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由神到钱：西方文明的突进之谜（二）突变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2021-10-25 11:28

钱是人类欲望的外化和物化，最初人类的欲望需要用吃的喝的用的来满足，当产生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之后，人对物质的需求就转变成了对钱的需求，人对外界的欲望就转化为对钱的欲望。

人的欲望本就是填不满的无底洞，它琢磨不透、飘忽不定，没法清晰表达，隐秘地藏在每个人心里。可是有了金钱之后，人类的欲望变得可以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可以储存，甚至可以公然谈论，并且堂而皇之地接受众人的膜拜。

二、突变：西方文明的形成和演变

前面我们介绍过，一个社会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由三部分或者三个层次构成——最高层次的理念价值、中间层次的规范价值和最低层次的实用价值。西方社会在轴心时代产生了救赎型宗教的超越突破——希伯来宗教，之后又从中演化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信仰构成了西方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内核，开始成为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底色。但正如前文所述，在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当中除了基督教信仰之外，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漫长的1500年间，西方社会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一直是不成型，甚至可以说是缺失的。此时的西方没有发展出人类现实社会应该如何合理构建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所以也就没有成熟稳定的政治秩序实践，整个西欧社会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处于纷乱征伐之中。同时，他们也没有发展出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更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相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在公元16世纪之前的欧洲，整体上是一个极其落后的文明。但是为何在这样的一个极其落后的文明中，却产生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进而推动整个世界实现了飞速的发展？

下面我们从文化价值体系的角度，来重新回顾西方历史，梳理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生成和变迁过程，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现代西方社会的形成，提供另外一种解释。

（一）希腊的幻灭

目前学术界公认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认为古希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哲学、科学、艺术等领域涌现出了无数的名人，留下了丰富的文明成果。但是如此灿烂的文明，为何没能延续下来？又为何能消失了近千年之后，又在12世纪奇迹般地死而复生？流传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源自十字军东征，西方从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找到了古希腊的相关文献；一种是源自西班牙，中世纪西班牙被穆斯林长期占据，穆斯林喜欢研究亚里士多德，西班牙不仅保存了大量亚里士多德著作，还出现了很多伟大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者。“西方人先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后来认为阿拉伯文的版本不完全可靠，又去找希腊原著来翻译。这个翻译运动持续了近两百年。到了13世纪，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著作的拉丁文译本都有了。”[1]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被重新发现，并被广泛研究，被称之为西方“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

1、古希腊文明并未实现超越突破，没有产生终极关怀

按照第一章第三部分我们所介绍的超越突破和终极关怀的定义，在轴心文明以前的社会里，一种文化比如一种宗教、一种思想都是与社会组织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当社会出现危机解体的时候，人们也会将与之相伴的文化也抛弃掉，重建社会之后也要再一次重建文化。只要文化和社会组织不可剥离，随着社会的腐败和解体，附着于社会组织上的文化也会随之消散，这种文化就灭绝了。这就是为什么轴心文明以前的社会解体之后，它的文化也死掉的原因。但轴心时代，有几个民族产生了独立于社会组织的价值，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终极关怀。这种价值是人在轴心时代社会大解体、大动荡时期，人的心灵不得不从社会中走出来，不得不寻找一种能够独立于社会组织的、独立于社会有机体、基于个体而存在的终极价值，可以永恒存在的价值的产物。这种终极价值可以随着一代代个体生命而延续下去，并塑造该文明的社会文化形态。

如果说古希腊文明实现了超越突破，产生了终极关怀，属于轴心文明之一，那么古希腊文明就不应该会断代消失上千年，也不会被边缘文明所替代。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古希腊文明到底有没有像希伯来宗教、印度宗教和中国儒家一样实现超越突破。

李筠在《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一书的第一章中就将古希腊文明称为“异类”，并从诸多角度将古希腊文明与其他古文明进行了对比，指出古希腊文明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古希腊文明在古代文明中完全是个异类，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世界观，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体系。最关键的是，古希腊文明对世界的理解和其他文明从根本上就不一样。

当其他文明都在追求用神秘的宗教认识世界的时候，古希腊文明却在追求建立一个‘人居于中心’的世界。在古希腊文明中，人的地位很高，没有匍匐在神的脚下，而且人是自信的、乐观的，是自己的主人。”[2]

李筠认为古希腊文明之所以相对于其他古文明是异类，主要是因为其文明体现出浓厚的人文特质，这在2500年前的世界，可以说是一朵“奇葩”。李筠介绍古希腊文明的人文特质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高度的世俗精神。

“古希腊的思想、政治、社会生活不是由宗教主导的，宗教没有支配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古希腊人理解世界、解释事物的规律和行为，采用的也不是宗教的神秘解释，而是宗教之外的道理。

……

从政治上看，古希腊没有其他古老文明中常见的、拥有崇高威望和巨大权力的专职祭司群体。古希腊的政治权利的根本属性也不是神权统治。”

第二个特点是高度的理性精神。

“希腊以外的其他古老文明都以神秘主义为基调——由神主宰的世界是神秘莫测的，人没有能力，甚至没有资格去理解万事万物背后的原因；世界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一切都取决于神的意志。苏美尔人、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希伯来人都是通过专职祭司和神沟通，人只能服从于神和祭司，不能自己思考。古希腊人虽然也会用神灵解释世界，比如风雨雷电、一年四季、昼夜之分、恒星和星座等现象。但他们很快就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路，他们认为万事万物背后都有原因和规律，这些原因和规律是可以被人的理性所把握的，连诸神都不能随意改动。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精神，古希腊才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哲学和科学。”

第三个特点是人具有崇高地位。

“当人有了理性精神，能够自主地认识世界，其地位肯定大不相同。和其他古老文明的人相比，古希腊人拥有更高的尊严和价值。……古希腊的神和宗教不那么高高在上，神和人之间没有森严的壁垒，这就给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人可以大胆地追求自由、尊严、崇高和美。从神的世界里挣脱出来，不再是神的附属品，人才成其为人。”[3]

从李筠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作为提供终极关怀主要形式的宗教，并未对古希腊产生影响，他强调“理性”才是希腊文明的主旋律。除了理性之外，李筠认为古希腊共享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为此他引用了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记载的希波战争中一位斯巴达人对波斯国王的话来证明：“斯巴达人是自由的，但不是在什么事情上都是自由的，我们接受法律的统治，我们对法律的敬畏比你的臣民对你的敬畏更厉害。”

