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延续之谜 动荡转型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2021-11-06 08:50

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自我否定的思想危机，并能够成为普遍模式，皆是因为并未分清楚文化实则是分为三个层次，而笼统认为物质落后于西方，则一定是本国文化或者说本国精神落后于西方。

因此，在现代化语境中，东方文化的自身认同就变成了“让自己也变成西方”或者说让“自己扮演他者”这样一种悖论性的自身认同，虽然它确实表达了自强的想象，可是这种自强却又是以否定自己为前提的。

一、农耕时代：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稳定阶段

（一）与命与仁：传统社会的理念价值

（二）隆礼重法：传统社会的规范价值

（三）重本饬末：传统社会的实用价值

我在第四章说是要重述中华文明史，主要分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上面的农耕时代，我运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重新梳理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它们三者构成了完整的、内在逻辑自恰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也是中国能够保持金观涛所说的“超稳定结构”的原因（点击标题可以回顾阅读）。

下面是第二部分近代转型期，中华文明的解构与动荡阶段，这一阶段是非观察文明演化社会变迁非常典型、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案例。本可以展开详细论述，一则鉴于本书的目的是给出分析框架，所以精简再精简，压缩再压缩，二则是这段历史离我们较近，很多书籍已经做了很好的论述，我只给出三种价值之变迁顺序和相互影响即可，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阅读相关书籍。

二、近代转型期：中华文明的解构与动荡阶段

中国这种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三者平衡，持续了上千年，直到清末鸦片战争。西方的枪炮打破了天朝的平静，中国开始了一段历经百年的屈辱史、抗争史和变革史，在面临灭种灭族的危难中，被潮流裹挟着被迫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工业革命和对外殖民使西方世界的物质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经年累月的战争竞争也使得西方社会发展出了先进的枪炮和战争动员体制，在完成对非洲、美洲、南亚、东南亚的殖民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入侵中国。

在中国说起这段历史，总要得出“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以激励国人要奋发图强。但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反思：我们当时真的落后了么？如果落后了，到底是哪里落后了？

对于战争的失利，当时满朝文武以及民间的仁人志士也在反思，思来想去认为洋人船坚炮利，我们是科技落后了，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依然坚守中国的价值观，即可以在“技”的层面向西方学习，但是要在“道”的层面坚持东方传统。“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者哉！”梁启超说要与西方人竞争，要“再度野蛮化自己”。这一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体现了中国人在文化方面很强的主体性意识。庙堂上下随之发起了“师夷强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开始学西方的蒸汽机，开矿山、修铁路、造船厂、造军舰，要“师夷强技以制夷”。可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推进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中体西用”在实践上归于失败，这也直接引发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危机。

这次失败，让中国对坚守的“道”也开始质疑，中国社会再一次集体反思，认为只学西方这些器物不行，政治体制也要做改革。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而掀起戊戌变法，不但要求在经济事务上变法，还要求从政体上进行改变。在战败的现实和沸腾的舆论双重压迫之下，清王朝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推行政治体制变革：光绪的百日维新，慈禧的清末宪政改革，废除科举制度，推行西式教育，开始从军事、文化、教育、政治体制等全面学习西方。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彻底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也标志着中国延续上千年的规范价值被彻底打破。

辛亥革命之后，我们又开始学美国的议会制度，执行过程当中各个省在议会上吵来吵去，社会反而更加动荡。于是有部分人宣称议会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必须要有皇帝，所以拥戴袁世凯复辟。可是复辟显然不得民心，护国运动将袁世凯赶下台，中国进入北洋政府时期。蒋介石又带领国民党依托黄埔军校的班底，组建军队，通过北伐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可蒋介石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未能取得劳苦大众的支持，又被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最终在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重温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首先是由于中国见识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强大，对自身的经济、科技发展（实用价值）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开始要师夷强技以自强（实用价值），发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依然未能改变落后挨打之局面，开始进一步要求政治层面（规范价值）也必须做出调整改变，比如“百日维新”“清末宪政”，从而引发的一场全面的政治变革，在这种背景之下辛亥革命直接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希望建立所谓“共和”的政治体制。

