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写马克思——社会变迁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分析

吴时空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10-06 11:54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探究社会发展的规律，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是社会领域的巨变，为研究社会变迁提供了绝好的样本。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研究，社会变迁理论至少产生了马克思范式和韦伯范式，当然我还总结了一个比较牵强的赫希曼范式。

文化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考察了这三种范式之后，将马克思范式和韦伯范式综合而来，其中也内涵了赫希曼范式，其核心就是以马克思范式为基础，借鉴韦伯“文化”分析的纬度，将“二维平面”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三维立体”文化政治经济学，就可以更清晰和准确的解释社会变迁。

社会的变迁并非生产力发展就会直接、机械地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物质的、生产力的作用，必须通过借助意识的也就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改变而发生作用。

人类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会出现不匹配，文化价值体系三个层次之间也会出现不匹配，他们之间关联互动，两两影响，只有彼此都相互适应的情况之下，社会才会进入一个稳定良性的发展状态。

前期文章：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一：韦伯范式——文化决定论》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二：马克思范式——经济决定论》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三：赫希曼范式——政治决定论》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综合：新范式——文化政治经济学》

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与该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一体两面，文化价值体系的三层次与社会有机体的三个结构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社会实践和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复杂多维的互动过程。有些改变是起源于观念的变化，从而推动实践的变化，有些则是从实践开始，推动了观念的更新。

本书的重点就是将社会学领域中社会价值体系的最新研究成果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结合起来，在分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过程中，深入分析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在社会实践和变迁的过程中是如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影响互动并发挥作用，以期更加完整、立体、透彻地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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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机体的人类社会

社会离不开自然，但社会又不同于自然，自然界是自在的存在，人类社会是自为的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意识的有机整体。社会有机体不同于生物有机体，它不是形成于物种规定的本能活动，而是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直接形成于人们的交往活动之中。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正是这种以工具、语言等为中介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形成了社会有机体。个人之间的交往必须借助一定的规范才能进行，交往的规范化、制度化形成了交往的秩序和结构，从而形成了社会制度。

社会交往制度的体系构成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基本的结构就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形成互动结构，这种互动可以是相互促进，也可以是相互解构，或者是其他复合性质的互动，它们其中的某个问题必定同时是另外两个问题，它们几乎不可能分开来思考。

一个社会当中，政治和经济总是结构性地结合着，这为我们所熟知，而文化问题又是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深层次结构。文化领域虽然并非国家综合实力的直接体现，也并不直接就是物质利益和权利，但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国家的“信仰体系”，并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正当性依据。文化对人具有教化作用，即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文化对于整合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群体的统一意志，确立集体目标、实施全民动员和达成整体目标起着重要的构建作用。的确，不同的文化传统是各个民族相区别的最主要标志，会深刻地影响一个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选择。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变化，分析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演进，不能不考虑其本民族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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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实践：社会的一体两面

社会本就是一个由人的客观实践和主观意识构成有机体，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是这个社会密不可分、互为你我、互为前提的两面。在第一章，我们引入了社会学领域中关于文化的概念，选择了苏国勋对文化价值体系进行三个层次划分的观点，并对文化体系中三个层次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了介绍，并以此为基础，将文化的三个价值层次做了转换，用“终极关怀”来近似替代理念价值，用“意识形态”来近似替代规范价值，用“科学知识和经济理论”来近似替代实用价值。用不同学科中概念的转换，来转换分析范式，从社会学转换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并试图通过分析、归纳，将社会学的文化价值体系引入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当中，从而将其综合成为一个新的文化政治经济学范式。

（一）作为实践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决定着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从而形成了以生产方式为基础，逐层整合而成的社会有机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确认实践是社会的本质，所以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即从生产实践的内在结构——生产方式出发去理解和剖析社会结构。社会的整体化、有机化就是通过生产方式对社会内部结构的规范来实现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以至于整个社会结构，从而形成了以生产方式为基础逐层整合而成的社会有机体。

社会是一个自适应、自协调、自组织的有机系统，它的发展动力机制不在其外部而在其内部，社会整体建构的各种因素、各个子系统既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动因。人类社会实质上是在空间和时间上表现出来的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关系，社会发展主要是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发展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

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关系是多层面的，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有三种基本类型，即制造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以及创造精神文化的实践。这三种实践即互相区别又互相作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即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三种实践又内在地包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其意识的关系。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精神交往及其规范化，形成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构成了人们之间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三种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则构成了一个社会特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

在此，我们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近似的替换为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将文化价值体系替换为观念上层建筑，虽然他们并非完全等同。比如上层建筑包含着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观念上层建筑主要是指意识形态，只是文化价值体系当中规范价值的一部分。

（二）作为意识的文化价值体系

为了转换分析范式，所以我们也将社会学文化价值体系中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这三个层次近似的替换成文化政治经济学中所使用的终极关怀、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科学知识的概念[1]。终极关怀、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和科学知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几乎完全等同于文化价值体系三层次之间的关系。

