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构中华文明，实现伟大复兴（二）提升规范价值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2021-11-11 23:11

吕思勉说：要防止官僚制的这一弊端，就必须要对官僚进行监督，所以官僚体制必须要配套督责体制。他认为必须以督责之术对付官僚阶级，以儒家宽仁之政对待人民。即严以察吏，宽以驭民。因为官僚阶级的利益是和人民相反的，要保护人民，其要义就在于约束官僚，使不能为民害，若放纵之，那就是纵百万虎狼于民间了。

钱穆说：“从汉代起，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士人阶层是一群有着特殊教育与特殊理想的群体，中国旧传统所谓士，乃是不从事生产事业的，所谓“士谋于道而不谋于食”，所以国家不允许公务员经商，习近平讲“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

提升规范价值：制度和人事二者不可偏废

理念价值和规范价值的关系或者说文化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可以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四个自信”来理解。习近平在2014年两会期间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上一个文化自信。”2015年习近平讲“我们提出了中国梦，它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由此可见，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基础，这种基础性一方面体现在道路、理论、制度的形成发展都离不开文化，都不可避免的要受文化的影响，道路、理论、制度外化于形，而文化则内化于心，没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会丧失精神、智慧和道义的支撑。另一方面还体现在文化认同是人们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属于政治认同，在这些认同中文化认同是最基础、最深层次的认同，其意义在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中国人”这种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是中华儿女的血脉中流淌着的民族文化血液，民族文化是我们的共同基因。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属于政治自信的范畴，即都属于规范价值层面的内容，而文化自信则属于理念价值的范畴。理念价值统领、支配规范价值，如果在最高理念价值层面，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相融合后，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传统文化指导下的规范价值也可以或者说应当被现阶段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借鉴。

一、严惩腐败，加强吏治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用中央选拔任命的官僚代替世袭的贵族来统治广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选拔任用有能力的官僚来代替世袭的贵族进行统治，当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官僚体系也存在其固有的弊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僚，其所辖区域并非自己的封地，是帝王的私产而不是自己的私产，其职位又不可能像贵族一样世袭，所以官僚对地方的长治久安不会像贵族对自己的封地一样用心。

吕思勉在书中讲说官僚总是希望将自己的职责最小化，而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这是由人性所决定的。要防止官僚制的这一弊端，就必须要对官僚进行监督，所以官僚体制必须要配套督责体制。他认为必须以督责之术对付官僚阶级，以儒家宽仁之政对待人民。即严以察吏，宽以驭民。因为官僚阶级的利益是和人民相反的，要保护人民，其要义就在于约束官僚，使不能为民害，若放纵之，那就是纵百万虎狼于民间了。

所以吕思勉书中提出：国家办事，宜定一最大限度，不得超过，而这最大限度的设定，一是必要，二是监督所能及，不至非徒无益反生他害。也就是说国家要办事，就要依靠官僚，而用官僚就有弊病，所以除非必要，否则能不做就不做，如果确实有必要要做，那就必须要能够对办事官僚督察到位才行。所以他讲中国古代政治是能静而不能动的政治。我们翻看史书确实可以发现，只有在王朝建立初期遇到励精图治的雄主，或者王朝中期出现可以驾驭官僚体系的雄主，才可以使得国家社会得到较大较快发展，否则承平日久，官僚体制犹如政治之癌，只会让这个王朝统治慢慢癌变，直至农民忍无可忍起来造反，王朝灭亡。一个朝代的灭亡看似是死于农民起义，但实则是死于官僚体系的癌变。所以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正所谓治国之本在于治官，吏治则民安，民安则国定。

但是不是有了监督，官僚体系就万事大吉没有问题了呢？当然不是。问题依然存在，用吕思勉的话来说那会导致“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因为人是监督不尽的，随事而督导之，势将劳而不可遍。也就是说加强监督又会带来另一个后果，那就是督查体系里的官员会越来越多，而为民办事的官员越来越少。官员动辄得咎，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整个官僚体系就失去效率。要解决这个问题，吕思勉提出来说：用人势必当慎辨其心术，以立心不同的人，其所作的事，虽看似相同，而实有其大不同。有一种人，用他去办事，是弊上加弊，另一种人，用他办事则是维持现状，德才兼备的人，很是少见。当然吕思勉对中国的古代政治总体来说是持一种较为悲观的论调，但这确实涉及到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官员的选拔。如何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官僚，也是官僚体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本书论述不多，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从汉朝的孝廉察举制度，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再到唐朝开始一直贯穿到清朝的科举制度，钱穆还是给出了相对肯定的评价，认为这套制度基本可以贯彻中国人“选贤任能”的理念，选出的很多官僚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钱穆说：“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有且由唐到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补他们政党选举制之偏陷。”但是古代天下是皇帝的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治国，却又必须依靠官僚，所以只能在官僚集团和人民之间取平衡，只能将官僚对平民的剥削控制在某一限度之内，只要不招致官逼民反，皇帝也要与官僚集团达成妥协，所以百姓的生活总归是受到官僚体系的剥削和压迫的。

