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由神到钱：西方文明的突进之谜（四）诊断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2021-10-26 07:01

马克思与韦伯围绕现代性的起源、发展、后果、趋势，从各自独立的视角都发展出了对现代社会结构和机制的透视，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子系统，构成了庞杂的学术体系。

赫希曼则是在两个庞杂的学术体系的当中发现了一处缝隙，并通过自己的研究，将这处缝隙给弥补了上去。

同时正因为规范价值是理念价值和实用价值之间过渡的桥梁，其起到的是过渡、衔接的作用，所以在分析的过程中要么会滑向“经济决定论”要么会滑向“文化决定论”，所以赫希曼的“政治决定论”并未像“经济学定论”和“文化决定论”那样流行。

四、诊断：研究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范式

（一）马克思范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1845年春，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为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自此马克思的理论视域、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不再“从天国降到人间”，而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即开始从离人民最近的物质生活开始研究。在他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和出发点，必须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用事实加以说明。所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厌其烦地用了大量的史料和细节进行说明。

在确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物质生产这一人类实践的基本方式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起点和新世界观建构的逻辑起点，把物质生产这一社会内部的、感性物质的和持久起作用的动态因素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人在创造历史之前，必须能够生活，必须要吃穿住行，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从“商品”这一概念入手，《资本论》开篇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人民大学的庄忠正副教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中讲：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并不仅仅在于破解人的存在的二重性。更在于深入“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机制”，揭露一种既符合交换规律又不符合交换规律的对抗性交换，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因为商品这一“单子”是已经完全结束的整体，它反应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形成过程”。在劳动与资本对抗性的交换中，劳动与资本的从属关系，从形式上的从属过渡到实际上的从属，资本主义社会亦从“资本的形成史”过渡到“资本的现代史”。资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成为支配一切的权力，个人现在受资本的统治，任何存在都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合法性做辩护。[3]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确切的说，“正如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一样，“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提供了钥匙。” [4]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运行，揭示出隐含在其背后的发展规律，进而实现对全部人类社会发展变迁过程的揭示。

马克思最终将社会的发展和演进总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有多种因素和力量, 其中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中,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就能促进它的发展,反之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发展中作为根本动力的地位和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

马克思揭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在社会系统建构中具有基础地位，这与将社会发展归结为理性、意志、情感、观念的一切唯心主义观点划清了界限。但强调经济因素、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力论的一个方面，它不仅确认经济因素对于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决定作用，同时又指出上层建筑诸因素对于经济基础、物质生产的反作用以及物质生产、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文化关系的交互作用。社会有机体的演化发展，是以经济因素为最终动因的社会系统的各种构成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是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的形象表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都是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借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社会权力和资源。

马克思之所以从经济入手，与他所处的年代以及他自身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身处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并对工人压迫日盛的年代，马克思关注着现实，关心着工人的疾苦和不公。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一方面广泛地阅读了傅立叶、圣西门和英国欧文的作品，一方面利用报纸提供的机会观察、接触社会，让他认识到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巨大作用，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开始从哲学研究转入到经济问题的研究。1844年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指出宗教批判仅仅是社会批判的前提，需要从宗教批判转移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实现的太阳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6]

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不仅是一个思想家更是一个革命家，他从商品入手，从劳动入手，从实践入手，进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皆是因为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他要改变世界上劳苦大众的现实命运，而不想像其他哲学家一样“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这既否定不了哲学，更否定不了现实。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

“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确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8]

可是如何改变世界？通过实践，通过革命，可是如何实践？如何革命？如何创造历史？创造历史需要靠“现实的人”，革命需要它的历史担纲者，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和“历史的担纲者”就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而要让无产阶级奋起抗争，奋勇革命，首要的是解决他们所关心的物质利益。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是从而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9]

（二）韦伯范式：宗教情怀决定民族路径

马克斯·韦伯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0]一书，但此书只是韦伯卷帙浩繁的“世界诸宗教的经济理论”系列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这一系列里还包括《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古犹太教》《印度的宗教》和《宗教社会学》等。韦伯的一生致力于探讨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与现代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韦伯认为一个国家、民族要发展经济，必须找到能够支撑其发展经济的理由和精神动力，而这一点，要靠文化。他讨论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印度教、犹太教，这些种种不同的宗教，都代表着不同的处事态度，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精神哲学，也会因此产生不同的经济类型，导致东西方民族走上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基于这些文化、宗教比较，韦伯考察西方的经济伦理究竟有何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又是如何表现为资本主义精神即造成资本主义系统，让西方走上了现代化的过程。

