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构中华文明，实现伟大复兴（三）发展实用价值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2021-11-13 13:39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之后，资产阶级将“市场”封神，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犹如上帝和凯撒的战争，上帝的敌人是凯撒，市场的敌人就是国家主权就是各国政府手中的权力。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在全球扩展市场的过程，犹如推行一场宗教战争，硝烟弥漫，旷日持久。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俨然是上帝的子民，接受“上帝的旨意”，向自己的国家开战，为西方的市场铺路。妖魔化政府，妖魔化国企，将政府与市场对立，将国企与民企对立，这是老套路，毫无新意。

我们研究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问题应当是研究金融资本的运行规律，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金融和实体经济三者的关系，这才是主要矛盾。与之相比，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国企和民企的关系问题，分配问题这也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属于从属的位置，是次要矛盾。

发展实用价值：科技和金融是腾飞的双翼

我们建国后取得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既得益于建国后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得益于改革开放，实现了市场经济体系转型，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市场经济，只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化组织方式，可以在资源配置、提高劳动效率，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资本主义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经济来组织生产，这已经是被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所证明了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我国基本的经济制度。但今天的成就又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因为我们还一直发挥着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在区域规划、基础建设、产业升级、抵御危机当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之后，资产阶级将“市场”封神，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犹如上帝和凯撒的战争，上帝的敌人是凯撒，市场的敌人就是国家主权就是各国政府。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在全球扩展市场的过程，犹如推行一场宗教战争，硝烟弥漫，旷日持久。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俨然是上帝的子民，接受“上帝的旨意”，向自己的国家开战，为西方的市场铺路。妖魔化政府，妖魔化国企，将政府与市场对立，将国企与民企对立，这是老套路，毫无新意。

所谓批判就是要澄清前提、划清界限，我们要批判市场和政府，就首先要澄清市场到底是什么？市场是不是神，是不是万能的上帝？如果是神，那么原教旨主义者是信奉一神论还是多神论？是只能有一种西方设定的市场形态还是允许有多种不同的市场形态？如果市场不是神，不是万能的，那么市场应不应该有边界？边界又应该在哪里？这些边界需不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市场经济有其优点，但是也并不完美，市场经济奉行的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与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自古以来共同富裕的中国梦，还是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冲突，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这都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所以在从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也一直伴随着“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反映在理论层面就是一直存在着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争。如何理顺市场经济所内涵的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及整个民族文化传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也是重构中华文明体系的核心问题。

1、经济正在换挡，争论日趋白热

理论的争论还是源于社会现实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主要目标以及成绩就是建立起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很自然的在理论指导上开始采纳借鉴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尤其是在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后，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和经济的快速崛起，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几乎获得了压倒性优势。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虽未能完全“登堂入室”，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取而代之，但却在高校、市场和媒体舆论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无人质疑，也没有人敢去质疑，即使有质疑，也无法形成影响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已经被边缘化，市场、媒体早已经臣服在“市场派”的石榴裙下，他们牢牢的把控了话语权。

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在西方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多，国内因为过度市场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也日趋白热化。这当中有着深刻的现实和时代背景：

第一，争论的国内背景是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部分人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满足温饱，安居乐业，但也积累了很多的矛盾，比如住房、医疗、教育过度市场化，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再比如环境恶化，贫富差距过大等等。人们在脱贫之后，开始关心平等问题，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对社会各方对经济政策产生质疑，开始反思。

第二，国际背景是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持续衰落，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趋势抬头，而中国在不断崛起，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甚至是开始引导全球化的走向。两相对比，“华盛顿共识”遭受广泛的失败和质疑，“北京共识”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吸引力。我党在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中建立起来了的“四个自信”，要想让“四个自信”真正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自信，需要一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谁是谁非，已然到了需要理清的时候了。

第三，互联网在中国迅猛发展，在很多领域已经取得全球领先优势，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互联网领域失效。实践在创新，技术在进步，理论和制度也应当创新，这是制度经济学中技术突破导致制度变迁，或者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有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基本原理。新经济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来指导，需要新的经济制度来适应。

