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新作《增长的文化》对诺斯与韦伯的整合？还是对马克思的盗版？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5-11-02 08:58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后，我看报道发现获奖者之一乔尔·莫基尔获奖原因是其强调知识和文化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探讨了启蒙运动如何促进科学知识向技术转化，从而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不正好落在了我近十年的研究的领域——文化政治经济学领域嘛。所以也搜了一下其代表作品——《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发现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20年1月就出版了，遂并下单，当当网上还是预售，应该是获奖后出版社抓紧加印了。

下单后我就出差了半个月，周五深夜回家看到了这本新书。昨天下午一口气读完，因为是我研究的领域，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读起来也快，但是读完却有些不吐不快，索性写一篇书评吧。

在正式评论之前先说句题外话，当今的中国还不能对诺贝尔奖祛魅么？奖项一出就开始各种追捧，先不说批评，咱们能不能实事求是的分析分析啊！

读完前言我感觉，莫基尔的理论建构实际上是来源于道格拉斯·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决定论。但是读完全书之后，我才意识到他虽然看似是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和韦伯的文化决定论，但其根本逻辑还是盗用了马克思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理论然，这一点我不知道作者是不自知还是不承认。这种理论嫁接以及盗用不仅未能产生创新性的突破，反而暴露了更深层次的概念混乱和逻辑缺陷。

一、理论源流：在制度与文化之间的摇摆****

莫基尔的理论起点明显承袭自诺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传统。诺斯在其经典著作中强调，制度作为“人为设计的约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明确产权关系来塑造经济绩效。然而，诺斯晚年的研究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制度因素难以完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差异，于是将目光投向文化、认知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正是在这一理论脉络下，莫基尔试图推进诺斯未竟的事业。但他转向的，却是韦伯式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核心命题——特定的文化价值观（新教伦理）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莫基尔的论述中，只是将“新教伦理”替换为更一般的“增长文化”和“有用知识”。

这种理论嫁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莫基尔陷入了诺斯制度主义与韦伯文化决定论之间的理论困境：他既想坚持制度的重要作用（如对“文人共和国”制度环境的分析），又想强调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如将欧洲崛起归因于文化特质），同时还想再去照顾一些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表述，结果导致全书的分析框架在制度与文化之间摇摆不定，未能建立起自洽的理论体系。

二、文化的概念混淆：用文化指代社会意识

莫基尔在开篇为文化提出了一个看似明确的定义：文化是“一套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价值观以及偏好的组合，通过社会传播，并被社会中的不同子集共享”。这个定义本身已经显示出韦伯思想的烙印。然而，在后续分析中，他再也不再提这一概念了，文化一词被他滥用甚至偷换。

当莫基尔讨论文化进化、文化变革、文化企业家、“文人共和国”等议题时，其所指涉的实质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意识”——即社会精神生活的总和，包括人的一切意识要素、观念形态以及全部精神现象及其过程。

比如他讲的文化进化（这部分可能算是他书中唯一看起来像自己东西），实则就是社会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过程。

再比如他还创造了一个新词叫“文化企业家”，但列举的是谁呢，是培根和牛顿，这两个人在我们认知里不都是科学家么？科学家怎么就成了他嘴里的“文化企业家”了呢？可见其对文化一词的滥用，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是如果你理解了他书中的文化其实就是马克思笔下的社会意识，就很好懂了。

但是社会意识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与人类社会一同产生，有人类社会，就有了社会意识，它只能与宽泛的社会实践向对应，在对社会进行深入分析的时候，必须对其进行再细分，比如马克思就把有确定规范的和系统的社会意识，区分为意识形态和科学两部分，以区别于其他散乱的社会意识，而意识形态和科学又可以再去细分。

像莫基尔这样直接用“文化”一词代指“社会意识”，然后进行理论分析，必然是逻辑混乱不清，实际上是在“社会意识”的不同内容间随意切换，时而是指意识形态（如启蒙思想），时而又指科学（如技术知识），又时而在指零散的意识（如观念、观点）。

读完全书，我发现他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意识与社会实践关系的翻版。只不过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意识固然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莫基尔则颠倒了这一关系，将马克思的观点反过来了，认为是社会意识（文化）对社会实践（经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他是采纳了韦伯的观点，但是韦伯所讲的文化专门指的是不同民族的宗教情怀和民族精神，也就是我文化政治经济学中所定义的理念价值，而并非笼统的社会意识。