在常态下，文化价值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保持一种上下层级的隶属关系：上层统领、支配下层，下层归属、服从上层；上层发布给下层的是信息或指令，下层提供给上层的是资源或能量，中间层次则是连接上下两层的中介。最上层的理念价值（终极关怀）与超验的形而上环境接壤，最下层的实用价值（经济理论和科学知识）与经验的自然环境相连，中间层次的规范价值（意识形态）则是把超验理念变成实际行动的过渡桥梁；理念价值（终极关怀）为全民族所共有，不像规范价值（意识形态）和实用价值（经济理论和科学知识）那样，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可以有自己的特点，理念价值（终极关怀）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核心，它的精神总是投射到规范价值（意识形态）和实用价值（经济理论和科学知识），或者说规范价值（意识形态）和实用价值（经济理论和科学知识）总是蕴含着、体现着理念价值（终极关怀）。

三者呈现为一种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既相适应，又有一定张力的动态调适关系。三者合在一起构成统一的价值体系，通过诱发人们行为的动机、指引并规范着人们的行动，从而使人们的行动从基于意志自由的个体层面上的冲突无序，转变到集体层面上的和谐有序，进而使社会生活保持“秩序”状态和稳定局面（治）。反之，当三者关系由张力变为对立冲突，价值体系出现混乱错位，人民行动就会失范，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和无序（乱），社会秩序就会由治变乱。

文化价值体系的三个层次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保持着开放性，理念价值统领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但是又允许二者发生变化，甚至在同一理念价值之下可以容纳不同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理念价值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体”，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都属于“用”的范畴，既可以“中体中用”，也可以“中体西用”。同样，规范价值支配实用价值，但是规范价值也可以适用不同的实用价值，比如社会主义制度既可以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也可以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三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弹性和适用性。在不同文明体系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这一特性体现得尤为明显。

（三）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对应关系

马克思是从实践的视角来拆分社会体系，文化价值体系则是从意识的视角来拆分社会体系。实践和意识，是人类社会的一体两面，虽然“归根结底”意识是由物质决定的，但是自从人类社会产生的那一刻起，不管是个人的实践和意识，还是人类整体的实践和意识，都已经是互为条件、互为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

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框架和社会学中关于文化价值体系的分析框架，做一个对应、结合，将其所包含的不同层次做一个对应关系的梳理：

文化价值体系中最低一层的实用价值，主要是指科学知识和经济理论，它们反映的是社会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经济活动实践，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反映着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也就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意识上的映射；中间一层的规范价值，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们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政治层面的相关内容，一个社会国家、政治组织方式、法律规章制度，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对应的就是“上层建筑”在意识方面的映射；而最上一层的理念价值，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气质，对应的是该民族的“宗教信仰”或者“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在意识方面的映射，其核心是终极关怀。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发源于近代的新兴学说，所以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哪个民族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但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新型的终极关怀。近代一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抵御外辱，寻求独立富强之时，很多民族和国家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前赴后继。这种道路选择，也很大程度上是受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信仰所感召和引领。

由此我们看到，终极关怀、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科学知识都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实践活动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由三个层次构成的社会价值体系完全是可以和社会结构的三个层面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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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分析

梳理完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实践体系和社会学当中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两个体系不同层次结构和内容的对应关系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将两个体系进行融合，并对两个体系中不同层次结构和内容的相互关系进行推演，以期更全面、系统和准确地揭示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正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入手，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揭示出了人类社会产生、发展、变迁的基本规律。

首先，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现代社会，科技革命成为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和根本途径，而科技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断向前发展的，这就是说生产力会一直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必然要和原地不动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冲突，这样原先内部和谐的关系被打破了，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就要求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同时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会破坏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适应关系，上层建筑也必须主动或被动的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做出变革或者调整。

我们又知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代表了利益安排和人与人的不同地位，在阶级社会中，在当前生产关系中得利的阶级或者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会自觉地利用掌握的国家机器，采取行政、立法甚至更加激进的手段来维护这些既有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保证它拥有、占有生产资料的特权，保障他们的阶级或集团利益，他们倾向于阻碍任何变革甚至变革的倾向。

但新的生产力会造就新的利益群体甚至新的阶级，当新旧利益群体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的时候，就会爆发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通过社会暴力革命的方式构建新的上层建筑，并利用上层建筑的权力从行政、立法的层面来确定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对此有过经典的记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有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二）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现在我们知道，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其实都有相应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之对应，现在我们再将文化价值体系作为一个维度，加入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变革，进而推动上层建筑变化的社会变迁过程，以考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文化价值体系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及这种互动是如何推动社会制度变迁的。下文楷体内容为文化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增加的内容。

