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二：马克思范式——经济决定论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5-30 21:07

为何西方会产生资本主义，目前来看有两种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一个是马克思范式，一个是韦伯范式。其实还有一个解释，是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中提出来的，我将其称之为赫希曼范式。这三种范式，恰恰是从文化、政治、经济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的。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将这三种范式进行一个标签化的解读，马克思范式可以标签化为“经济决定论”、韦伯范式可以标签化为“文化决定论”，赫希曼范式可以标签化为“政治决定论”，当然如此的标签化并不准确，如此贴上不同的标签只是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强调了某一方面的作用罢了。

因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华探源工程，总书记强调了文化的重要作用，所以昨天我先讲资本主义产生的韦伯范式，也就是“文化决定论”的部分内容，今天把大部分人看似都了解的马克思范式，再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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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范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1845年春，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为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自此马克思的理论视域、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不再“从天国降到人间”，而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即开始从离人民最近的物质生活开始研究。在他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和出发点，必须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用事实加以说明。所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厌其烦地用了大量的史料和细节进行说明。

在确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物质生产这一人类实践的基本方式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起点和新世界观建构的逻辑起点，把物质生产这一社会内部的、感性物质的和持久起作用的动态因素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人在创造历史之前，必须能够生活，必须要吃穿住行，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从“商品”这一概念入手，《资本论》开篇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人民大学的庄忠正副教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中讲：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并不仅仅在于破解人的存在的二重性。更在于深入“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机制”，揭露一种既符合交换规律又不符合交换规律的对抗性交换，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因为商品这一“单子”是已经完全结束的整体，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形成过程”。在劳动与资本对抗性的交换中，劳动与资本的从属关系，从形式上的从属过渡到实际上的从属，资本主义社会亦从“资本的形成史”过渡到“资本的现代史”。资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成为支配一切的权力，个人现在受资本的统治，任何存在都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合法性做辩护。[3]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确切的说，“正如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一样，“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提供了钥匙。” [4]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运行，揭示出隐含在其背后的发展规律，进而实现对全部人类社会发展变迁过程的揭示。

马克思最终将社会的发展和演进总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有多种因素和力量, 其中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中,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就能促进它的发展,反之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发展中作为根本动力的地位和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

马克思揭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在社会系统建构中具有基础地位，这与将社会发展归结为理性、意志、情感、观念的一切唯心主义观点划清了界限。但强调经济因素、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力论的一个方面，它不仅确认经济因素对于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决定作用，同时又指出上层建筑诸因素对于经济基础、物质生产的反作用以及物质生产、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文化关系的交互作用。社会有机体的演化发展，是以经济因素为最终动因的社会系统的各种构成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是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的形象表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都是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借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社会权力和资源。

马克思之所以从经济入手，与他所处的年代以及他自身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身处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并对工人压迫日盛的年代，马克思关注着现实，关心着工人的疾苦和不公。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一方面广泛地阅读了傅立叶、圣西门和英国欧文的作品，一方面利用报纸提供的机会观察、接触社会，让他认识到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巨大作用，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开始从哲学研究转入到经济问题的研究。1844年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指出宗教批判仅仅是社会批判的前提，需要从宗教批判转移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实现的太阳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6]

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不仅是一个思想家更是一个革命家，他从商品入手，从劳动入手，从实践入手，进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皆是因为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他要改变世界上劳苦大众的现实命运，而不想像其他哲学家一样“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这既否定不了哲学，更否定不了现实。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

“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确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8]

可是如何改变世界？通过实践，通过革命，可是如何实践？如何革命？如何创造历史？创造历史需要靠“现实的人”，革命需要它的历史担纲者，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和“历史的担纲者”就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而要让无产阶级奋起抗争，奋勇革命，首要的是解决他们所关心的物质利益。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是从而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9]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32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7页。

[3]庄忠正：《政治经济学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7]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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