19世纪关于资本主义为何会出现的解释中，最流行的两个看法是人口的增加和贵金属的流入。韦伯则认为这两种说法并不具有解释力，因为对比中国就知道17、18世纪中国的人口增速快于欧洲，中国也一直有大量白银流入，但却并未产生资本主义。根据韦伯的理解，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物质的因素之外一定有一种精神力量去克服根深蒂固的传统，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变迁。韦伯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真正动因就是要反驳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仅仅归因为生产力发展进而强调经济领域是其他一切领域之基础的观点。“我们必须消除这样的看法，即认为从经济的变革中可以推断宗教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斯·韦伯首先在书中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兴起于西欧而不是南欧。按理说南欧的经济发展较早，意大利在14、15世纪就已经出现了繁华的商业城市，但南欧的经济始终没有越过封建主义，跨进资本主义的门槛。韦伯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旧教统治着南欧，旧教的影响渗透到南欧社会的方方面面。按照旧教的观点，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要么苦修、禁欲，以便赎罪，要么把钱捐给教会，换取赎罪券。追求财富的欲望，在当时看来是卑鄙无耻的，即使富人们赚了钱也要在临终之际将巨额财产捐给教会，用以赎罪。在韦伯看来，恰恰是这些做法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相反，在西欧国家，通过宗教革命使得荷兰、英国成为新教国家，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一方面要求新教徒不能挥霍财富，这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方面新教伦理不仅将追求财富视为合法，更是将这种追求视为上帝的旨意，他们以上帝的工具自居，将世俗的成就诠释为荣耀上帝的义务。在宗教氛围浓厚的17世纪，财富被正当化，人们创造出的巨额财富构成了他们拥有神性的积极标志。可以说新教伦理塑造了一批人的生活态度，由“出世禁欲”为“入世禁欲”，他们依靠勤俭努力变得富裕起来，成为中产阶级，围绕着在天职中工作和追求利润，将信徒的生活全面地、有条不紊的组织起来，从而打破了封建秩序，发展出了资本主义。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欧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新教伦理的指引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兴起基本上是一种植根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西方通过宗教改革而形成的新教文化，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念和“预选”观念中产生出一种理智、冷峻、自律和忠贞不渝的态度，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历史性有机结合而凝成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促进了经营活动的理性化和再生产活动的规范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它包括如下基本内容，以“蒙恩”“天职”和“入世禁欲主义”为核心构成其价值理性内涵；以市场逐利的经济生活、标准化的技术规则、形式化的官僚管理体制为基底构成其工具理性内涵。世俗合理化进程解构了传统宗教的神秘魔力和禁锢力，扭彼岸世界转向于此岸世界，化虚幻浪漫为现实世俗，把社会的理想追求融入日常的物质经济生活工作中，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文化动力源。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前提，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理性的行为与企业组织”，新教伦理实际上是将宗教的精神气质贯彻到经济领域，这是造成经济生活合理化的重要原因，经济生活合理化又有助于创造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中世纪的欧洲是个宗教神学的时代，宗教的理念价值几乎占据了社会的一切，西方未能发展出实用价值，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世俗化和合理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宗教价值理性还制约或者指导着工具理性的扩张，世俗化过程始终与清教徒的信仰价值的追求连在一起。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平衡张力被打破，获利的现实经济动机不断脱离伦理正当性精神追求的内在规制，合理化就是工具理性开始替代价值理性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过程，韦伯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11]”韦伯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已经看到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中已经不见踪影，所以发出了如上感慨。实则背后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从宗教（理念价值）当中分离出了更为专业的政治理论（规范价值）和经济理论（实用价值），它们直接作用于经济运行，这让宗教对经济的影响变得没有那么直接，但是这些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背后依然是基督教的影子。