总结来说就是莫基尔在文化概念上是盗用了马克思的社会意识概念，在观点上是采用了韦伯的文化决定经济的文化决定论，在论述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上，则是继续盗用的马克思社会意识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理论原理，只不过进行了颠倒。

三、对“李约瑟之谜”的误读：在诺斯与韦伯之间的迷失

本书的核心议题之一是解释著名的“李约瑟之谜”。莫基尔提供的答案是：欧洲的政治分裂小国林立的状态催生了“文人共和国”，使得思想市场蓬勃发展，从而促进了创新和经济增长；而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则压制了新思想的产生。这一解释看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

莫基尔所说的在欧洲政治分裂环境下得以自由发展的“新思想”，让人感觉是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思想，其实不然，他指的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等实用价值层面的“有用知识”。然而历史事实是，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实用性的技术知识很少成为政权直接打压的对象。真正在欧洲遭受迫害的，是那些挑战教会权威的启蒙思想和宗教改革思想——这些属于理念价值层面的创新。而西方虽然政权林立，但是在宗教政治思想层面却是由基督教会大一统的，所以不可能因为政权林立就能产生什么政治上的新思想，从而政治上的新思想再去促进经济的发展。

历史事实是其政治上新思想的产生并非因为政权林立，而是因为我们东方思想的启蒙。欧洲的启蒙运动恰恰受到了东方思想的深刻影响，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都曾从中国的儒家思想、科举制度等文明成果中汲取灵感。换言之，是“东方启蒙了西方”，而非莫基尔所说的政权林立造就了其丰富的思想市场和所谓的“文人共和国”。

在这一点上，暴露出了作者的西方中心论心态，虽然他在书中也进行了掩盖。

四、文化、制度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莫基尔的《增长的文化》试图为现代经济增长提供文化解释，这一努力值得肯定。然而，由于对诺斯制度经济学和韦伯文化社会学的简单嫁接，以及对文化概念的混淆和对历史事实的选择性解读，本书未能实现其理论雄心。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尤其显得牵强，既忽略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真实历史，也夸大了政治分裂和文化特质的积极作用。

莫基尔著作的缺陷，在于未能建立文化、制度与经济三者之间的辩证框架。他本质上盗用了马克思社会意识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理论，但形式表达上却表现为融合沿着诺斯制度经济学的思路，去嫁接整合韦伯文化社会学，从而产生自己的理论，但是他在前言也承认并未形成一套统一的理论。

之所以未能形成统一的理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对文化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和界定是含混不清的。不知道区分文化的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而广义的文化概念实则就是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的领域，狭义的文化概念才是可以与制度、经济并列使用的概念，这是韦伯的领域。他把马克思的社会意识这个广义的文化概念，代入韦伯文化决定论范式中去替代狭义文化概念，结果就是一团糟、全乱套。

实际上，文化是一个包含三个层次的完整价值体系，它包括：

理念价值（信仰、世界观、终极关怀）

规范价值（政治、法律、道德规范）

实用价值（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思想）

马克思范式研究的是规范价值（上层建筑）与实用价值（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韦伯范式研究的是理念价值（宗教信仰、世界观、终极关怀）与实用价值（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要想综合马克思与韦伯，不是把概念替换、混同，而是需要研究理念价值（宗教信仰）、规范价值（上层建筑）和实用价值（经济发展）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是我在2017年提出的文化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的领域。

从经济学的发展上看，制度经济学跳出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将制度引入了经济学分析，探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是一种进步。但其本身也是来源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中科技与制度的关系就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这在我的文化政治经济学中实则就是探讨规范价值与实用价值的关系。

本书的核心观点与现在我们国家又在推出的人文经济学，也是在探讨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实则是来源于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其实就是我文化政治经济学中理念价值与实用价值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两个学派都不完整，实则一个社会的发展变迁是文化、制度和经济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单独分析两方面的互动关系都是不完整的。理解现代经济的起源，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文化决定论或制度决定论，建立文化、制度、经济三者辩证统一的解释框架。

这正是文化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方向，也是解开“李约瑟之谜”乃至理解现代世界形成的关键所在。

我在文化政治经济学中是统合了马克思范式、韦伯范式和赫希曼范式，也可以简单的归结为统合了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三种方式。感兴趣的可以关注公众号，查看前几年的文章，也可以点击文末链接，购买《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自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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