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也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需要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和引领。到底是用西方经济学还是依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是二者结合发展出由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一）用技术来超越计划和市场的对立

1、经济体制的缺陷归根到底是人的缺陷

传统的观点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应指导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应指导的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以在比较选择两种经济理论之前还是先看一下何为计划经济何为市场经济。

计划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手段，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指两种社会经济体系。在理论上设定的“市场经济体系”里是没有一个中央协调的体制来指引其运作，市场将会透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看不见的手，看不懂的手），进而达成自我组织的效果。在“计划经济体系”，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或财团事先进行计划。很显然，人类的这两种经济运行体系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计划经济体系的缺陷在于：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没有一个中枢机构可以准确的获知体系中的每个人每个行为主体（事业单位、企业单位）随时变化的各种精神和物质需求，并按照需求安排生产、分配，个体的需求必然会被压抑，不会被及时满足，票凭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即使在当今社会很多产品也无法及时满足人民的需求，比如一些抢手的商品如苹果、小米手机等，都不得不采用预售制度。

市场经济体系的巨大缺陷是：身处这个经济体的个人或行为主体，虽然可以按照自己当时当地的需求，从市场上根据供求不平衡的状况，购买或者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但是个人的需求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汇聚成整体的需求，并被供给方掌握，提供相应供给。从社会整体而言，供求双方必然出现极大偏差，导致资源浪费，严重的时候导致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

在现实中既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系中也会运用计划的手段，计划经济体系中也会运用市场的手段，只不过领域、范围、程度不同罢了。纯粹的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体系都存在的巨大缺陷，而这种缺陷其实都是人的缺陷，也是人类群体的缺陷所带来的。人类的大脑无法站在上帝视角，及时发现、掌握、分析、处理所有的社会需求信息和社会供给信息，并相应作出判断、决定。但当有了移动互联，有了大数据，有了云计算，有了传感器，有了电脑系统的深度学习能力之后，是否可以弥补人脑的缺陷呢？当然可以。新技术的运用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的计算分析能力，从而提高人类社会的运行效率。如果云计算可弥补人脑的缺陷，那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我们人类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方式呢？会不会有既区别于计划经济体系也区别于市场经济体系的新的经济体系产生呢？我认为这将是历史的必然！

2、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欲望经济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广泛使用，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对于获取数据以及处理数据的巨大能力，甚至可以让你看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如何起作用的，如果你能够看到这只无形的手是如何起作用的，你会不会顺应这只无形的手的指示，去做相应的计划，去有针对性的做研发、生产和销售？

我们经常讲“市场”经济、“市场”开发、占领“市场”，我们也讲“市场”瞬息万变，商业社会一切由“市场”说了算，不找“市长”找“市场”，我们还讲“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那么这个神秘莫测、神通广大的“市场”到底是什么？

其实市场就是需求，进一步说市场就是市场参与者随时变化的需求，归根结底市场就是人类不断涌现又流淌变换的“欲望”，市场经济就是欲望经济，满足市场需求就是满足消费者需求。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就是说整个社会应该围绕着社会成员的需求（欲望）来配置资源。但之前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社会生产都无法准确的掌握分散的客户需求，因为需求随时在变，收集、分析成本极高（几乎不可能），只能根据局部信息，进行模糊预判，然后组织生产，投放市场，通过市场检验，试错成本极高，资源浪费巨大。

3、互联网将“市场”拉下神坛

本世纪最大的技术发展应用就是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智能化、智慧化的技术，让移动终端智能化，二是链接的技术，可以实现万物互联，高效互联，三是云计算技术，也即是“智能化”、“互联化”、“云端化”。互联网的本质就是数据化的技术，智能化是数据采集的入口，互联化是数据传输，云端化是数据计算和挖掘，所以核心都是数据化的技术。将小数据、分散割裂的数据汇聚互联成统一的大数据，未来商业本质就是数据。