马克思虽然并不忽略精神性因素，但却始终将物质生产或经济因素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首要因素，而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包含着双重因素：一方面，“不能单纯地只考虑资本积累这个因素，而置经济生活的合理化于不顾”；另一方面，也不能“单以宗教改革的精神，来说明资本主义的产生”。事实上，韦伯从未试图以任何“精神论的史观”，来取代唯物史观，二者皆可成立，只是“要局限在所选择的价值参照范围内”[12]。他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结论中也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他说：“以对文化和历史所做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韦伯十分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他曾说：“现代学者们，尤其是哲学家们的诚实性，可以从他对尼采及马克思的态度中来衡量”，“我们每个人今天在精神上所体会到的世界，已是一个深深受到尼采与马克思影响的世界”[13]。雅斯贝斯在关于马克斯·韦伯的纪念谈话中也讲到“韦伯承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将资本主义的自我认识当作一种科学发现的第一步。”苏国勋指出：“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论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在他那里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伦理而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作用于人。”[14]

（三）赫希曼范式：政治理念决定社会变革

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一书中，着重梳理了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的变迁对资本主义产生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封建王朝末期在统治阶级及其幕僚已经开始形成或接受了新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这为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做好了政治思想准备。他在书中明确指出要将此书所述将赚钱职业视为一种高尚职业的论述，与韦伯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命题以及相关争论作一比较。他在书中写道：

本书认为，欢迎并推动17、18世纪工商业扩张的既不是一些社会边缘群体，也不是反叛性的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当时‘权力结构’和‘既定秩序’中心的流行意见，来自君主，尤其是其幕僚和其他相关社会名流所要解决的问题。自中世纪末以后，特别是由于17、18世纪战争和内战日益频繁，人民要寻求一种与宗教戒律相当的行为规范，一种新的行为和决策规则，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服从必要的纪律与约束。人们出于这种考虑对工商业的扩张寄予厚望。

韦伯及其追随者，还有他的绝大多数批评者，首先关心的是使某些人类群体以理性方式一心追求资本积累的心理学过程。我所讲述的故事把一些人是出于被迫视为当然，转而强调那些今天所谓的知识、管理和行政精英对这一现象的反映。这种反应受到喜爱，并不是因为赚钱本身受到嘉许，而是由于人们认为他有个有益的连带作用：它使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不再产生祸害’，更确切地说，它的优点是对君主的胡作非为、专横统治和危险的对外政策施加了限制。韦伯宣称资本主义的行为和活动是绝望地寻求个人救赎的间接（最初无意识的）结果。我则认为，资本主义形态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一种同样绝望地寻求避免社会崩溃的办法，由于内部和外部秩序的不稳定性，这种危险在当时一直存在。显然，这两种主张可以同时成立：一个与具有宗教情怀的新精英阶层的动机有关，另一个与不同的守门人的动机有关。然而韦伯的观点魅力如此之大，使后一种观点完全被人忽视了。[15]

如果我们要给赫希曼的这种分析思想加一个标签，那可以称之为“政治决定论”，虽然赫希曼写这本书只想引起大家对统治当局政治思想变化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的重视，他并未讲政治是社会变迁的决定因素。就像韦伯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一样，他只是认为马克思或者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分强调经济决定论，韦伯认为除了经济之外，宗教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也极为重要，但是韦伯并不否定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韦伯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真正动因就是要反驳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仅仅归因为生产力发展进而强调经济领域是其他一切领域之基础的观点。

（四）三种范式融合互补，形成新范式

前面所述是研究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范式，实则也是研究现代西方社会产生的三种范式，但我们知道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也就是说马克思、韦伯、赫希曼三人就具体而言，确实是研究“西方社会”现代化是如何实现的，而不能笼统地称之为“现代社会”如何产生，但是三者尤其是马克思和韦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都实现了从具体到一般，从形象到抽象，三者的研究范式，确实是可以在研究不同文明的国家现代化转型中使用或者借鉴。有着与西方社会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国家，如何进入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除了一般规律之外，也必然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和方式。

如果我们用社会大众非此即彼的“化约论”态度来看，马克思因为强调物质的首位的决定性的因素而往往被人们贴上“经济决定论”的标签；韦伯则为了平衡世人对马克思的误读，从研究各国宗教入手，强调了各民族精神因素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而被贴上“文化决定论”的标签；赫希曼通过对大革命前统治阶级政治思想演变过程的考察，指出了政治思想对社会变迁也具有重要作用，我想很可能也会有人为其贴上“政治决定论”的标签。但我想，如果马克思、韦伯和赫希曼三个人有机会坐到一起，不但绝不会吵架而且会彼此视为知己。