如果“理性”是古希腊文明的主旋律，“自由”是古希腊文明的核心价值，那这二者能否成为古希腊人的终极关怀呢？如果按照超越突破和终极关怀的定义来看，所谓希腊型的超越突破并未实现真正突破。关于“自由”，李筠也说用“自由”来定义“我是谁”，是高度世俗化的，也是高度政治性的，这种自我定位的方式和利用血缘、文化、宗教定位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血缘、文化、宗教都是不易变动的，世俗政治却是非常容易变动的。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斗争关系在变动，敌我关系在变化，这种方式定义出的“自我”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一种高度不稳定性的价值，是不可能也没有资格成为终极关怀。关于“理性”，古希腊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诸多伟大的哲人，他们在此世追求真理，其发展出的人类理性精神，创建了诸多的学科，但这些都属于科学知识范畴，而不是宗教信仰领域。作为现代人，我们清楚地知道理性并不能够替代信仰，我们无法理解为何追求知识就能够让希腊人克服死亡的恐惧，很难想象希腊人会把学知识当作获得救赎和永生的途径。所以即使这些哲学思想和科学知识是真实的，它们也无关乎信仰，并非终极关怀。

事实上，古希腊民众依然是信奉轴心时代之前就存在的原始宗教——神魔主义的宗教，这些宗教产生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和产生于埃及的古埃及文明。这些宗教不仅仍是希腊人集体所依赖的信仰基础，它还是不同城邦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朱邦造在《欧洲文明的轨迹》一书中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宗教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在书中写道：

“古希腊古罗马的宗教只是一些原始宗教，对信众的诉求和提出的问题，并不能给予满意的回答。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受到从米诺斯到迈锡尼，从埃及到小亚细亚等地诸多地方宗教的影响。但《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奥林匹斯教亦被称为荷马教的宗教，逐渐在希腊城邦占据了主导地位。荷马的诗篇所表现的是一种发达的多神教体系，而其崇拜的对象主要是以宙斯为首的几位主神。在奥林匹斯教日益官方化、贵族化之后，民间也曾流传狄奥尼索斯教，即酒神教。平民通过狄奥尼索斯酒神庆典与神沟通、与神认同，获得精神上的解脱。总的说来，希腊人的文化气质是理性化的，他们并不是一个对宗教和神有着深厚信仰的民族。”[4]

“在宗教方面，罗马人的信仰更多来自希腊，也是拟人化的多神，二者相通，许多拉丁神都与希腊神相应，只是名称不同。罗马靠武力征服地中海世界，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却没有与之相应的世界性宗教。帝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为维护其统治，罗马的做法是将各地区各民族的神都请进万神殿。因此，罗马的宗教更多旨在保全帝国和城邦，而非基于个人的精神追求。

亚历山大东征的后果之一，是东方文化和东方思维方式逐渐渗入西方。亚历山大及古罗马历代皇帝，大多按东方方式宣布自己为神，并建立一套宗教仪式来崇拜自己。罗马多神教的弱势导致了共和国晚期东方宗教的流行，而东方宗教的神秘性也在社会大众中引起共鸣。埃及女神伊希斯、上古印度-伊朗的密特拉斯神等都被引入罗马帝国。密特拉斯在公元前67年传入罗马后形成了一种神秘教，还成为罗马国家官方崇拜的神灵。因此，宗教混合主义和神秘教的流行是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宗教发展的两大主要特征。可以说，即使基督教未在帝国内传播并获胜，其他东方宗教也会替代或消灭罗马传统宗教和教派。”[5]

从朱邦造得出的“罗马的宗教更多旨在保全帝国和城邦，而非基于个人的精神追求”，“即使基督教未在帝国内传播并获胜，其他东方宗教也会替代或消灭罗马传统宗教和教派”等结论，也可以证明从严格意义上说希腊并未实现超越突破，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终极关怀。这一点，从罗马时代希腊人的表现也可以得到确认。

罗马时代的希腊人并不只有单一的民族认同，而是逐渐产生了三种认同：希腊认同、罗马认同、基督教认同。起初仅有希腊认同，属传统的血缘认同、民族认同。随着罗马统治的加深，罗马人建造万神殿，将所征服领土上各个部落的神，都请回罗马，进行供奉。罗马人将希腊神话改编为罗马神话，将希腊神袛的名字改成拉丁名字，如将宙斯称作朱庇特，赫拉称作朱诺，阿瑞斯称作马尔斯，雅典娜称作米诺娃，阿芙洛狄忒称作维纳斯等。随着罗马帝国不断取得的赫赫战功，希腊人承认了罗马的统治，产生了罗马的国家认同。之后，到了公元3世纪，整个罗马开始基督教化，希腊人也随之认同了基督教。

因此，真正断送了希腊民族认同的东西，并非是罗马帝国政治上统治，而是其本身就未能够实现超越突破，无法解决希腊人的终极关怀，无法为希腊人提供坚实的信仰和价值。随着基督教文明的扩张，希腊人的文化认同就被排挤掉了，希腊文化也就泯灭消失了。

正是因为希腊文明并非是实现了超越突破的文明，并未形成自己民族独特的终极关怀，所以征服了希腊的罗马帝国在理念价值方面依然是相对原始的泛神宗教，面对已经实现了超越突破的基督教，这些原始宗教不堪一击，罗马皇帝的强权也无法与之对抗。所以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接受了基督教的终极关怀，罗马帝国也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并将其立为国教，被迫开始文化的变迁，整个帝国开始基督教化，西方世界开始转变成为基督教文明。而这种文化变迁过程中所带来的矛盾和动荡，也恰恰是导致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

罗马人征服希腊人之后，希腊文明因为未能实现超越突破，所以随着希腊社会的崩溃而消失了。日耳曼人推翻罗马帝国之后，基督教文明因为实现了超越突破，所以基督教文明并没有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而消失，反而从文化上征服、改造了入侵的日耳曼人，并一直流传至今。

