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三：赫希曼范式——政治决定论
为何西方会产生资本主义，目前来看有两种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一个是马克思范式，一个是韦伯范式。其实还有一个并不太出名的理论解释，是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中提出来的，赫希曼认为封建王朝末期在统治阶级及其幕僚已经开始形成或接受了新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这为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做好了政治思想准备。我将其称之为赫希曼范式。这三种范式，恰恰是从文化、政治、经济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的。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将这三种范式进行一个标签化的解读，马克思范式可以标签化为“经济决定论”、韦伯范式可以标签化为“文化决定论”，赫希曼范式可以标签化为“政治决定论”，当然如此的标签化并不准确，如此贴上不同的标签只是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强调了某一方面的作用罢了。
讲完这三种范式，我会在明天，将这三种范式做一个综合，这个综合就是——文化政治经济学。
其实一开始，我只想把马克思和韦伯做一个综合，这个工作很多人都在做，不过我要综合只是将韦伯的宗教理念嫁接到马克思理论当中，但是无意间看到赫希曼的这本书，觉得也很有说服力，于是把赫希曼也放进来，作为一个有力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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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曼范式：政治理念决定社会变革
美国学者阿尔伯特·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1]一书中，着重梳理了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的变迁对资本主义产生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封建王朝末期在统治阶级及其幕僚已经开始形成或接受了新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这为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做好了政治思想准备。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们基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需求，而对如何克制人类欲望展开的思考，向我们展现了从14世纪到18世纪西方观念史的变迁。书中向我们介绍了几个世纪之前的先哲们如何用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变迁，而这恰恰也是我们理解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甚至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一把钥匙。
创建理想的人类社会，最需要抑制的欲望是权势人物的欲望，因为权势人物因其地位和权势，能造成大规模的伤害，而且与地位低下的人相比，人们相信他们有着更多的欲望。赫希曼说当时哲人们探讨人性欲望是为了揭示权势人物的欲望、对荣誉的灾难性嗜好，是如何受到他们及其臣民的利益的抑制。他们试图论证将世人引导到对利益的追求，既可以发展经济获取财富，又可以限制王公贵族滥用自己的权力，从而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
在18世纪，这种思路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孟德斯鸠和苏格兰的斯图亚特。
孟德斯鸠观察到由于商业的发展出现了流动资产，商人可以用汇票和外汇交易来随时转移财富，逃避权力的侵害，这客观上限制了权力的肆意妄为，君主只有实施“仁政”才能给他带来利益。孟德斯鸠认为每个掌权者都易于滥用自己的权力，所以必须找到阻止统治者滥用权力的方法，“要想消除权力的滥用，必须通过对事物的安排，让权力阻止权力”。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即把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立，他主张立法权由议会行使，行政权由君主掌握，而法院专掌司法权。通过这样的分权，使这三种权力和三个机关互相制约、互相均衡，从而保障政治自由。
斯图亚特认为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和脆弱的体系，犹如一只构造复杂的钟表，如果权力肆意妄为，不尊重规律就会破坏经济，从而损害到国家和君主自身的利益。但是这个经济钟表也会不断出错，发条时紧时松，需要专业的工匠的手使它恰到好处，也就是需要细心专业的政治家经常进行正确地调控。
约翰·米勒继承并丰富了二者的观点，米勒认为随着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出现了大批的商人、工人或工匠，他们的聚集和交往使他们比之前的农民更容易联合起来，采取“利益集团”的行动，联合起来的工人的行动如同机器般一致，拥有不可低估的力量。米勒对暴民和其他群众活动的社会作用持正面看法，认为暴民的暴动在英国甚至美洲殖民地发挥了“立宪作用”，米勒赋予他们在维持和保护经济发展方面更理性、更有益的作用，他确信“商人”运动及其联盟将确保君主的欲望不能长久压倒公共利益和经济扩张的需要。
