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一：韦伯范式——文化决定论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5-29 22:38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了非常多的重要论述，其中提到“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这是继之前提出“文化自信”之后，总书记再一次对文化的重要作用进行阐述，我在2017年提出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就是将“文化”作为一个维度，纳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综合分析文化、政治、经济三者的互动关系。

受这一好消息的激励，所以再发一下这几年“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为何西方会产生资本主义，目前来看有两种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一个是马克思范式，一个是韦伯范式。其实还有一个解释，是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中提出来的，我将其称之为赫希曼范式。这三种范式，恰恰是从文化、政治、经济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的。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将这三种范式进行一个标签化的解读，马克思范式可以标签化为“经济决定论”、韦伯范式可以标签化为“文化决定论”，赫希曼范式可以标签化为“政治决定论”，当然如此的标签化并不准确，如此贴上不同的标签只是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强调了某一方面的作用罢了。

因为总书记此次讲的是文化的重要作用，所以这次我先讲资本主义产生的韦伯范式，也就是“文化决定论”的部分内容，后续会把马克思范式和赫希曼范式也分别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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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范式：宗教情怀决定民族路径

马克斯·韦伯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一书，但此书只是韦伯卷帙浩繁的“世界诸宗教的经济理论”系列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这一系列里还包括《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古犹太教》《印度的宗教》和《宗教社会学》等。韦伯的一生致力于探讨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与现代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韦伯认为一个国家、民族要发展经济，必须找到能够支撑其发展经济的理由和精神动力，而这一点，要靠文化。他讨论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印度教、犹太教，这些种种不同的宗教，都代表着不同的处事态度，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精神哲学，也会因此产生不同的经济类型，导致东西方民族走上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基于这些文化、宗教比较，韦伯考察西方的经济伦理究竟有何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又是如何表现为资本主义精神即造成资本主义系统，让西方走上了现代化的过程。

19世纪关于资本主义为何会出现的解释中，最流行的两个看法是人口的增加和贵金属的流入。韦伯则认为这两种说法并不具有解释力，因为对比中国就知道17、18世纪中国的人口增速快于欧洲，中国也一直有大量白银流入，但却并未产生资本主义。根据韦伯的理解，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物质的因素之外一定有一种精神力量去克服根深蒂固的传统，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变迁。韦伯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真正动因就是要反驳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仅仅归因为生产力发展进而强调经济领域是其他一切领域之基础的观点。“我们必须消除这样的看法，即认为从经济的变革中可以推断宗教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斯·韦伯首先在书中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兴起于西欧而不是南欧。按理说南欧的经济发展较早，意大利在14、15世纪就已经出现了繁华的商业城市，但南欧的经济始终没有越过封建主义，跨进资本主义的门槛。韦伯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旧教统治着南欧，旧教的影响渗透到南欧社会的方方面面。按照旧教的观点，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要么苦修、禁欲，以便赎罪，要么把钱捐给教会，换取赎罪券。追求财富的欲望，在当时看来是卑鄙无耻的，即使富人们赚了钱也要在临终之际将巨额财产捐给教会，用以赎罪。在韦伯看来，恰恰是这些做法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相反，在西欧国家，通过宗教革命使得荷兰、英国成为新教国家，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一方面要求新教徒不能挥霍财富，这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方面新教伦理不仅将追求财富视为合法，更是将这种追求视为上帝的旨意，他们以上帝的工具自居，将世俗的成就诠释为荣耀上帝的义务。在宗教氛围浓厚的17世纪，财富被正当化，人们创造出的巨额财富构成了他们拥有神性的积极标志。可以说新教伦理塑造了一批人的生活态度，由“出世禁欲”为“入世禁欲”，他们依靠勤俭努力变得富裕起来，成为中产阶级，围绕着在天职中工作和追求利润，将信徒的生活全面地、有条不紊的组织起来，从而打破了封建秩序，发展出了资本主义。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欧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新教伦理的指引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兴起基本上是一种植根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西方通过宗教改革而形成的新教文化，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念和“预选”观念中产生出一种理智、冷峻、自律和忠贞不渝的态度，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历史性有机结合而凝成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促进了经营活动的理性化和再生产活动的规范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它包括如下基本内容，以“蒙恩”“天职”和“入世禁欲主义”为核心构成其价值理性内涵；以市场逐利的经济生活、标准化的技术规则、形式化的官僚管理体制为基底构成其工具理性内涵。世俗合理化进程解构了传统宗教的神秘魔力和禁锢力，扭彼岸世界转向于此岸世界，化虚幻浪漫为现实世俗，把社会的理想追求融入日常的物质经济生活工作中，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文化动力源。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前提，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理性的行为与企业组织”，新教伦理实际上是将宗教的精神气质贯彻到经济领域，这是造成经济生活合理化的重要原因，经济生活合理化又有助于创造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中世纪的欧洲是个宗教神学的时代，宗教的理念价值几乎占据了社会的一切，西方未能发展出实用价值，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世俗化和合理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宗教价值理性还制约或者指导着工具理性的扩张，世俗化过程始终与清教徒的信仰价值的追求连在一起。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平衡张力被打破，获利的现实经济动机不断脱离伦理正当性精神追求的内在规制，合理化就是工具理性开始替代价值理性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过程，韦伯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2]”韦伯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已经看到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中已经不见踪影，所以发出了如上感慨。实则背后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从宗教（理念价值）当中分离出了更为专业的政治理论（规范价值）和科学、经济理论（实用价值），它们直接作用于经济运行，这让宗教对经济的影响变得没有那么直接，但是这些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背后依然是基督教的影子。

马克思虽然并不忽略精神性因素，但却始终将物质生产或经济因素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首要因素，而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包含着双重因素：一方面，“不能单纯地只考虑资本积累这个因素，而置经济生活的合理化于不顾”；另一方面，也不能“单以宗教改革的精神，来说明资本主义的产生”。事实上，韦伯从未试图以任何“精神论的史观”，来取代唯物史观，二者皆可成立，只是“要局限在所选择的价值参照范围内”[3]。他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结论中也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他说：“以对文化和历史所做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韦伯十分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他曾说：“现代学者们，尤其是哲学家们的诚实性，可以从他对尼采及马克思的态度中来衡量”，“我们每个人今天在精神上所体会到的世界，已是一个深深受到尼采与马克思影响的世界”[4]。雅斯贝斯在关于马克斯·韦伯的纪念谈话中也讲到“韦伯承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将资本主义的自我认识当作一种科学发现的第一步。”苏国勋指出：“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论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在他那里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伦理而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作用于人。”[5]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138页。

[3]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Ⅴ：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4]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序言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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