2、现存的古希腊文明是伪造的，是近代西方的托古改制？

根据现存的一些史书记载，古希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哲学、科学、历史、艺术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留下了丰富的文明成果。比如在哲学方面，柏拉图被称为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整个2000年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再比如亚里士多德，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据传他几乎对每个学科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写作涉及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法律。在百度百科“亚里士多德”的词条下，记录着他的著作有几十本之多；在数学几何方面，欧几里德著有《几何原本》，阿基米德是力学、流体力学的奠基人，发现了“阿基米德原理”，其名言是“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在天文学方面，阿里斯塔克早在哥白尼之前一千多年就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转动，提出了“太阳中心说”的理论。曾经担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的埃拉托色尼，提出了“地球是圆形的”和“太阳光为平行的”说法，还计算出地球表面圆周长为4万公里，计算误差不到100公里[6]；再比如在历史方面，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中文译本多达70多万字，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文译本长达近60万字，色诺芬所著《希腊史》，中文译本33万字，且色诺芬也是著作颇丰，还有大量著作完整流传至今。

古希腊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虽然当时我们也有百家争鸣，但是流传下来的著作相当简洁，比如《道德经》全书只有五千多字，《论语》只有一万五六千字，《春秋》也只有一万八千字，而且从春秋战国时期流传至今的古书，大都是一些朴素的哲学观点和历史事件的记录。两相对比，我们很难不对古希腊典籍的真伪提出质疑。

面对古希腊如此灿烂的文化成果，朱邦造在《欧洲文明的轨迹》一书中也讲“有人指出，西方人的智力在希腊化时代达到的水平，要一直等到文艺复兴时，才能再次企及”。英国历史学家H·威尔斯在《你应该知道的世界史》的第25章《希腊的繁荣》一章中也讲道：“亚里士多德在思维方法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把逻辑学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一学科在以后150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在公元前4世纪，我们确实发现了某些‘近代思想家’，原始的、幼稚的、梦幻般的思想方法，已经被针对实际生活、经过训练的、批判的思想方法所代替。丑恶的、怪物般的象征主义，关于神和魔鬼的幻想以及以往不允许任何人深思探索的禁忌、敬畏和抑制等等，均被抛弃；自由的、正确的、系统的思维方式开始得到采纳。”[7]李筠甚至引用了瑞士学者布克哈特在《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中的说法，认为“在最深层次上，古希腊和现代西方的底层结构具有高度相似性”[8]。现代西方文明被很多人誉为是人类迄今为止演化出的最先进的文明，而在公元前几百年的古希腊竟能与最先进的现代文明具有高度相似性，确实可以称之为“异类”。如此璀璨的文化和科学成果，都是在公元前300年之前创造的，如此有悖于人类其他民族发展历史的现象，确实值得怀疑。

此外，古希腊的这些著作，现存的很多都是11世纪的手抄本。西南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徐松岩是国内研究希腊史的专家，翻译了《希腊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在其译本序中介绍说：留存至今的色诺芬《希腊史》有17种手抄本，大部分都为14世纪到15世纪之间，他手头最早的英译本是由A·阿什利等学者翻译的单卷本《色诺芬全集》，出版于1845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抄本（兽皮本或纸草本）有40余种，大多为残本及断片，藏于德、法、英、意、希腊等国的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这些手抄本大部分为11世纪的作品。

目前国内外均有不少学者纷纷提出现存的古希腊文明为西方中世纪神职人员伪造的文明，比如生民无疆2012年在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董并生2015年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还有诸玄识2017年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这些著作引用了大量的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古希腊文明的真伪提出了质疑。

本书不对古希腊文明的真伪下定论，暂且在承认古希腊文明存在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依然得出希腊文明并未实现超越突破的结论。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来看，本书也认为希腊文明有悖于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逻辑，古希腊文明不符合人类从蒙昧到开化的发展规律，如果不将古希腊人信仰的不同的原始宗教作为终极关怀，那可以断定古希腊人未能实现超越突破。轴心时代的超越突破只有三种方式，所产生的终极关怀也只有三种，那就是西方的希伯来宗教、印度的宗教和中国的儒家。近代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如果要追根溯源，其并非始于古希腊，而是始于希伯来宗教…

（二）基督的诞生

犹太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被灭国、被奴役、被驱逐，一直流离失所，四处漂泊。可就是这么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他们依靠的不是英雄，不是庙宇，不是牧师，而是《圣经》，也就是他们的一神教信仰。

犹太教的最早奠基人亚伯拉罕的故乡——美索不达米亚，古时信奉多神，以日月星辰或者神化君主为崇拜对象，其中太阳是主要神祇。传说亚伯拉罕曾与故乡的人们发生争执，宣称比日月星辰更伟大的造物主才值得人们敬拜，之后他发展出了信仰唯一神的犹太教。犹太教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就是摩西，公元前14世纪，摩西率领他的同胞逃出埃及的奴役，在西乃山接受上帝启示，与上帝立约，即摩西十诫。契约一经确认，以色列人作为上帝选民的特殊地位亦随之确定。从此，以色列人自觉为上帝的特选子民，和上帝保持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选民意识连同上帝启示的法律就成了维系犹太民族的独特的强有力的纽带。如果说亚伯拉罕的一神敬拜为犹太教奠定了基础，那么500年后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上帝赐予的法律，并确认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契约关系，则标志着犹太教的正式形成。自此，犹太教成为一个系统的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行为指南，犹太教和犹太人成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犹太人创立了犹太教，同时，犹太教又塑造犹太人的个性和民族性，造就了作为犹太教实践主体的犹太人。但犹太人一般不向外族传教，所以也制约了犹太教的传播。

根据现有的《福音书》记载，耶稣是巴勒斯坦一个犹太木匠的儿子，天生聪明，他在公元1世纪提出了人与人之间应当平等的思想，并传教收徒。这触怒了维护等级制度的犹太教长老，犹太教长老到罗马当局诬告耶稣意图谋反，罗马总督彼拉多判处耶稣死刑，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他的弟子继续传播他的教义，这些人被称作“信徒”。这些信徒当中贡献最大的名叫保罗，他把基督教从巴勒斯坦传播到了整个罗马帝国。