1947年，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了国家的主人，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党中央也要求官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但是在实际运行的过程当中，残留的封建思想以及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使得很多官员腐化变质，忘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忘掉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想，开始变成官老爷，作威作福，渎职滥权。面对此等情景，毛主席又开始了其大民主实践，让人民起来监督官员、批判官员，但这在历史上也并无经验可循，并因各种原因失败了。

不可否认，在中国“学而优则仕”传统的影响下，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员都进了公务员队伍，并且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其中也出现了官员腐败现象，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公务员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另一方面是我国的理念价值层面未统一，意识形态衰落，诸多官员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被资本腐蚀，迷失了方向，既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也丧失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追求。

十八大报告中罕见地警示腐败问题可能导致“亡党亡国”。随后，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力反腐，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贪污只是第一步，遏制住腐败势头之后，关键还是要加强治理能力建设。从湖北武汉官员在疫情中的表现来看，确实是承平日久，很多官员只会做太平官，例行公事还能应付，但遇到这种突发紧急事件，就都露出了马脚。这也如同吕思勉书中所讲中国政治上的弊病，在于官之无能，除例行公事之外，并不会办，而且还不能监督办例行公事的人，使之不作弊。这一点，不光我们看到了，党中央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要想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是不可或缺的组织保障。所有的法律制度，还是要由人来执行，所以钱穆讲“制度和人事，二者不可偏废”，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也必须注重组织建设，注重对执“法”者队伍的建设。

1、加强公务员内在修养的提升

钱穆说：“从汉代起，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士人阶层是一群有着特殊教育与特殊理想的群体，中国旧传统所谓士，乃是不从事生产事业的，所谓“士谋于道而不谋于食”，所以国家不允许公务员经商，习近平讲“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

士人政府在汉武帝之后就正式确立，但是受秦朝为“以吏为师”“焚书坑儒”的影响，秦汉以至魏晋，是儒吏相对的时代，那时的人们认为“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义”，“儒生文吏，具以长吏为主人者也。儒生受长吏之禄，报长吏以道；文吏胸无仁义之学，……贪爵禄，一日居位，辙欲图利以当资用”。“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捂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也就是说当时社会认为儒生有价值观有信仰道义，却不懂如何治理社会，而政府的文吏虽然知道如何执法办事，但是却无信仰，在办公事之外总要以权谋私。这一局面直到通过科举取士之后，才得以改变，即“儒的吏化”或“吏的儒化”，得以部分解决儒和吏的对立，使得政府官员既有了治国理政的技能又有了家国情怀。但是因儒家历来瞧不起吏，他们便自诩为“官”，而把非科举出身的办事人员称为吏，中国古代的官僚集团便有“官”“吏”之分。“领持大概者，官也；办集一切者，吏也”，官是科举出身，掌权的，地位较高，是士大夫阶层，吏是具体办事的，地位较低，但确实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成为“胥吏阶层”。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禄，而唐中期以后，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基层政治的瓦解大都是由于胥吏之害。苏东坡在《论养士》纵论了官僚体系的历史沿革，战国至秦出于客（卿）。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而实际事物，则归于“九品之下”的“流外”，即胥吏。司马光曾批判胥吏“以啖民为生”，“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

改革开放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唯GDP论，整个社会风气中物质讲的太多，精神提的太少，大多出问题的官员都是在工作过程中只注重能力提升（外王），而忽视了道德水平的提升（内圣），公务员队伍有胥吏化的趋势。所以今后在公务员队伍的培养上，应当继续借鉴传统政治中的优秀做法，注重内圣外王，继续选贤任能，在提升官员治理能力的同时，继续打造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共同理想，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终极追求的官员队伍，也是政治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干事创业精气神足，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发愤图强，就可以创造出很多人间奇迹。如果党员、干部理想动摇、宗旨淡化，人民群众精神萎靡、贪图安逸，那往往可以干成的事情也干不成。所以我们必须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2、加强国家监察制度建设

现代化国家赋予了官员很多的权力，要保证权力不乱用，必须一方面用法规约束，另一方面也必须有外部的监察制度，保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对官员的监察制度，汉代为御史丞，唐代有御史台，及至明代有都察院，这都是特设的独立机关，可见我国古代对反腐倡廉的重视。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反腐倡廉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标志着我国启动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2018年正式成立了监察委。这也是汲取了我国传统政治设计中的合理成分，补充运用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案例。2018年11月政治局以“中国历史上的吏治”为题，进行集体学习。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重点强调了要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制度，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二、完善法治，重提礼治

