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政策”与现代货币理论（MMT）的综合比较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5-02-16 16:01

近年来我国在经济治理中采取了一系列突破传统财政纪律的措施。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中国首次将财政赤字率上调至3.6%（自2016年后首破3%），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2023年中央财政再度增发1万亿元国债用于灾后重建，当年赤字率预计达到3.8%。与此同时，央行在《2022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明确提及“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现券买卖操作”。

这些政策动向确实表现出与MMT理论的局部契合性，引发市场对“中国版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

我也对此保持了部分关注，2023年在读完《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后，与作者贾根良教授也有过交流，认为中国不应该完全排斥MMT，可以对其进行中国化改造。

在我完善资本政策构建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需要与现代货币理论进行比较，最近就让ima利用我的知识库与DeepSeek大模型推理，写了下面这篇文章。

中国政府应通过实施资本政策而逐步转型，完成角色转换，从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变为“战略投资人”，通过顶层战略规划加资本整合实施，政府兼具“投资人”和“监管者”双重身份。

——张可亮

张可亮提出的“资本政策”与西方学界热议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均试图对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义，但其理论背景、政策目标与实践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对两者的核心主张、政策工具及适用场景的比较分析，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它们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经济治理逻辑。

本文将从理论背景、政策工具、政府角色、实践制约与融合可能性等方面展开系统性比较，并结合案例与制度背景进行深度剖析。

一、理论背景与核心主张

（一）张可亮的“资本政策”

张可亮的“资本政策”源自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实践的总结，核心在于解决资本配置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理论的提出与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密不可分。

1、历史背景和哲学内核

历史背景：21世纪初，中国依靠高储蓄率与外资引入实现高速增长，但随之出现资本过剩与结构性失衡。例如，2010年后钢铁、建材等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而半导体、生物技术等战略领域则面临投资不足。资本大量涌入房地产与金融投机领域，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问题凸显。

哲学内核：强调资本的“工具属性”而非“目的属性”。在张可亮看来，资本应服务于国家长期战略目标（如技术自主可控、共同富裕），而非单纯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例如，中国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突破“摩尔定律”下的技术封锁，即体现这一逻辑。

2、核心主张

政府主导的资本统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政府需通过政策工具（如产业基金、政策银行）引导资本流向战略性、基础性领域（如科技创新、绿色经济），而非完全依赖市场自发性配置。

逆周期调控的升级：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政府不仅要通过财政货币手段刺激需求，更要主动优化资本供给结构，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投资。

市场与政府的动态平衡：通过“有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同时通过国有资本改革（如混合所有制）激活市场效率，形成“双轮驱动”。

3、本质特点

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强调资本供给的质量与方向，目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兼容。

（二）现代货币理论（MMT）

MMT诞生于美国后金融危机时代，其理论根源可追溯至20世纪早期的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但其系统性建构主要完成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反思。主要针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在长期低增长中的局限性。

1、核心命题

批判对象：MMT直接挑战主流经济学对财政赤字的恐惧，认为传统理论低估了主权货币国家的政策空间。其提出者史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指出，美国政府通过货币创造资助公共项目在技术上完全可行，真正约束是通胀而非赤字本身。

核心命题：从货币本质出发，提出“税收驱动货币”（Taxes Drive Money）理论。即政府无需通过征税或举债获取财政资源，而是先支出创造货币，再用税收回收流动性以防止通胀。这颠覆了“家庭预算类比政府财政”的常识性认知。

意识形态立场：具有鲜明的左翼进步主义色彩，试图通过公共就业计划（Job Guarantee）实现充分就业与社会公平。例如，MMT支持者主张联邦政府雇佣失业者从事环保、社区服务等公共项目，既稳定需求又降低贫富差距。

2、核心观点

主权货币的无限财政空间：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可通过央行直接融资支持财政扩张，国债发行并非政府融资的必需手段。

功能财政优先原则：政府应以充分就业和通胀控制为目标，而非传统的预算平衡。

就业保障计划（JG）：通过政府承担“最后雇主”角色，提供最低工资的公共服务岗位，自动稳定经济周期。

3、本质特点

需求侧导向，强调通过公共支出来填补私人部门的储蓄过剩缺口，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

二、政策工具的逻辑差异

（一）资本政策的“结构性导向”和“全链条干预”

1、实施逻辑

通过嵌入产业政策的金融政策，将资本定向注入科技创新、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同时利用市场机制（如股权退出）提高投资效率。比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通过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和国企主导投资，实现了从政策驱动到市场驱动的转型。

2、实施路径

中国的资本政策体系展现出“顶层设计-中间传导-底层落地”的三层架构：

（1）顶层工具

国家平准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如总规模超3000亿元的集成电路大基金，通过股权注资扶持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企业。其退出方式包括上市减持（如中微公司科创板IPO）、产业并购等。

政策性银行定向信贷：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向新能源、高铁等战略行业提供低息贷款，2015-2020年绿色信贷余额年均增长超20%。

（2）中间传导机制

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如中国国新通过“直投+基金”模式进入民营科技企业（如寒武纪），既保持国资影响力，又避免过度行政干预。

多层次资本市场：主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北交所、区域性股权市场，引导资本对接不同类型专精特新中小科创企业。

（3）底层实施配套

财政-土地-金融协同：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收入补贴重点产业园区建设，形成“土地财政→基建投资→产业集聚”链条。典型如合肥市政府投资京东方，通过面板产业拉动GDP增长1500亿元。

（二）MMT的“总量性干预”和“断裂式传导”