“耶稣的死亡直接导致了对他的复活的信仰，对他的复活的信仰直接导致了基督教会的产生，教会的存在与发展直接导致了基督教神学教义的产生。所以说，基督教教义不是耶稣自己在世时建立的，而是其门徒和继承了门徒事业的教会一步步在历史进程中建立起来的。不难看清：所谓的基督教神学教义就是基督教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对耶稣的正式立场，即基督教视野中的耶稣观。因为耶稣本人没有明讲自己就是上帝，甚至其贴身门徒也没有在其本人还活在世上时得出他就是‘上帝的化身’这个基督教教会后来确定的神学结论。”[9]

耶稣和保罗到底对犹太教做了什么样的改革？李筠在《西方史纲》一书中概括为六个重要方面：权威经典、上帝形象、选民范围、世界结局、教会结构和核心追求。

“权威经典。犹太教的权威经典是《圣经·旧约》，而基督教的权威经典当然是《圣经·新约》。

上帝形象。犹太教的上帝形象非常严厉，近乎严酷。人类只要表现不好，上帝就使其全部灭绝，诺亚方舟的故事就是典型例子。而基督教的上帝形象是慈父，上帝爱所有人。

选民范围。这里的选民可不是有权投票的公民，而是被上帝选中，最终会得救的人。犹太教的选民自然是犹太民族，而基督教的选民是所有信徒，无论什么血统，只要信上帝、信耶稣，就是选民。

世界结局。犹太教规定的世界结局是上帝指引犹太人最终去到迦南这个‘流着奶与蜜’的目的地。而基督教把这一条改成此岸的世界将会消失，此岸任何地方都不是人的目的地。世界的最终结局是末日审判，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教会结构。犹太教的教会是被祭司阶层垄断的，耶稣正是因为痛恨这种垄断而腐化的权力才发动了宗教改革。因此，基督教的教会是信徒团结起来的团契，充满了平等精神。

核心追求。犹太教教导信徒爱上帝、爱自己的民族，这是一种群爱，识别民族边界的标记是律法。而基督教扩大了爱的范围，不仅倡导信徒爱上帝、爱自己的民族，还要爱所有人，甚至包括敌人。这是一种博爱，法律不再是最重要的边界。”[10]

但是一方面由于犹太教本身就是超越型宗教，相比于其他原始宗教对于民众有着更强的说服力，另一方面由于耶稣和保罗对犹太教的修改，使得基督教跳出了犹太教只是犹太人宗教的狭隘，完成了基督教的普世化，使基督教更易被传播和接受。正是因为这些教义继承了犹太教实现的超越突破，同时又完成了其普世化过程，所以迅速在罗马传播，吸引了无数信徒，显示出了其对原始宗教的碾压性优势。当时的基督教宣称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神，其他的神都是假的，这明显与罗马当局的宗教政策背道而驰，所以基督教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打压，很多基督徒死于当局的迫害以及宗教冲突之中。但屠刀也敌不过信念，最终基督教赢得了胜利，君士坦丁皇帝皈依了基督教，并接受了洗礼。

“无论从立教的过程还是从基本的心理机制来看，基督教都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弱者的宗教’。而罗马靠军国主义打天下，属于典型的强者。处于百年内战的罗马帝国辉煌不再，人民生活困苦，世道越是不好，基督教这种弱者的宗教就越有市场。客观上，帝国内战为基督教的传播创造了最好的社会条件。”

“君士坦丁具体是如何利用宗教治理帝国的呢？意识形态上，他放弃了把皇帝的神性和传统宗教紧密相连的做法，而选择和基督教的上帝紧密相连。他放弃了罗马传统强者宗教的底色，目的是大面积收割弱者的信任和服从，提高帝国的软实力。所以他积极推进帝国的基督教化，将基督教立为国教，成为帝国统治的工具。”[11]

如果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成为罗马的第一位皇帝算起，西方社会一直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4世纪下半叶罗马皇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他死后，两个儿子瓜分了罗马帝国，以罗马为统治中心的称为西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统治中心的称为东罗马帝国。在东罗马帝国，一方面帝国延续了基督教信仰，实现了第一层超越突破，使国民有了统一的信仰，统一的理念价值，另一方面继续保持了希腊和罗马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了第二重的超越突破，即建立起了稳定的规范价值，这使得东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就成为了一个建立起完善的文化价值体系的社会，所以东罗马帝国一直稳定延续了1000多年，直到公元1453年，才被奥斯曼帝国打败。

相反，西罗马帝国在475年，被北方野蛮的日耳曼人入侵，导致帝国灭亡，社会秩序崩溃，西欧社会就陷入了宗教与王侯纷争不断的黑暗的中世纪，动荡、分裂长达千年。也正是由于西欧失去了强权统治，所以基督教反而得以独立、茁壮成长，这个时期的西欧虽然有了基督教的终极关怀（理念价值），但却丧失了希腊时期和罗马时期构建社会秩序的规范价值，由此西欧社会变成了一个理念价值发达，但是规范价值尽失的畸形社会。

所以邦国林立，部落冲突，强盗横行，民不聊生…

（三）教皇的革命

中世纪的欧洲，政权和教权分立，“从法理上来说，这种双重权力（指基督教国家中的政权与教权）必定永远会存在冲突。基督教国家的人民永远搞不清楚，到底应该服从他们的君主还是神父，这样的国家永远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好的政体[12]。全欧洲的皇帝、国王、封建领主都在任命主教，也有权力召开教会会议，颁布教会法律。教皇将合法性赋予皇帝，皇帝却也在指定和罢黜教皇。教会当局对文官当局的惩罚，欧洲国王都享有否决权。

公元11世纪，西方社会发生了教皇革命，天主教开始寻求独立于政治权力。所谓教皇革命主要是指以下两件事：一是1059年举行教会会议，第一次禁止由世俗当局任命主教，宣布由罗马红衣主教选举教皇。在此前几百年间任职的25位教皇中，有21位由皇帝直接指派，有5位被皇帝废黜。第二件事是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找到了《查士丁尼法典》，依据这部罗马法律汇编，教会找到了教皇不受世俗权力的约束以及支持教会享有普遍司法权的依据。从此开始，教会与世俗权力开始了关于教皇叙任权的斗争，并最终于1122年，由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Papst Calixt Ⅱ）的使节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Heinrich Ⅴ）签订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Wormser Konkordat），皇帝放弃叙任权，而教会承认皇帝在一系列世俗事务上的权力，属灵权力和世俗权力得以分开。教会以此为契机，又分析、校对、调和了数世纪以来的几千条正典，将之综合成统一的法规《教会法规汇编》，并于1140年出版。在《教会法规汇编》中建立了神圣法、自然法、制定法、惯例法的法律等级制度，又设计了理性程序，以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