金钱让欲望可以被度量，互联网让欲望可以被监测。互联网时代直接将大众的模糊的市场还原为精确的用户需求，也就是“以客户为中心”，通过智能化的数据采集，我们的衣食住行的所有信息，甚至我们心跳、步数、睡眠都可以被几乎无成本的真实、准确、快速、连续的收集、记录、传递，然后根据这些信息这些需求，来驱动整个生态系统协调生产、服务，以满足客户个性化甚至是一揽子的多元化的需求。

“市场”这个虚无缥缈，变幻莫测的“神”，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被拉下神坛，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可以摸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了，可以看到“市场”的底牌，一切都不再神秘，一切变化都在随时反馈，随时被掌握，随时被满足……

4、技术进步引发制度变革

（1）商业模式被颠覆——由B2C变为C2B

小米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传统产业是典型的B2C模式，企业研发一款产品，然后组织上游原材料采购，自己工厂生产，再由分销商零售商分销零售，最终到达消费者眼前，等待市场（消费者）购买。但是如果市场不认可，这一批产品都将积压，成为毫无价值的废物。或者只有一部分认可，那么剩下的就将毫无价值，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但在互联网时代是怎么做的呢？企业先根据市场需求设计出一款产品，并通过互联网精准推送到可能喜欢的消费者，然后在网上接受客户预定，拿到汇集起来的订单，再根据订单数量去有计划的组织原材料采购、流水线生产，然后通过现代化的物流送到消费者手中。这还没完，接下来会再通过用户实时反馈的需求，不断的迭代更新自己的产品，形成下一个循环。中间可以没有经销商，没有库存，也没有产品浪费。这就是典型的C2B的商业模式。

（2）企业组织方式变革——公司制变为平台制

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企业内外部的互动更加直接，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开始模糊，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协同变得越来越频繁和高效。企业组织不再是一个个封闭的机器，而成为了开放的体系。

商业模式的变化，经营方式的变化也必然对组织架构提出新的要求，这个时代优秀的公司已经演变成平台（S），成为众多企业的供应链平台或者后台，通过对上游供应链的整合，实现对下游小企业（b）提供增值服务、赋能服务，经由线上协同，共同服务客户（C）。

比如一家以设计生产销售时尚服装为主业的互联网公司韩都衣舍，就初步建立起7大平台，用以支撑300个左右的前端三人小组，为终端客户设计、提供各种不同款式的服装。海尔的人单合一以及创投平台转型，可以为平台上小微企业的创新、互联提供支撑，再由这些小微企业去创造性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

这种S2b2C的平台体系，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以平台为中心，通过互联网线上链接，一层一层将服务向外延伸，同时将信息向内反馈的生态系统。

（3）社会生产方式演进到“生态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决定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以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决定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我们目前中国走的已经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当我们进入万物互联时代，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都变成了“用户中心”，“数据驱动”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组织方式会是什么样子？请允许我这个理想主义者跳过中间过程，在此做一个终极畅想：

当人类社会的各个行业都被融为社会整体生态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获取也将遵循自然规律，可以循环发展。我们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终于开始自然而然的提到了“生态协同”，虽然科学技术早已经开始了“仿生”，但人类社会的整体运转方式也开始提到“仿生”的概念，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社会经过几万年的发展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存在方式，人类将学会尊重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按照自然环境存在的方式，来运行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人类将终于明白中国的那句古话——“道法自然”。人类社会的“道”，终将取法“自然”，人类作为整体社会层面与自然，天人合一。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与这个地球的一草一木融为一体，和谐统一。社会生活被数据化，归于0和1，和于自然界的阴和阳，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又可以重新归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中华文明又重新回到起点，荣归万经之首《周易》所描绘的世界之道。

