经要求我们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目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不能满足创新型企业所需要的金融服务。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比如服务行业的崛起意味着经济整体转向轻资产模式，增长动力转换为依靠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增长模式，偏好抵押融资的银行业无法适用这些转变模式，新经济新产业因为看不懂、不敢贷，而传统产业又因为市场萎缩也不敢贷。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外部环境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企业的投资意愿在降低，贷款意愿也在降低。

中国的这种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不仅已经明显不适应这一要求，难以满足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并且出现了金融“脱实向虚”、经济金融化的趋势，甚至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巨大障碍。

另外，国家财政资金除去各类政府日常支出之外，主要用于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水利建设、交通建设、国防军备开支等等，这些年我们为了施行逆周期调节，才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投资拉动，但是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效应在不断下滑，且容易出现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财政资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给予各类企业以各种形式的补贴，但是产业政策补贴也有它的缺点，那就是此类资金的分配也是靠行政手段，且缺乏足够的监督，资金配置的效率低，存在寻租、骗补等暗箱操作的腐败行为。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两种手段：银行信贷和财政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都已经出现了疲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寄希望于继续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控银行信贷和财政投资拉动，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低效甚至无效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怎么办？

必须通过“资本政策”，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促进创新资本形成。

我们必须依靠创新引领发展，实现从低端制造业向战略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个升级的过程并不容易，虽然前一阶段我们用了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但是核心技术你是换不来，也买不来的，西方国家不会轻易把高端技术转让给中国，他们希望的就是中国永远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成为他们的加工厂。这一点从芯片事件，以及华为和联想发展路径的对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必须要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而创新即意味着风险，需要持续稳定的创新资本投入。高科技产业的创新资本形成和投入主要靠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美国是这方面的代表，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就是靠硅谷的科技创新，以及纳斯达克这个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风险投资的支持，这就是美国的资本政策。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核心方向不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而是调整资本结构，壮大创新资本。

通过银行体系形成的一般都是传统的加工制造业资本，而通过资本市场可以促进创新资本的形成，让资金向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倾斜，让更多的科技型、创新型企业上市，让资本市场成为扶持中国战略型新兴产业升级的加速器，就可以让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到上市公司的科研机构当中去，直接服务于产业升级，这样既提高了研发效率，又减轻了国家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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