“叙任权斗争对欧洲后续发展非常重要。它允许天主教会进化成现代的、等级制的、官僚化的、依法而治的机构，如法律历史学家哈罗德·伯尔曼所认为的，还为后来建国者树立了榜样。根据亨廷顿，机构发展的标准之一就是自治，如果不能控制对自己官员的任命，机构就不可能是自治的。这也是叙任权斗争的中心争执。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之后，教皇变成教会等级制度中无可争辩的执行总裁，在红衣主教学院的建议下，可随意任免主教。

……

叙任权斗争的第二个重要成果是精神领域和尘世领域的明确分离，从而为现代世俗国家的建立铺平道路。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在西方教会的历史上永远终止了政教合一时代。这种方式，从没出现于东正教或穆斯林世界。

……

经过漫长的政治和军事博弈，教会划出明确界定的精神领域，让自己实施无可争辩的控制，同时又承认，世俗统治者有权在另外范围行使统治权。兴起打下基础。

最后，叙任权斗争对欧洲法律和法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教会阐述的教会法规取得了合法化；第二，教会创造了建制化的精神权威的单独领域。”

“天主教会通过统一教会法规的概念而取得国家属性，又通过发展行政官僚机构，而变得更像一个国家。法律学者认为，韦伯所定义的现代官僚的‘职位’（office）其第一个模型是在12世纪教会等级制度中产生的。现代职位的特征之一是职位和官员的分离，职位不是私人财产，执掌职位的知识领薪官员，身受所处等级制度的纪律约束；职位依功能而分，执掌职位要有技术专长。如我们所知，所有这些都是秦朝依赖中国官僚制的特征，尽管有不少‘职位’在后续朝代中重新家族化了。教会的叙任权从世俗政权的手中获得解放，教士独身制又得到强行的实施，自此以后，教会的官僚特征日益明显。这些官僚开始任职于教皇秘书处，很快又变成世俗统治者秘书处的榜样。”[13]

教皇革命将古希腊罗马法律和理性精神纳入基督教文化当中，从此使得罗马法律传统和基督教传统紧密结合，使得基督教文化拥有了部分规范价值，产生了仅仅凭借两者自身不可能单独形成的东西，这就是法律作为形式规则高于世俗政治的西方法律传统，教会中出现的宪法雏形为世俗统治中的宪法雏形树立了范例。“司法的系统化首先在教会中发生。如果没有11世纪末从神学中发展出来的‘法学’，那么世俗世界的司法系统化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如果没有司法的系统化，就不会有现代国家。”[14]

之所以司法的系统化会发生在教会当中，这也是文化价值体系当中理念价值完善自身的要求所导致的：一个文明有了成熟理念价值之后必然要求有与其对应的规范价值之诉求，即一个文明对秩序的诉求，对组织的诉求。基督教文明中的理念价值与古希腊罗马的规范价值合体之后，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才算拼凑组合了起来，但却不是以国家的形式，而是以教会的形式。汤因比指出大一统教会是西方现代社会的蛹体，为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孕育了雏形，为西方现代化的展开做好了准备。

（四）东学的西渐

1、西欧的转折

基督教统治之下的中世纪，思想禁锢、文化专制，修道院代替了图书馆的位置，藏书规模很小且大部分是教会经文，古希腊先哲的书籍被视为禁书，平常人无法获得。修道院对于图书的出借非常严格，因为图书的增加只能靠抄写，故书价昂贵。图书经常被用铁链锁在书架或者书桌上。英国历史学家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写道，当中国明朝编纂包罗万象、长达四千多卷，五千多万字的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时，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对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即使是亨利五世的图书馆也只有6本手抄本，其中3本还是从修女院借来的。欧洲最富有的商人达提尼拥有12本书，其中8本都是宗教著作。[15]

西欧的兴盛，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沦陷。

1095年教皇召开大会号召基督徒东征，拯救被土耳其人威胁的东罗马帝国。之后的二百年中，欧洲陆续进行了几次东征。后来欧洲人发现，他们拯救的东罗马帝国已经完全东方化了，连思维方式都东方化了，可以认为是欧洲的敌人。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人获得了领导权，在他们的怂恿下十字军于1204年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并将君士坦丁堡图书馆洗劫一空。意大利商人跟随十字军从亚洲带回了许多蔬菜种子和果树，学会了工艺品的制作方法，甚至带回了指南针，有了它，才有了两百年后哥伦布开启大航海时代。丹尼尔·A·雷恩指出：“十字军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因为它开辟了新的贸易通道，并使眼光狭隘的封建主义接触到东方的财富。十字军削弱了基督教的信念。他们出发远征时抱着战无不胜的宗教信念，而在归来时却认识到中东的文化无论在方式、道德、贸易、工业和作战都比他们优越。” [16]

1453年，土耳其人又一次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正式灭亡。在此之前，诸多王公贵族、教士逃到了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市。拜占庭帝国地处中东上千年，吸收了太多阿拉伯民族和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在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先后两次攻破的过程中，不仅让君士坦丁堡图书馆内的古希腊藏书（手抄稿）又回到欧洲，还将阿拉伯和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带回了西欧，于是几何学、哲学、医学、美学、农业开始在意大利发展起来。

在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西欧的新世界。

培根、黑格尔等人均承认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造纸术的传入，打开了西方社会发展的技术瓶颈。西方在15世纪吸收了阿拉伯和中国的科技之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农耕技术等实用价值才得以快速提升。欧洲在14世纪才开始用上纸，才开始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圣经》，打破了教会对神学的垄断。信徒可以通过圣经直接与上帝沟通，可以说是印刷术为欧洲的宗教改革提供了条件。“现在西方各国的文字主要是从宗教改革时代形成的，以前只有口语，文字只有拉丁文。正是因为新教要让每个人都能自己读《圣经》，才推动西方各国形成了与口语一致的文字。”[17]有了印刷术，西方普通人才开始读书、写书，才开始接触到文明，逐渐开化，欧洲才开始有了真正的文学史。