与此同时，当时的人们开始对几千年传统文化（理念价值）展开彻底批判，当时的国家积贫积弱，人们普遍认为不建立新文化（理念价值）中国不能实现自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自省和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学习，最后引发了全盘西化的主张，想要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希望以“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当时的各种呐喊、各种思潮都将传统文化当作了中国落后的总病根，凸显了中国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自信危机。

赵汀阳曾深刻地指出：

凡是这类在物质方面处于劣势的文明，在面对现代化挑战时都会遇到这个类型的思想危机——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模式，而不仅是中国问题——而其中的思想危机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一方面，自己有着伟大精神传统，因此相信自己有优秀的精神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物质方面的明显失败，于是只好相信原来的精神传统是错误的，结果，对自己的信心就只剩下对能力的抽象信心。进而，既然西方是成功的，那么要成功就无非是把自己变成西方，因此，在现代化语境中，东方文化的自身认同就变成了“让自己也变成西方”或者说让“自己扮演他者”这样一种悖论性的自身认同，虽然它确实表达了自强的想象，可是这种自强却又是以否定自己为前提的。[1]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到底是学习英日的君主立宪还是学习美国的议会共和，都是当时政治制度（规范价值）的可能选项。但为何君主立宪和议会共和都未能在中国走通？这有着偶然性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就是这两种形式很难和中华文明最高层的理念价值保持一致。

马克思主义被“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到中国，中国人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理念价值）与中国传统类似，同时还能让国家走向成功（苏联例子），所以既获得了知识分子的认同也获得了广大工人农民的认同。毛泽东依靠传统儒家观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创造性的使用马克思列宁的政党理论和创新的组织方式，取得了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的支持，借鉴改造旧式农民起义的方法，组织全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不管是因为内部压力还是外部冲击的时候，最容易做出改变的往往是实用价值所对应的经济领域，代价和阻力都是最小的。规范价值所对应的政治制度的变革（改良或者革命）都是非常艰难，把握不好，往往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理念价值所对应的文明的变迁，是最痛苦和漫长的过程，被改变的都是雅斯贝斯认为在轴心时代未实现超越突破的民族，也就是被雅斯贝斯称为“原始民族”，他们因为没有在轴心时代实现超越突破，所以只能不断地在精神上依附信仰轴心时代所产生的那三种终极关怀，要么选择融入中华文明，要么选择信仰基督教，要么选择加入伊斯兰教。而在轴心时代发生了超越突破的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这些民族的理念价值几乎很难被改变，这些民族也被雅斯贝斯称为“轴心民族”。

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自我否定的思想危机，并能够成为普遍模式，皆是因为并未分清楚文化实则是分为三个层次，而笼统认为物质落后于西方，则一定是本国文化或者说本国精神落后于西方。

如果对文化做了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三个层次的区分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非西方国家对比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首先要承认落后的是实用价值也就是物质文化，但就是在规范价值也就是政治文化方面都不一定比西方落后，比如晚清几场战争的失败，更大的原因是清王朝处于王朝晚期，腐败丛生，积弊日久，如果处于王朝的壮年时期，比如康乾盛世之时，对英法及八国联军的战争并不一定会落得下风。

而在理念价值——也就是一个民族的信仰、宗教、终极关怀领域，尤其是产生于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比之于西方文明比之于基督教，能够说落后么？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共同发端于希伯来文明，目前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普遍不如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但是我们能说伊斯兰教落后于基督教么？我们只能说信仰伊斯兰教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上落后了，但不能够讲作为信仰作为终极关怀的伊斯兰教落后于基督教。同样我们可以说晚清的实用价值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不能讲我们的儒家文化的理念价值落后于基督教，反而中华文明是最早脱魅的文明，在以敬天尊道为理念价值的中国可以说是高于那些将一神教作为理念价值的文明体。任何一个民族都应该在理念价值层面保持自己的信仰、宗教，但却必须将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与时俱进。

[1]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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