这个新的制度，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我为她起个名字叫做“生态经济”。

5、新技术、新制度，需要发展新的理论体系

由此可见，科技的进步引发制度的变迁，同时也需要理论的跟进。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让中国人充分认识到科技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喊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这需要我们的传统企业尽快转型升级，我们的互联网企业不断开拓创新，我们的国家继续加大互联网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服务。

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制度可以有巨大的弹性，能够解决、适用或者包容这些时间上空间上所演变的一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的幸运在于我们一直在“改革”的名义下，不断进行着适用新情况、新形势的改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改革是常态，“历史不可能终结”，改革一直在路上。

为什么大家爱谈论互联网，谈论互联网思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时代没有对应的互联网经济理论。未来已来，而我们还没做好准备。传统经济，我们有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来指导，这两年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让我们感觉传统西方经济学开始失灵。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会人，对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分享经济打破了资源禀赋假说；西方经济学讲边际成本递减，现在互联网边际成本是零。所有这些变化，对人们思想上造成冲击，还没有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互联网经济、互联网创业。这个阶段，技术已经成几何级数的飞速演进，实践者靠经验摸索，大踏步的前进，而我国所谓的经济学家已经明显落后于技术和社会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界必须对新经济新实践做出反应，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回应，而不是仍停留在冷战时期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对立，对计划经济依然标签化，意识形态化，严防死守，不知反思，忙于批评，短于建设，继续活在市场批判计划的窠臼当中……

（二）用金融来调整权力和资本的关系

1、上帝和凯撒归位，市场经济和政府权力言和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之后，资产阶级将“市场”封神，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犹如上帝和凯撒的战争，上帝的敌人是凯撒，市场的敌人就是国家主权就是各国政府手中的权力。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在全球扩展市场的过程，犹如推行一场宗教战争，硝烟弥漫，旷日持久。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俨然是上帝的子民，接受“上帝的旨意”，向自己的国家开战，为西方的市场铺路。妖魔化政府，妖魔化国企，将政府与市场对立，将国企与民企对立，这是老套路，毫无新意。

我们党不光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能够勇敢的接受市场，而且目前已经超越了“市场”和“计划”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之争，建立了四个自信。我们国家的实践表明，市场和政府并非水火不容，需要相互依存，相互肯定，握手言和，各自归位，携手前行。经济学家要做的是找出二者的边界，划定各自的辖区，并且根据实践的不断发展，如何调整二者的边界。也就是说如果要争论，也应该在就是否承认二者都有存在的必要？是否应当设定二者的边界?以及如果设，边界应该设在那？如何建立一种调整二者边界的机制？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这30年，政府的角色一直在建设市场，扶持资本的发展，现如今政府就必须在扶持资本和节制资本之间实现平衡。

我们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其实也属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寻求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去兼容市场经济，本质就是在寻找二者相匹配的方式，所以一直在主动或者被动的探索、调适二者的关系。这里的主动调整我指的就是国家政府的改革措施，包括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手段有的是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税收政策这些经济手段。当法治不健全的时候，国家只能暂时依靠行政力量（权力）来提供秩序，对市场主体进行保护和约束，依靠行政命令，这就不可避免的在执行过程中，会生硬、粗暴、一刀切。行政力量介入市场到底是保护还是腐败，是约束还是侵害，有时很难说清，所以一些公知经常会片面的将其污蔑为“权力之手在市场乱摸”。被动调整，指的就是微观领域的腐败，官商勾结，市场经济对官员的拉拢、腐蚀，资本将权力市场化。这种主动和被动调整在润滑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冲突。但这都不是长远之计，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个冲突矛盾，让二者可以相互适应、配套，这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解决的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为此，现阶段不能再去简单的单纯谈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应该把金融从“经济基础”（经济）和“上层建筑”（政治）里边独立出来，将原先的两层关系，变为三层关系，也就是说最底层是经济（经济基础），中间层是金融，最上层是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不直接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而是通过金融体系来间接的干预、调节经济，这会解决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冲突，也会解决这些冲突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2、金融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根据韩毓海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他认为《资本论》第一卷讲资本的生产，主要研究商品，第二卷讲资本的流通，主要研究货币，第三卷讲信用与虚拟经济，主要研究金融。资本生产的场所是工厂，资本流通的场所是市场，信用发生的场所是金融机构。“信用与虚拟经济”支配着资本的生产与流通，金融才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神经中枢”和“大脑”，马克思认为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基础。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虽然是从商品经济入手，但是重点是放在了研究资本主义的信用和金融体系。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不应是关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场经济，而应当是支配着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的金融体制。要想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摆脱全球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怪圈，核心是处理政府、金融和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抓手就是研究支配着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的金融体制。不能再去泛泛的谈生产关系，金融就是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也是新时代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金融体制设计、运行好了，就可以顺利解决生产关系中的其他各个方面的问题，也就会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用、匹配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如何提高金融体系运转效率和公平问题，才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和最根本的问题。当整个社会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高效的将资本分配到实体经济中去，并能够很好的监督企业家对资本的使用情况的时候，我想政府权力也就可以自然而然的退出这些领域，所谓的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金融问题，则不管土地、劳动力、商品市场如何市场化，也无法解决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整个经济体系的市场主体都将成为金融资本猎食的对象。