2、文化的启蒙

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进行海外探险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教会组建了准军事性质的专业传教团体，如1534年在巴黎成立的耶稣会。1553年，明朝嘉靖后期，耶稣会士首次来到中国门口。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肇庆，为近代天主教入华揭开序幕，也开始接触到中国的伟大文明。在传教过程中，传教士内部发生分歧，一派认为中国信徒应该放弃固有传统信仰，只信基督教，另一派默许中国信徒在信仰基督教的同时可以继续保持其传统信仰。两派争论不休，这就是著名的“中西礼仪之争”。为此，传教士翻译中国的经书和儒家典籍传回罗马教会，以求教会在知晓后做出裁决。所以这个时期，大量的中国文献传入欧洲。基督教本是为了“以西化中”，可实践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无意中，却直接推动了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

1585年，奥斯丁会士门多萨在罗马出版西班牙文《中华大帝国史》，全面记载描述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发明以及社会生活。五年后，此书被译成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拉丁文和德文在欧洲流传。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说：“门多萨的著作触及了古老中国生活的本质，它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从此，关于中国及其制度的知识的一部适用的纲要就可以为欧洲的学术界所利用了。”[18]

159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在欧洲出版了《大学》的片段翻译。同年，利玛窦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1667年，安踏纳西·基尔特的《中国》拉丁文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之后被翻译成德文、法文出版，成为欧洲了解中国的钥匙。1672年，传教士殷铎泽翻译的法文、拉丁文《中庸》与《孔子传》在巴黎出版。1687年，巴黎出版了由比利时柏应理（1623-1692年）等四位传教士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命合编而成的拉丁文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此书共412页，导言部分就论述了四书五经的历史、要义、宋明理学等，以及历朝历代的重要注疏。该书把中国描写为世界最先进的理想国家，并宣称，中国人的道德“是出于自然理性的最纯粹的源流” [19]。此书的出版使儒家学说在欧洲广为传播，如日中天。1681年柏应理将400多册中文典籍带到欧洲，藏入梵蒂冈图书馆。1694年，白晋回到法国，赠送了三百卷中国图书给路易十四。半个世纪后，马若瑟将搜集到的中国书籍几千卷寄给巴黎国家图书馆[20]。

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21]正是中华文明成熟的思想理论的引导，西方才得以启蒙。

（五）信仰的坍塌

14世纪的欧洲，鼠疫（黑死病）流行：1347年传到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1349年传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德意志各诸侯国和低地国家。1350年传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北欧。此后，又于1361—1363年、1369—1371年、1374—1375年、1380—1390年多次复发。在整个14世纪里，黑死病在欧洲各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据估计，在14世纪的100年中，黑死病在欧洲共夺去了2400多万欧洲人的生命，约占当时全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

黑死病大量流行和造成无差别的死亡，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大量的神父染病死亡，动摇了“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的这一基本信念，使教会对普罗大众的精神控制严重削减。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清楚地洞悉了号称万能、救世的宗教与教会，在灾难面前竟然同样毫无作为，上帝不能保护人们的安全。人们开始质疑教会的权威，开始对宗教重新思考和追问，教会权威下降，禁欲主义也开始松动，人们不再那么迫切地追求天堂幸福，更加注重现实世界的享乐，这促进了文艺复兴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宗教改革的发生。

西方社会之前的终极关怀是救赎宗教，人们完全依靠信仰上帝获得拯救。文艺复兴时期发现了人，宗教改革又去除了教会之思想束缚和偶像崇拜，所以一方面西方社会在轴心时代依靠救赎宗教建立起来的终极关怀崩塌了。另一方面罗马教会构建起来的大一统的宗教社会也分崩离析，英格兰、苏格兰、瑞典、挪威、德国北部和波西米亚相继脱离罗马教会，开始自建政教合一的封建王国。

失去了对神的信仰，放弃了对天国的幻想，西方才开始将目光从“神”转移到了“人”，从“天国”转移到了“人间”。但此时的人间，也真真切切的是一个“黑暗的人间”。英国在1066年（英国正史的开端）分封了178个领主，德国有1789个政治实体，各领主在自己的领地有着至高的权力。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欧仍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时期，封建国王、领主和天主教会控制着国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宫廷贵族挥霍无度、国库空虚。国王管不住大贵族的暴行，大贵族根据自己的判断几乎不停地相互开战，甚至不时向国王开战；广大农村在封建领主和教会的盘剥下已是满目疮痍，呈现出一副强取豪夺和无序的景象。天主教会与专制王权相互勾结，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疯狂残害不同信仰者和有进步思想的人们。这绝不是人们想要的理想社会，那一时期的思想家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尘世中美好安稳的社会。

“君权神授”是古代政治的基本逻辑，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让人们发现了“人”，远离了“神”，这带来了信仰坍塌和思想混乱。如果没有了“上帝”，没有了“神”，“君权神授”自然不成立，那么人还需要一个君主么？人能否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统治自己？所以西方社会第一重的超越突破即对上帝的信仰（理念价值）坍塌之后，与其匹配的“君权神授”政治逻辑即规范价值也必然要发生改变。

思考如何构建一个理想中的人类社会，即实现第二重超越突破，是必须建立在第一重超越突破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规范价值必须建立在理念价值的确立之上，规范价值必须依据理念价值才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所以人类社会秩序如何构建，必须基于对人、对人性的判断了解之上。当时的西欧要想思考、确立规范价值，必须重新思考找到西方的理念价值，也就是重新思考人的价值。

这就需要重新回到对人的认知，去补第一重突破中所缺的课，重新认识人到底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人何以为人？所以当时的思想家们不再从《圣经》和上帝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来为构建理想的人间社会开出药方。托马斯·霍布斯所著的《利维坦》在探讨国家性质之前，用前面的十章论述了人性，斯宾诺莎在他的《政治学》《伦理学》和《新科学》的书中都展现出了他对于真实人性的关心。

（六）人性的迷思

基督教时代的初期，圣·奥古斯丁就谴责贪欲、权欲、性欲是使人堕落的三大罪恶，后来演变发展成为基督教的七宗罪，罪行按严重程度，由重到轻依次为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和色欲。这些人类的原始欲望在基督教时期由神、信仰和教会的律令压制着，但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人类的欲望被释放出神所铸就的牢笼。当时的思想家也知道人类的欲望犹如洪水猛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破坏性，所以想要重新设计制度，来防止社会受到猛兽的伤害，可是一方面这些思想家不希望让刚刚解放的人、人性被重新被囚禁，另一方他们又在寻求道德教化和宗教戒律之外的方法，以试图克服欲望带给人们、带给社会的灾难，这确实是个难题。这使得西方又一次踏上了对人性的反思之旅，以用来补充或者说重塑在轴心时代不彻底、不完善的一重超越突破。