我们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也是规范价值的完善，但是如果在中国理念价值的指引下，礼治传统这一规范价值与中国的理念价值更为契合，所以未来中国的规范价值，应当是礼治和法治结合，礼治上接传统社会的理念价值，更多的从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作用，在非经济领域发挥教化作用，法治下接现代化的实用价值，更多的从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作用，指导、规范经济活动。

钱穆和费孝通等都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人治”社会，而是“礼治”社会。礼治和法治不同的地方是其维持规范的力量不同，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是从外限制人，违法所受惩罚也是有国家权力机关加之于个人。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靠社会传统，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人服礼是主动的，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立法者的工作就是从生活中发现不断重复的且需要强制执行的规则，所谓“则天道、缘民情”，这样的法律就是国民的生活，百姓日用而不自知。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广大基础社会主要靠儒家传统所规范的乡约民俗治理，由这套价值观来提供秩序。“礼治”是与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相匹配的一套规范价值。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讲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用政权、政治来引导老百姓，用刑法让他们的行动不越轨，老百姓可以免于刑罚但是没有羞耻心，最好是用道德来引导，礼的核心就是仁、就是忠、就是孝，老百姓会有羞耻心而且能够达到一定的境界[1]。《汉书》中说“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法律的条文刚刚颁布，命令刚刚下达，欺诈的行为、奸诈的行为就产生。人们会想方设法逃避法律的制裁，逃避制度的惩罚，这样问题会愈来愈严重，就像以汤止沸、以薪救火一样。《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中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如果不能劝止、化解人们作奸犯科的心，仅仅想以严刑酷法来约束人民的罪行，即使每天都在人流热闹的市场上执行死刑，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清末谭嗣同指出：“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2]，也有人称之为“阳儒阴法”或“外儒内法”，其实“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在中国社会的治理当中，二者一直相辅相成。唐太宗李世民既修《贞观律》，又制《贞观礼》；明太祖朱元璋既制《大明律》，又定《大明礼制》；清乾隆皇帝既颁行《大清律例》，又敕修《大清通礼》。张岱年讲儒家从汉代取代了法家的地位，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用“礼”来教化感召国民，成为人民日常的伦理规范、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上下和谐、家国和谐的社会。秦朝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却是法家的贡献，法家的法律思想以及这套制度一直是经历代政府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只不过是政府层面的工作，并不需要民众学习了解。礼和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我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宽猛相济’、荀子提出‘隆礼重法’，再到汉朝董仲舒强调‘阳为德，阴为刑’，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之后的宋元明清一直延续德法合治，都体现了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3]

中国现在的状况与传统的农业社会有了极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交通工具、通信手段的发展，让中国从一个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变成了一个极具流动性的工商业社会、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的社会交往成本更高，人与人之间很难建立起信任关系，原先在熟人社会中可以用道德、伦理来约束和规范的事情，在陌生人社会就必须通过法律来完成。所以现代化条件下，必须要靠法治来为全社会提供统一的秩序，维持社会运转，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法治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国社会。前面讲过西方的法治传统有着复杂的文化社会背景，是在全社会认同性恶论的前提下，在摒弃基督教道德说教的情况下，以发展出来的正当性为立法基础，认为秩序只能是外生的，基于外在的强制。中国的文化背景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文化传统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讲道德、讲天理，讲情理，人可以自治、秩序可以内生，所以人民大众对任何事情的判断依据是以天理和情理为准则，而较少以法律为准则。我们现代社会的立法者必须要尊重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不能与之相违背，要在合情、合理的前提下，再加入合法，让法律合乎人之常情，顺乎公道天理，否则不但起不到维护社会秩序之作用，反而容易引起更多的社会矛盾。而且即使法律再多，也不可能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规定清楚，不可能穷尽生活的全部细节，纸面上的法律，如何变成人民生活中的法律，变成人民的自觉遵从，也是一个大问题，“送法下乡”“送法进村”本就凸显了法治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困境。中国太大，是百国之国，现在我们用法律、由法院来处理矛盾纠纷，已经不堪其重。所以如何创新我国的司法体系，让全国范围的“法治”与地区范围的乡约民俗的“礼治”相结合，在“法治”和“礼治”中寻得平衡，是我们未来应该思考的方向。

三、承上启下，重塑意识形态

前文讲过，在阶级社会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中，往往同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首先是反映现存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经济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其次是旧社会（之前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反映已被消灭和正在被消灭的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经济政治制度；最后是反映现存社会中正在生长着的新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其中，反映和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通常占统治地位。这三种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斗争，斗争的实质是维护现存国家政权还是反对现存国家政权。