所以我们研究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问题应当是研究金融资本的运行规律，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金融和实体经济三者的关系，这才是主要矛盾。与之相比，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国企和民企的关系问题，分配问题这也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属于从属的位置，是次要矛盾。

3、国家必须驾驭资本，克服资本逻辑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矛盾

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靠的是资本逻辑下的优胜劣汰。资本无所谓道德，它就是一头天生可以自我繁衍追求自我增值的怪兽，资本逻辑就是要求自身增值，必须无限扩张。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再是为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资本增值，生产完全是在为资本增值服务。而当产业资本演化成金融资本之后，资本已经不再进入生产环节，而直接追求资本增值。金融资本是资本运动的最纯粹、最充分和最高级的形式，它集中体现了资本的灵魂和奥妙，即摆脱一切时间和空间、物质和精神、生产和流通和限制，用钱来生钱（马克思讲的货币循环Ｇ—Ｇ′）。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取代了制造业（工业）资本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形式。同时资本也天然的要求集中，资本增值的过程也是一个大资本吞并小资本，是一个财富不断集中的过程。

资本的这些特性显然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社会生产是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相符的。首先人民的美好生活是需要使用价值而非价值来满足，所以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资本应当是为人民创造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而非仅仅是价值自身的增值，也就是说资本必须要进入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创造产品和服务（使用价值），而不能是钱炒钱的空转，资本必须是产业资本而不能是金融资本，不能脱实向虚。其次，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发展成果，而不能是资本集中后的少数人享有发展成果。

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这个矛盾的解决办法就是，必须由国家来驾驭资本，由国家来给资本套上缰绳，驾驭资本这头怪兽。社会主义国家要驾驭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驾驭资本也不是要求资本的所有权都归国家所有，并不是要消灭私有制。相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依然可以按照其本性发挥作用，只不过必须由国家代表人民来控制，确保其形成、分配以及使用都是为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私人服务。要让资本如臂使指，如水灌田，如血润身，服务好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4、国家通过控制“金融”来驾驭资本

资本不会一直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它大多数时间是以零散资金的形式存在于每个家庭和企事业单位，是每个家庭和企事业单位的私人财富，是私人产权。分散的居民财富只有通过一定方式聚集起来形成一定规模，足够进行价值增值活动并投入到价值增殖活动中去的时候才叫“资本”。这就像国家的军队，实质是由各个家庭里的适龄青年构成，这些人平时是散落在各地的普通家庭成员、社会成员，当国家要征兵打仗的时候，众多平民身份的“个人”才被组织起来变成大规模的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征战沙场。