当时的人们提出了可以取代宗教戒律、用以克制人类欲望的三种想法：第一种想法是靠国家暴力机器来强制、压制。这种方法只不过是用国家替代了教会，被否定；第二种想法是驯化欲望，让欲望转化成美德，但却并没有说明何种路径能够让欲望转化成美德；第三种想法是区分欲望，利用一些相对无害的欲望去反制另一些更危险、更具破坏性的欲望，即欲望互相制衡的思想。最后，欲望制衡的思想被那一时期的思想家们所普遍接受，这一思想后来也成为权力制衡思想的来源。

“欲望”毕竟带有贬义色彩，所以哲人们开始用“利益”这个词来代指那些相对无害的欲望，用利益去对抗有害的欲望，久而久之，“利益”成为“欲望”的反义词，成为正面和体面的代名词，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当受利益引导时会出现有益结果，当受欲望的引导时会导致灾难的后果。而利益一开始是指让人们以有序理性的方式，追求自己的一切“欲望”，这里既包括物质欲望也包括权力欲望，它只是主张给人类行为注入精明的和有效率的计算。奥古斯丁虽然认为贪欲、权欲和性欲是致人堕落的三种罪恶，但却对与美名和荣誉结合在一起的“权欲”保持了一份宽宥。他对追求荣誉的有限认可，被骑士和贵族理想代言人加以拓展，他们使争取荣誉和名望成了人类美德和崇高的试金石。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对荣誉的追求取得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直到17世纪，西欧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的作家联手“毁灭了英雄”，他们是霍布斯、拉罗什富科、帕斯卡和塞万提斯。因为这些人不希望看到封建贵族为了荣誉、为了权欲而去继续不断对内扩权，对外征伐，所以他们不再赞美权欲，甚至开始污名化英雄的权欲，这直接导致“利益”一词之后就只和财产或财富的利益挂钩，而不再与“权欲”挂钩。

当然“利益”概念不再与权欲挂钩这也和当时社会现状相关，权力过于集中且看起来相对稳固，是贵族的特权，对普通人来说可见而不可得，其他欲望可得但不好衡量，只有经济利益易得，且容易衡量，得到经济利益之后可以再去交换其他利益，所以“经济利益”便取代了其他的一般利益，成为普通人全部愿望的唯一内容，进而“追求利益，控制欲望”就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人间秩序的手段。

柏拉图以来，一直主宰着人类行为动机分析的两个范畴是“欲望”和“理性”，现在将“利益”加入其中，它既提升了自爱的欲望，又为理性所容纳，理性为追求利益提供了方法，欲望为追求利益提供了力量。由此产生的人类行为的混合形式，被认为既摆脱了欲望的破坏，也克服了理性的无能，所以利益学说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真正的救世福音而被社会所接受。把利益视为主导着人类行为的动机，这终于为有活力的社会秩序找到了一个现实主义基础。因为它克服了欲望带来的不稳定性，反而带来了确定性和持久性，赚钱和商业变成了普遍和平和的欲望，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人性和社会根源。

至此，西方社会完成了对人性的讨论。

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那一时期的哲人普遍认同人的欲望是有害的，必须加以克制，但不再希望用基督教的戒律，而要寻找世俗的方式。通过对人性各个角度进行深入的剖析，最终得出只能用相对无害的欲望克制相对有害欲望的结论。哲人们将经理性计算过的贪欲称之为对利益的追求，认为对利益的追求可以用来制衡有着巨大不确定性和破坏性的欲望。

上述所有哲人的所有讨论的先验前提，都是将人视为欲望的化身，将人视为充满着各种欲望的动物。人与动物的唯一区别是人多了一份理性，但是理性却长期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根本无法克制欲望。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人性之中只有欲望，只有恶，而没有善。所以他们无法像中国人一样用人性中的善去对抗人性中的恶，而只能用人性之恶来对抗人性之恶。这一点，可能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认为人性中只有恶而没有善？这还要从基督教讲起，基督教对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也是深入血液与骨髓的。

圣经里讲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让他们生活在伊甸园，但是不准他们吃能够分别善恶的智慧果。不料作为邪魔化身的蛇引诱夏娃亚当吃了禁果，他们开始能分别善恶，知道羞耻，当看到自己赤身裸体，他们就用无花果的树叶为自己编织裙子，以维护他们做人的尊严。上帝发现之后大为震怒，将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并命他们及其后代永失圣宠，终身劳苦。所以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人，一生下来，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罪人；这罪与生俱来，所以叫“原罪”。具体来说有以下“七宗罪”：色欲（Lust）、暴食（Gluttony）、贪婪（Greed）、懒惰（Sloth）、暴怒（Wrath）、嫉妒（Envy）、傲慢（Pride）。在基督教看来，这些罪过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隐秘之处，随时可能爆发。同时基督教认为与七宗罪对应，人也可以拥有七种值得赞扬的美德，它们分别是忠诚（Faith）、希望（Hope）、慷慨（Charity）、正义（Justice）、坚韧（Fortitude）、节制（Temperance）、节俭（Prudence）。基督教一方面鼓励人们信仰上帝，发展美德，从人的内部来遏制人性之罪恶，另一方面还设置了种种宗教戒律来惩罚人类的恶行，从外部来遏制人性之恶，以让人保持对上帝与美德的敬畏之心。

既然西方认为人也有七美德，为何还说西方社会是性恶论呢？因为基督教认为“美德不是个人行为的果效,而是圣灵在人心里作工而结出来的果子”，也就是说美德、道德、善，并非是人与生俱来的，是在后天虔诚的信仰上帝才会得到的东西。西方的道德、美德是依附于上帝而非单独存在的，所以西方人认为不再信仰上帝之后，人就没有了道德和美德，也就不可能有善。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反对“神”提倡“人”，倡导还原、直面“真实的人”，“真实的人”当然就是一个充满欲望和罪恶的人。人要跟神摆脱干系，那当然就要摆脱宗教戒律，也要摆脱宗教的道德说教。没有了对上帝的信仰，也就没有了道德，没有了戒律，这时要遏制人的欲望，西方社会就只能靠人的欲望来遏制欲望，只能以恶治恶，以暴治暴。