意识形态在政党政治社会中，往往反映了一个政党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毛泽东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意识形态是各个阶级或者集团争得或保持自己在经济、政治上统治权的有力武器。因此，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和偏差往往反映了一个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错误，有时它会导致全局性的瘫痪甚至毁灭性的衰败。

从国际共运史看，社会主义苏联先后粉碎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经历了严酷的卫国战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胜利，却败在意识形态战场。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苏共一个政治局委员2008年出版了《苏共失败的教训》一书，书中提出苏共的失败是战略性失败，长期以来，苏联社会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制度处于两张皮的状态，……久而久之，苏共失去了百姓信任，这导致一个不可思议的局面，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2000万党员时一晚上垮台。[4]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在全球的经济利益，加大了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渗透，“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思潮出现，鼓吹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一元性和普世性，宣扬新自由主义，妄图在世界上消除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用西方文化取代其他所有文化。“由于当今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及其游戏规则主导和控制下进行的，这样全球化进程就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和支配，它表明，当今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建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的过程。”[5]西方敌对势力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为后盾，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攻，他们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旗号，借题发挥，蓄意炒作，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等渠道供给中国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另外，我们学习参照欧美的市场经济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资本过剩等坏处和副作用，这些问题，本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的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经历并正在经历的问题，跟姓资还是姓社无关。但在西方话语权下，对市场经济本身所与生俱来的缺点统统不谈，而是全部归因于中国特色，统统归结为政治体制问题。同时，因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利益多元化，导致价值观多元化，传统的主流价值遭到市场逐利性的挑战，很多人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甚至甘愿充当西方敌对势力的国内代理人和马前卒，这都直接威胁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威胁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的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6]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创造的一系列巨大成果，无不验证了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理论、我们的制度是成功的，我们有“三个自信”的充分底气。但是，在国际舆论格局中，总体上依然处于“西强我弱”的状态。研究表明，西方媒体掌握着全球90%以上的新闻信息资源，近70%的海外受众是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相当多的西方媒体仍然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报道中国。特别是随着我国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话语权的增强，一些西方国家心态失衡，想方设法对我围追堵截。某些西方媒体为策应其国家利益而应声而动，故意对我炒作和抹黑，这就必然导致在西方舆论里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相去甚远。“由于西方长期掌握着‘文化霸权’、进行宣传鼓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

习近平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解决‘挨骂’问题，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现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别人就是信口雌黄，我们也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少方面还没有话语权，甚至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7]

未来中国，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要想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就必须重塑中国的意识形态。重塑中国的意识形态，关键在“立”而不在“破”。在很长一个时期，提到意识形态，想到的就是斗争，我们要么采取封杀的形式，封网删帖，要么采取对抗的形式，批判揭露。封网删帖是“守”，批判揭露是“攻”，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的今天，守是守不住的，讲“守”是在掩耳盗铃，是把头埋入沙子的鸵鸟，可是我们的“攻”，是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论武器，不能仅拿着百年前的马克思语录来和现代西方的意识形态打仗。在自己都觉得理亏的情况下，如何去打好舆论战，如何去争取去团结大多数？所以要想改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被动局面，首先要加强理论建树，根据国内外新的实践，重塑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想要重塑意识形态，一方面靠物质基础的物质支撑，一方面靠理念价值的感召力，最后才是意识形态本身合理性论证。也就是说不能只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意识形态，“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必须要将意识形态建设放到整个文化价值体系当中去考虑，新的意识形态，要上承中国的理念价值，将理念价值贯穿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当中，又要下接中国的实用价值，对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做出合理解释。中国近些年经济的巨大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很多学者也从这方面来进行意识形态建设，但因为中国的理念价值一直不清晰，既有马列主义又有传统文化，所以在构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显得左右为难，不知道应当上承马列还是中国传统作为理念价值，这就导致理念价值在对意识形态的引领上存在缺位，导致长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无法形成闭环。未来重塑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从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理念价值中去寻找指引，新的意识形态必须将新的理念价值作为根本和出发点，在这一新的理念价值的指导下，将作为规范价值的意识形态，融入到理念价值的叙事话语体系中去，从理念价值中汲取营养获得强大支撑，使之契合中国传统理念，这样才可以上承天道，下启民心，才会圆融，具有说服力和号召力，才能润物无声的凝聚人民大众，对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合法性支撑和精神动力，对外成为国际话语权斗争中的金钟罩和铁布衫。

[1]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中华书局，2017年，第47页。

[2]傅佩荣：《哲学与人生》，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

[3]傅永聚：《儒家的政治文化精神》，济南出版社，2020年，第7页。

[4]林毅夫、管清友等《读懂中国改革》，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14页。

[5]王永贵等：《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页。

[6]习近平：《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有力思想舆论支持》，2015年12月25日。

[7]《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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