1、实施逻辑

通过扩大公共支出直接增加总需求，主张用“财政渠道”而非传统货币政策（如利率调整）来调节经济。比如，MMT支持者主张美国可通过联邦政府直接雇佣失业者参与基建或环保项目，消除非自愿失业。

2、实施路径

MMT的政策实施路径更依赖中央财政的直接干预，具有“断裂式传导”特点：

（1）需求侧核心工具

财政赤字货币化：主张由央行直接购买国债为财政支出融资，避免私人部门“挤出效应”。2020年美联储购买4.6万亿美元国债即为近似操作。

联邦就业保障计划：提出以15美元时薪雇佣失业人口从事公共事业，工资水平自动成为“最低工资锚”。

（2）争议焦点

通胀管理困境：MMT强调通过增税或减少支出来对抗通胀，但政治可行性存疑。例如，拜登政府2021年基建计划因共和党反对难以增税，最终依赖美联储加息抑制需求。

全球化约束：美元霸权使美国部分规避了传统MMT理论中的主权货币约束，但若其他国家效仿可能导致货币竞争性贬值。例如，土耳其2021年尝试类MMT政策，里拉年内贬值超40%。

三、政府角色的本质分歧

（一） 资本政策中的政府：从“所有者”到“战略投资者”

中国政府应通过实施资本政策而逐步转型，完成角色转换，从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变为“战略投资人”，通过顶层战略规划加资本整合实施，政府兼具“投资人”和“监管者”双重身份。例如，国资委从“管资产”转向“管资本”，授权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开展市场化运作，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如中国国新）通过参股民营企业，推动技术扩散与产业升级，中国建材集团通过混合所有制整合上千家民企，水泥产能居全球第一。

局限性：若政府对市场信号的敏感度不足，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低效（如部分地方政府的重复建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度举债，部分资金流向低效基建项目，导致隐性债务风险。

（二）MMT中的政府：“最后雇主”还是“全能管家”

MMT赋予政府近乎无限的宏观经济调控权，政府被视为“最后的需求方”，成为“需求创造者”和“就业保障者”，通过财政支出来填补私人部门的缺口。若按MMT逻辑扩大政府就业，可能弱化市场激励机制，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

争议点：过度依赖财政货币化可能在长期引发通胀或货币信用危机（如拉美国家的历史教训）。

四、适用场景与制度约束

（一）资本政策的制度前提

中央集权的政策执行力：依赖政府对金融体系的高度控制（如国有银行主导信贷），以及产业政策的纵向传导机制。更契合具有强政府干预传统的经济体（如中国、新加坡），但需防范寻租行为。

中国模式：依赖党对金融体系的绝对领导。中央金融委员会统筹“一行一局一会”，确保资本流向符合国家战略。

新加坡启示：淡马锡控股以市场化方式管理国有资本，2023年投资组合净值达3820亿新元，年化回报率6%以上，证明国有资本可兼具战略性与盈利性。

（二）MMT的政治经济学限制

货币主权完整性与政策独立性：要求国家具备不受外部约束的货币发行权（如美国、日本）。美国的特殊优势在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使美联储可向全球转嫁通胀成本。但在强调“小政府”的意识形态下（如美国共和党），大规模公共就业计划面临政治阻力。

对于欧元区国家等缺乏货币主权的经济体，MMT无法直接应用。津巴布韦2000年代实践“财政货币化”，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印证MMT在弱主权货币国家的灾难性后果。

五、共同挑战与现实启示

（一）共同局限性

两者均面临“政府能力边界”的考验：如何确保政策精准性？以中国地方债问题和美国通胀为例，政策设计与执行的偏差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

（二）理论互补性分析

资本政策可借鉴MMT视角：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率（约50%）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或可探索国债适度货币化支持民生项目。例如，2023年增发1万亿元国债用于灾后重建，未显著推高通胀。

MMT需结构性改良：单纯需求刺激无法解决中国制造业“卡脖子”问题，需融合产业政策定向突破关键技术。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的产业补贴逻辑实际接近资本政策。

（三）对中国实践的启示

长期视角下可能的融合点：借鉴MMT对财政空间的理论突破，适度扩大民生领域支出（如医疗教育），同时强化资本政策的结构调控功能，避免“大水漫灌”。

构建“精准赤字”管理框架：在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允许适度财政扩张，但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防止地方重复投资。

优化国有资本监管：建立“战略绩效+财务回报”双重考核指标，避免国企过度追逐短期利益。例如，中石化在2023年氢能研发投入增长35%，兼顾社会责任与长期收益。

六、结语

张可亮的“资本政策”与MMT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治理范式：前者瞄准资本的供给端优化，后者聚焦需求端扩张。

二者的碰撞，本质是不同制度环境下经济治理逻辑的分野：前者立足于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后者反映发达国家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困局的回应。

二者均试图突破传统经济学的教条，但需在各自制度框架下完善政策设计。

在逆全球化与科技革命交织的新语境下，两者的理论对话或可催生新的政策范式——既非绝对自由市场，也非全能政府，而是通过精细化制度设计实现“市场效率”与“战略安全”的动态平衡。

对于中国而言，进一步推动资本政策与数字技术、绿色金融的融合，同时纳入社会效益评估机制，可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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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在通俗说史类别当中，是因为文化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是通过历史的考察了东西方文明演变和社会变迁过程之后，得出来的新的理论范式。

对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建议，都是在这一新理论范式指导下而给出的政策建议，可以说文化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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