征兵的权力只能由国家掌握，才能确保军队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样汇聚资本的权力也只能由国家掌握，才能确保资本是为国家服务。征兵靠的是国家行政权力，而资本的汇聚形成依靠的则是“金融”。金融的重要作用就是用各种方式将分散小额的资金归集起来，变成大额资金（资本）进行社会投资。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全球化竞争的大背景下，金融将是一国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一国最核心的经济权力。

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机构主要是由私人掌握，所以汇聚起来的巨额资本也主要由私人决定其使用，当然巨额资本所带来的巨额收益也由私人享有。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机构应当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所有，汇聚起来的巨额资本也应当为人民使用和服务，带来的收益也理应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允许民营金融机构存在，作为国有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但是必须要将其置于国家的严格监管之下，切不可存在监管盲区，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在金融自由化的思潮下放松金融监管带来的恶果。

可以说金融由谁控制、汇聚起来的资本由谁掌握和使用，带来的收益由谁分享，这才是目前阶段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最根本判断标准。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不仅不应该消灭私有制而且还要保护私有制，但是国家却必须像牢牢抓住对军队的控制权一样牢牢抓住对金融的主导权和控制权，确保军队是人们的军队，金融是人民的金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国的现有财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私人服务。

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国家通过金融驾驭资本的原则，建立起强大、高效的金融体系，就像拥有一只强大、高效的部队一样，对内可以保证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和化解近些年我国金融自由化所累积的金融风险，对外也能够充分应对国际金融资本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防止国际资本的经济侵略，打赢“货币战争”。

在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声音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受政府的干涉过多，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不够。这些人在欧美金融体系因为过度自由化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不深究其中的深层次问题，而将责任甩给监管体系，依然不吸取教训，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只要能够跟有效金融监管框架的构建相结合，就可以避免西方的金融危机。这种观点看似合理，实则危害极大，这是妄图以外部监管权替代国家对金融体系的实质控制权，是妄图以市场的名义、以效率的名义让整个金融体系假手于人，必须坚决反对。

综上所述，前些年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包括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全都是被西方经济和金融理论所主导，丝毫没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子。十九大之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要有配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与之对应。现阶段，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金融、重新定义金融，用政治经济学的理念来指导中国当前和今后的金融体系改革，尤为迫切也尤为重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应该是金融，而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国家控制金融的手段来驾驭资本，国家控制金融的手段一方面是金融机构的主体必须是国家所有，另一方是必须加强国家对金融行业的严格监管，金融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使命。把握好了国家通过控制金融来驾驭资本这一关键环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来驾驭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可以理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逻辑关系，二者合起来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是区别并超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可以解释和回答各种社会现象，就可以更好的指导我们的政治经济建设，从而理顺和构建新的中华文明体系。

中国要想赢得竞争，就必须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超越的基础上，再实现中国的金融体系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超越，建立起可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三）用实践来打破资本和劳动的对立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深刻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残暴和血腥：在欧洲圈地运动过程中的羊吃人，在非洲残酷的黑人奴隶贸易，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掠夺，在亚洲倾销鸦片毒品，西方的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血与火，建立在无数人被残害的生命之上，它们是肮脏的，是邪恶的，是屠杀压榨劳动者的刽子手。

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是一个将劳动者与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第一步通过圈地运动造成农村大量失地流民，通过机器大工业让城市小手工业破产成为流民。第二步再通过流民法案，禁止流民乞讨禁止居民施舍，之后开始对流民进行搜捕残害，逼迫流民进入工厂成为被资本剥削的对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是自由的一无所有，只能将自己商品化，出卖自己的劳动，这是他们和社会和经济的结合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须维持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劳动力的再生产。所谓劳动力再生产是指劳动者劳动能力的恢复和更新，它包括劳动者自身劳动能力的维持和恢复，劳动技能的积累和传授，以及新的劳动力的繁衍、培育和补充。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生产某种产品，消耗了一定的体力和脑力，只有经过适当的休息和个人消费(包括吃、穿、住、用等方面的需要)，被消费的劳动能力才能补偿。为了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劳动者还必须养活自己的家庭，繁衍后代。劳动力再生产是任何社会制度下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资本对劳动的压榨，甚至已经到了无法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地步，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靠引进亚非拉移民来补充其劳动力。