中国社科院郑飞博士在其《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一书中对韦伯和马克思的异同做了深入分析，并对人们为何在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关系问题上将马克思和韦伯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做了解释：那就是韦伯所处的时代正是马克思思想深刻影响德国精神文化生活的时期，这一时期正是第二国际以及德国学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解释大行其道的时期。1890年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在《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中，用庸俗社会学观点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技术经济史观”，并且把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必然性同机械决定论、社会宿命论相提并论。“经济决定论”后来成为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统解释，在这种“经济决定论”看来全部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过是自发形成的自然过程，经济关系在其中起着唯一的决定性作用，全部社会历史都被还原为经济关系，历史沦为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一种宿命论。韦伯关注的是“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在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或明或暗的批评，主要是针对这种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而并非马克思本人。尤其是在韦伯思想的后期，他将马克思视为他在社会经济学和社会学思想见解上的一个先驱，并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中，称赞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并将“理念型”的思想归功于马克思。[16]

马克思对于社会变迁理论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给了我们一把解读世界的钥匙，虽然马克思强调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引擎，但是并未否认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只不过这些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得以展开充分论述。晚年恩格斯在他的一些著作和通信中反复强调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相依互动的综合动力论思想。他指出：

“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下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政治的前提和条件，历史文化传统，也起着一定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7]

“马克思的一般哲学视野却显然能够覆盖韦伯提出的问题，无论在具体论点上存在何种差异，韦伯都可以视为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批判的力量效应，由于韦伯的思想触及一些马克思不曾面对过的问题，其现代性诊断可以视为马克思工作的延续，扩展了马克思现代性研究的规划，深化了我们对现代性的认知。”[18]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产生中精神因素作用的考察，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马克思对社会制度变迁的看法。

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一书中阐述的思想，恰恰将马克思和韦伯缺失的那一环给补充上了。韦伯的宗教伦理即理念价值如何作用于个人的实用价值，即宗教伦理的这种作用是在个人的精神层面，从而影响个人的思维和行动，但是我们知道个人的理性最终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受宗教影响个人的行动如何转化成为有秩序的集体行动和国家民族行为，韦伯的理论在逻辑上是有缺失的。赫希曼所讲的恰恰是“规范价值”，是除去了韦伯教会体系之外的，世俗社会王权贵族这些政治上的当权者的思考，他们的思想认识演变过程，可以说赫希曼为我们梳理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政治思想史，在这个基础上指出西欧封建王朝末期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是直接的推动作用，是直接原因。当时处于“权力结构”和“既定秩序”中心的君主，尤其是其幕僚和其他相关社会名流，要寻求一种与宗教戒律相当的行为规范，一种新的行为和决策规则，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服从必要的纪律与约束，从而避免社会崩溃。也就是说统治者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发展经济（哪怕是用一种从未用过的，对贵族阶级利益有损害的新的方式）来避免社会崩溃。由此可见，赫希曼重点是从政治，从统治当局的角度出发来考察研究社会变迁的原因，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会导致统治当局推进新的经济政策以及政治政策改革，从而推动社会变革。

马克思与韦伯围绕现代性的起源、发展、后果、趋势，从各自独立的视角都发展出了对现代社会结构和机制的透视，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子系统，构成了庞杂的学术体系。赫希曼则是在两个庞杂的学术体系的当中发现了一处缝隙，并通过自己的研究，将这处缝隙给弥补了上去。同时正因为规范价值是理念价值和实用价值之间过渡的桥梁，其起到的是过渡、衔接的作用，所以在分析的过程中要么会滑向“经济决定论”要么会滑向“文化决定论”，所以赫希曼的“政治决定论”并未像“经济学定论”和“文化决定论”那样流行。三个人的观点综合到一起，就可以完整、准确地向世人展现现代社会起源以及影响社会变迁的三因素，由此，导致社会变迁的文化、政治、经济因素全部被统筹在内，不偏不倚、逻辑自洽的体系出现了，我们暂且将这一分析体系称之为“文化政治经济学”。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32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7页。

[3]庄忠正：《政治经济学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7]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10]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

[1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138页。

[12]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Ⅴ：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13]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1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序言第5页。

[15]阿尔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9、130页。

[16]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0页。

[18]郑飞：《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第131页。

← 返回代表著作　|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