亚当·斯密将“芸芸众生”即普通人作为自己关注考察的对象，而不像前人基本都是将君主、王公、贵族作为关注考察对象，斯密认为凡夫俗子不像贵族那样复杂，他们主要关心生存和物质方面的改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2]中论述了人类广泛的情感和欲望，确信人类的各种欲望终归是驱使其改善自己的物质福利，所以他直接将“利益”和“欲望”当作同义词，他认为野心、权欲和名望都可以通过改善经济状况得到满足，对经济利益的欲望不再独立存在，而仅仅成了满足其他欲望的工具或者手段。其《国富论》[3]的主要作用是为自由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辩护，而前人强调的则是这种追求的政治影响。
休谟对西方社会的这段思想历程做了总结：资本主义得到了那个时代一位哲学领袖的喝彩，因为它会减少人类的邪恶秉性，激发人类的善良秉性——因为人们有这样的期待：资本主义由此便会抑制，大概还会减少人性中导致灾难的破坏性成分。
赫希曼在考察了上述人物的思想演变之后，在书中明确指出要将此书所述将赚钱职业视为一种高尚职业的论述，与韦伯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命题以及相关争论作一比较。他在书中写道：
本书认为，欢迎并推动17、18世纪工商业扩张的既不是一些社会边缘群体，也不是反叛性的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当时‘权力结构’和‘既定秩序’中心的流行意见，来自君主，尤其是其幕僚和其他相关社会名流所要解决的问题。自中世纪末以后，特别是由于17、18世纪战争和内战日益频繁，人民要寻求一种与宗教戒律相当的行为规范，一种新的行为和决策规则，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服从必要的纪律与约束。人们出于这种考虑对工商业的扩张寄予厚望。
韦伯及其追随者，还有他的绝大多数批评者，首先关心的是使某些人类群体以理性方式一心追求资本积累的心理学过程。我所讲述的故事把一些人是出于被迫视为当然，转而强调那些今天所谓的知识、管理和行政精英对这一现象的反映。这种反应受到喜爱，并不是因为赚钱本身受到嘉许，而是由于人们认为他有个有益的连带作用：它使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不再产生祸害’，更确切地说，它的优点是对君主的胡作非为、专横统治和危险的对外政策施加了限制。韦伯宣称资本主义的行为和活动是绝望地寻求个人救赎的间接（最初无意识的）结果。我则认为，资本主义形态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一种同样绝望地寻求避免社会崩溃的办法，由于内部和外部秩序的不稳定性，这种危险在当时一直存在。显然，这两种主张可以同时成立：一个与具有宗教情怀的新精英阶层的动机有关，另一个与不同的守门人的动机有关。然而韦伯的观点魅力如此之大，使后一种观点完全被人忽视了。[4]
如果我们要给赫希曼的这种分析思想加一个标签，那可以称之为“政治决定论”，虽然赫希曼写这本书只想引起大家对统治当局政治思想变化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的重视，他并未讲政治是社会变迁的决定因素。就像韦伯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一样，他只是认为马克思或者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分强调经济决定论，韦伯认为除了经济之外，宗教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也极为重要，但是韦伯并不否定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韦伯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真正动因就是要反驳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仅仅归因为生产力发展进而强调经济领域是其他一切领域之基础的观点。
[1]阿尔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3]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4]阿尔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9、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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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亮.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三：赫希曼范式——政治决定论[EB/OL]. 文化政治经济学（文明结构论）· 张可亮个人学术门户, (2022-05-31)[2026-09-22]. https://zhangkeliang.cn/essay-cpe/wx-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三赫希曼范式——政治决定论.html.
Zhang, K. (2022).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三：赫希曼范式——政治决定论. 文化政治经济学（文明结构论）· 张可亮个人学术门户. https://zhangkeliang.cn/essay-cpe/wx-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三赫希曼范式——政治决定论.html
Zhang, Keliang.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三：赫希曼范式——政治决定论." 文化政治经济学（文明结构论）· 张可亮个人学术门户, 31 May 2022, zhangkeliang.cn/essay-cpe/wx-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三赫希曼范式——政治决定论.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