中国古代社会，也有失地农民“插草卖身”，但只是偶发现象。封建王朝大都是依靠农民起义建立的，其立国之本就是均田地，即生产资料的重新再分配，实现耕者有其田，让农民和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紧密结合，这是封建社会的根基所在。朝廷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大规模的土地兼并，防止农民失地，但到了王朝的中后期，腐败滋生，贫富差距扩大，土地兼并往往不可避免，农民失地之后就不得不“插草卖身”，去给地主、富豪打工。

我们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也需要产业工人，所以也吸引了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东南沿海城市的工厂打工，但是我们依然保留了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和收益权，他们可以在工人和农民的身份之间随意切换，所以也被称为农民工。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在私营企业的雇佣劳动制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质的差别，也存在着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是永恒不变的铁律么？绝不是的。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是必须解决也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们国家资本积累的过程没有圈地运动，没有羊吃人，没有贩卖黑奴，我们也没有种植鸦片贩卖鸦片，我们更没有屠杀和掠夺他国人民，我们没有一块海外殖民地，我们的资本是亿万劳动人民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它们是几代人的劳动、储蓄和积累，它们是亿万革命先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保护和捍卫住的，它们是全体人民的心血和结晶，我们的资本是干净的，甚至是崇高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是死的劳动但却传承着活的灵魂，那就是要为全体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明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资本主义是以“资”为本，以“人”为用的社会，资本主义让劳动货币化进而商品化，社会主义应该在学习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应该是以“人”为本，以“资”为用的社会，社会的一切运转逻辑都应该以人为中心。

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让劳动资本化而不是商品化。现代社会已经是货币化了的社会，所有价值都通过货币来通约，劳动的货币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在劳动货币化之后，应使其资本化而非商品化。这需要国家主导建立起一套人力资本化的评估机制和社会认可机制，修改目前参照西方而来的公司法，允许人力资本投资入股，将人力资本化、人才团队资本化之后，让劳动和资本都可以出资，二者形成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解决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比如现行的国际会计准则，企业是以利润为中心，人力是作为企业的成本计算而非资源、资产计算，这就无形中导致了企业自觉不自觉的为了做大利润，而压低人力成本的做法。如果用人力资本的视角来看的话，就需要颠覆目前的会计准则，以企业创造的综合效益来评价企业的好坏，比如企业创造的税收、支付的员工薪酬以及企业利润留存做综合考虑，这样可以兼顾国家利润、员工个人利益和企业集体利益。这些都是可以从“人力资本”这个视角出来，来推动理论突破。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要重新让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而不是分离。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如何让生产资料在各个社会主体之间更加公平的分配、高效的使用，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件事情。现在大家在探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科技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更深刻的应该是人才与金融的结合，人才与金融的结合也就是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资本主义是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制造出无产阶级，我们要将人才和生产资料有机结合，发挥出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个人层面，可以通过人才评估评测，根据人才体现的综合信用、能力，打通金融与人才相结合的瓶颈，为财政、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为人才提供金融支持提供理论和实践工具。企业层面，国家可以通过财政、金融体系战略投资“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劳动者根据兴趣、分工、能力联合创建的中小企业。我们的中小企业应该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通过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以及全员持股等方式，每个人都可以以身价以贡献入股，这样就可以创造出劳者有其股的局面，企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必将得到巨大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必然得到巨大提升。

资本与劳动在天平的两端，权力就是要通过上面所说的方方面面的制度设计，维持天平的平衡，做到不偏不倚，因为双方都代表人民的利益。资本代表着以前的劳动物化，而劳动指新的活劳动，二者都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资本代表旧的过去，必须要用来支持新的当下的以及未来的劳动、创新，二者接力，创造和分享新的价值。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消失了，二者的合作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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