首先，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现代社会，科技革命成为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和根本途径，而科技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断向前发展的。当新的科技发明、生产技术在某一经济领域应用取得了成功之后，会引起大量新的社会舆论来研究解释这一新的变化，如果旧的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就会创生出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新的经济理论，有了新理论的支持和舆论推广，新的技术和生产力会被更大规模推广使用，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必然要和原地不动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冲突，这样原先内部和谐的关系被打破了，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就要求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同时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会破坏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适应关系，上层建筑也必须主动或被动的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做出变革或者调整。

这时候能够从新生产方式获得利益的阶级就会产生自己的社会思想，这些初期的思想即新阶级意识形态的雏形，可以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自己集团或阶级的利益辩护和发声，也就是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中经常讲的一句话“为革命做好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同时，在新的思想指引下，新兴集团或阶级也可能会逐渐产生自己的政治组织，以便更有力地争取自己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也就是“为革命做好组织准备”。

我们又知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代表了利益安排和人与人的不同地位，在阶级社会中，在此生产关系中得利的阶级或者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会自觉地利用掌握的国家机器，采取行政、立法甚至更加激进的手段来维护这些既有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保证它拥有占有生产资料的特权，保障他们的阶级或集团利益，从而他们倾向于阻碍任何变革甚至变革的倾向。

这时候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首先发生了分裂，新旧生产关系的斗争首先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当新的意识形态逐渐成熟，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的时候，新兴阶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会得到极大的加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变成新的政治组织，进行反对现有国家权力的斗争。如果推行顺利，就会“和平演变”，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如果遭到强力阻挠，就会爆发社会暴力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但无论如何，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新兴阶级最终将取得国家政权，之后会利用取得的国家政权，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推动建立适用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保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

新的生产关系确立之后，可以使社会的经济基础得到巨大发展，反过来也会继续加强这一经济理论和意识形态，并使得上层建筑进一步做出适应经济基础的改革。至此，一个建立在新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之上的新社会产生，但是新社会当中仍然会存在一部分旧的生产关系，仍然会存在旧的意识形态，但是已经不再是主流。

当然有的社会变革并不是按照这种顺序发生的，有时候也会是另一种演化路径。

比如有的社会形态，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皆是落后的，但是这个社会中的先进分子通过接受外来的新的经济理论和新的意识形态，并将这些新思想推而广之，要么通过上层路线让统治阶级接受新思想，推行新的经济政治制度，要么通过下层路线，发动群众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了新的先进的上层建筑，有了上层建筑的保证，政治独立自主、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之后，可以迅速的组织生产，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也有可能新的经济理论和意识形态极大地超越了落后的经济基础，反而会限制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新建立的上层建筑的运行就会面临诸多阻力。如此一来，新建立起的上层建筑甚至也必须改变、调整以适应落后的生产力，也必须产生新的意识形态以对社会现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于并非完全独立发展，意识形态属于文化价值体系的中间层次，上层建筑也属于社会实践的中间层次，并非越先进越好，也不能照搬照套，它们必须和自己体系内其他上下两个层次相适应：一方面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必须跟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也必须与本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相适应。

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所以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各民族依然会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而产生或者选择不同的意识形态，建立各不相同的上层建筑或者说有着各具特色的上层建筑。这也是我们国家一直尊重和倡导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原因。比如在20世纪，世界各地民族独立的浪潮当中，有些民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有些则选择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是生产力（科技）的发展首先引发经济理论（实用价值）的变化，同时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用的新的经济理论也会产生新的意识形态（规范价值），新的意识形态一旦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占领社会思想领域之后，新的意识形态就会要求改变上层建筑的架构，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改变是意识形态改变所带来的必然而然的结果，虽然改变的方式有可能是通过和平手段，也有可能是通过暴力革命。

社会的变迁并非生产力发展就会直接、机械地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物质的、生产力的作用，必须通过借助意识的也就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改变而发生作用。

经济发展理论、意识形态以及终极关怀都是“文化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中所说的“文化”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文化价值体系内部的这三个层次之间，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三者的关系也并非完全统一、协调，另外不同社会的社会实践在政治、经济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形式。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各部分与社会实践中的各部分也存在适应或者不适应的情况，社会实践的发展，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与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发展变化并非完全同步和协调，与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不同层次也并非完全同步和协调。简言之，就是人类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会出现不匹配，文化价值体系三个层次之间也会出现不匹配，他们之间关联互动，两两影响，只有彼此都相互适应的情况之下，社会才会进入一个稳定良性的发展状态。

当然上述分析是在阶级社会整体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迁的时候，才会有大规模的社会革命，这主要是指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演变的过程中，才会有的历史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被广泛传播并在苏联、中国等地区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也在不断地倒逼资本主义社会出台各种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也在不断地做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以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虽然这些调整都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所以当今社会，更多时候社会的变革并不是调整全部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是改革具体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细节方面做局部的调整，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比如制度经济学派提出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也有很强的解释力。

[1]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和经济理论、科学知识的概念，本书所讲的文化政治经济学中，将传统文化、终极关怀等概念也纳入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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