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综合：文化政治经济学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6-01 21:00

前面三天，我分别介绍了西方会产生资本主义的三种理论解释：一个是马克思范式，一个是韦伯范式，还有一个赫希曼范式（或许不能称之为范式），这三种范式，恰恰是从文化、政治、经济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的。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将这三种范式进行一个标签化的解读，马克思范式可以标签化为“经济决定论”、韦伯范式可以标签化为“文化决定论”，赫希曼范式可以标签化为“政治决定论”，对此有些了解的读者，已经留言指出了问题，说不能够这样简单划分，确实如此。

这些文章是在2020年已经写完的书稿里的一部分，只不过一直存着没发布，今天发的第四部分，是对前面三部分的分析解释，大家可以认真看一看，然后再回过头去把前三篇文章读一读，不过书稿里的顺序是先马克思，再韦伯，最后是赫希曼。

文化政治经济学起源于我读了苏国勋老先生讲到的“文化是一套价值体系”，一下子将我前些年的杂学，有了一个容纳的框架，就像一个九宫格，让这些杂学瞬间归位，有了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后续在认真整理的过程中，发现赫希曼，也算是让这个体系更加的圆满…

这篇很短，但是很重要，希望大家能认真读…

相关阅读：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一：韦伯范式——文化决定论》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二：马克思范式——经济决定论》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三：赫希曼范式——政治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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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经济学：三种范式的综合

前面所述是研究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范式，实则也是研究现代西方社会产生的三种范式，但我们知道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也就是说马克思、韦伯、赫希曼三人就具体而言，确实是研究“西方社会”现代化是如何实现的，而不能笼统地称之为“现代社会”如何产生，但是三者尤其是马克思和韦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都实现了从具体到一般，从形象到抽象，三者的研究范式，确实是可以在研究不同文明的国家现代化转型中使用或者借鉴。有着与西方社会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国家，如何进入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除了一般规律之外，也必然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和方式。

如果我们用社会大众非此即彼的“化约论”态度来看，马克思因为强调物质的首位的决定性的因素而往往被人们贴上“经济决定论”的标签；韦伯则为了平衡世人对马克思的误读，从研究各国宗教入手，强调了各民族精神因素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而被贴上“文化决定论”的标签；赫希曼通过对大革命前统治阶级政治思想演变过程的考察，指出了政治思想对社会变迁也具有重要作用，我想很可能也会有人为其贴上“政治决定论”的标签。但我想，如果马克思、韦伯和赫希曼三个人有机会坐到一起，不但绝不会吵架而且会彼此视为知己。

中国社科院郑飞博士在其《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一书中对韦伯和马克思的异同做了深入分析，并对人们为何在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关系问题上将马克思和韦伯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做了解释：

韦伯所处的时代正是马克思思想深刻影响德国精神文化生活的时期，这一时期正是第二国际以及德国学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解释大行其道的时期。1890年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在《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中，用庸俗社会学观点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技术经济史观”，并且把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必然性同机械决定论、社会宿命论相提并论。“经济决定论”后来成为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统解释，在这种“经济决定论”看来全部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过是自发形成的自然过程，经济关系在其中起着唯一的决定性作用，全部社会历史都被还原为经济关系，历史沦为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一种宿命论。韦伯关注的是“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在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或明或暗的批评，主要是针对这种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而并非马克思本人。尤其是在韦伯思想的后期，他将马克思视为他在社会经济学和社会学思想见解上的一个先驱，并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中，称赞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并将“理念型”的思想归功于马克思。[1]

马克思对于社会变迁理论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给了我们一把解读世界的钥匙，虽然马克思强调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引擎，但是并未否认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只不过这些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得以展开充分论述。晚年恩格斯在他的一些著作和通信中反复强调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相依互动的综合动力论思想。他指出：

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下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政治的前提和条件，历史文化传统，也起着一定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2]

马克思的一般哲学视野却显然能够覆盖韦伯提出的问题，无论在具体论点上存在何种差异，韦伯都可以视为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批判的力量效应，由于韦伯的思想触及一些马克思不曾面对过的问题，其现代性诊断可以视为马克思工作的延续，扩展了马克思现代性研究的规划，深化了我们对现代性的认知。[3]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产生中精神因素作用的考察，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马克思对社会制度变迁的看法。

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一书中阐述的思想，恰恰将马克思和韦伯缺失的那一环给补充上了。韦伯的宗教伦理即理念价值如何作用于个人的实用价值，即宗教伦理的这种作用是在个人的精神层面，从而影响个人的思维和行动，但是我们知道个人的理性最终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受宗教影响个人的行动如何转化成为有秩序的集体行动和国家民族行为，韦伯的理论在逻辑上是有缺失的。

赫希曼所讲的恰恰是“规范价值”，是除去了韦伯教会体系之外的，世俗社会王权贵族这些政治上的当权者的思考，他们的思想认识演变过程，可以说赫希曼为我们梳理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政治思想史，在这个基础上指出西欧封建王朝末期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是直接的推动作用，是直接原因。当时处于“权力结构”和“既定秩序”中心的君主，尤其是其幕僚和其他相关社会名流，要寻求一种与宗教戒律相当的行为规范，一种新的行为和决策规则，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服从必要的纪律与约束，从而避免社会崩溃。也就是说统治者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发展经济（哪怕是用一种从未用过的，对贵族阶级利益有损害的新的方式）来避免社会崩溃。由此可见，赫希曼重点是从政治，从统治当局的角度出发来考察研究社会变迁的原因，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会导致统治当局推进新的经济政策以及政治政策改革，从而推动社会变革。

马克思与韦伯围绕现代性的起源、发展、后果、趋势，从各自独立的视角都发展出了对现代社会结构和机制的透视，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子系统，构成了庞杂的学术体系。赫希曼则是在两个庞杂的学术体系的当中发现了一处缝隙，并通过自己的研究，将这处缝隙给弥补了上去。

同时正因为规范价值是理念价值和实用价值之间过渡的桥梁，其起到的是过渡、衔接的作用，所以在分析的过程中要么会滑向“经济决定论”要么会滑向“文化决定论”，所以赫希曼的“政治决定论”并未像“经济学定论”和“文化决定论”那样流行。三个人的观点综合到一起，就可以完整、准确地向世人展现现代社会起源以及影响社会变迁的三因素，由此，导致社会变迁的文化、政治、经济因素全部被统筹在内，不偏不倚、逻辑自洽的体系出现了，我们暂且将这一分析体系称之为“文化政治经济学”。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0页。

[3]郑飞：《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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