这一点与东方文明完全不同，可以说是正好相反。

中国的儒学也是一种德性之学，孟子认为人人生而天赋固有的良心善性乃人之美好德性——仁、义、礼、智的内在根源，正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正因如此，故“我之成德，乃得于己之内，得于我之所固有，而非向外求之而得者”，此德可经由反思而有内在之自觉自得，不断加以存养、扩充、人人皆可在充实的生命中发出德性的光辉，乃至成圣成贤、成为君子和大人。[22]

德是什么？中国古书训诂都说：“德，得也。”得之谓德，得些什么呢？后汉朱穆说：“得其天性谓之德。”郭象也说：（《论语皇侃义疏》引）“德者，得其性者也。”所以中国人常说德性，因为德，正指是得其性。唐韩愈《原道篇》里说：“足乎己，无待与外之谓德。”只有人的天性，自己具足，不待再求之于外，而且也无可求之于外的。[23]

西方社会在此阶段，他们依然有面对死亡的恐惧，依然幻想死后可以得到救赎进入天堂，所以并未彻底抛弃基督教信仰，但却不愿放弃尘世的欲望，所以他们改革了宗教，将出世型的宗教改为了入世型的宗教，使得鱼和熊掌都可兼得。但中世纪的宗教灌输也让他们深信欲望可以让人堕落，让世界毁灭。虽然绞尽脑汁，但最后只能采取用欲望来制衡欲望的办法，这显然是低级的、自欺欺人的权宜之计，再怎么美化“利益”，它本质上也是贪欲，贪欲依然是个无底洞，且贪欲被满足之后，其他的欲望就会被点燃、被唤醒，依然会喷涌而出。

由此可见，西方文明即使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一阶段依然未能完成对人性的超越突破，“祛魅”并未成功，反而造成了理念价值（基督教信仰）的堕落和坍塌，一个文明的理念价值本应追求崇高与美好，但此时的西方文明却导向了追求利益和欲望。

时至今日，西方社会依然未能摆脱轴心时代第一重超越突破的影响，其虽在东方的思想的影响之下，发动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重新思考。但这种思考虽打破了旧的终极关怀，却并未创造出新的终极关怀。

那个说“上帝死了”的人，最后自己都疯了…

（七）社会的重建

1、基于对人性的理解

当然我们也不要忘了，思想家们探究人性的目的是为了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在将基督教会赶出社会，让其退缩到信仰领域之后，如何重构一个没有神权的世俗的社会？这是哲人们面对的问题。

美国学者阿尔伯特·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24]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们基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需求，而对如何克制人类欲望展开的思考，向我们展现了从14世纪到18世纪西方观念史的变迁。书中向我们介绍了几个世纪之前的先哲们如何用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变迁，而这恰恰也是我们理解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甚至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一把钥匙。

创建理想的人类社会，最需要抑制的欲望是权势人物的欲望，因为权势人物因其地位和权势，能造成大规模的伤害，而且与地位低下的人相比，人们相信他们有着更多的欲望。赫希曼说当时哲人们探讨人性欲望是为了揭示权势人物的欲望、对荣誉的灾难性嗜好，是如何受到他们及其臣民的利益的抑制。他们试图论证将世人引导到对利益的追求，既可以发展经济获取财富，又可以限制王公贵族滥用自己的权力，从而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

在18世纪，这种思路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孟德斯鸠和苏格兰的斯图亚特。

孟德斯鸠观察到由于商业的发展出现了流动资产，商人可以用汇票和外汇交易来随时转移财富，逃避权力的侵害，这客观上限制了权力的肆意妄为，君主只有实施“仁政”才能给他带来利益。孟德斯鸠认为每个掌权者都易于滥用自己的权力，所以必须找到阻止统治者滥用权力的方法，“要想消除权力的滥用，必须通过对事物的安排，让权力阻止权力”。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即把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立，他主张立法权由议会行使，行政权由君主掌握，而法院专掌司法权。通过这样的分权，使这三种权力和三个机关互相制约、互相均衡，从而保障政治自由。

斯图亚特认为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和脆弱的体系，犹如一只构造复杂的钟表，如果权力肆意妄为，不尊重规律就会破坏经济，从而损害到国家和君主自身的利益。但是这个经济钟表也会不断出错，发条时紧时松，需要专业的工匠的手使它恰到好处，也就是需要细心专业的政治家经常进行正确地调控。

二者的观点被约翰·米勒继承并丰富，米勒认为随着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出现了大批的商人、工人或工匠，他们的聚集和交往使他们比之前的农民更容易联合起来，采取“利益集团”的行动，联合起来的工人的行动如同机器般一致，拥有不可低估的力量。米勒对暴民和其他群众活动的社会作用持正面看法，认为暴民的暴动在英国甚至美洲殖民地发挥了“立宪作用”，米勒赋予他们在维持和保护经济发展方面更理性、更有益的作用，他确信“商人”运动及其联盟将确保君主的欲望不能长久压倒公共利益和经济扩张的需要。

亚当·斯密将“芸芸众生”即普通人作为自己关注考察的对象，而不像前人基本都是将君主、王公、贵族作为关注考察对象，斯密认为凡夫俗子不像贵族那样复杂，他们主要关心生存和物质方面的改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25]中论述了人类广泛的情感和欲望，确信人类的各种欲望终归是驱使其改善自己的物质福利，所以他直接将“利益”和“欲望”当作同义词，他认为野心、权欲和名望都可以通过改善经济状况得到满足，对经济利益的欲望不再独立存在，而仅仅成了满足其他欲望的工具或者手段。其《国富论》[26]的主要作用是为自由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辩护，而前人强调的则是这种追求的政治影响。

休谟对西方社会的这段思想历程做了总结：资本主义得到了那个时代一位哲学领袖的喝彩，因为它会减少人类的邪恶秉性，激发人类的善良秉性——因为人们有这样的期待：资本主义由此便会抑制，大概还会减少人性中导致灾难的破坏性成分。

2、基于对东方的学习

从利玛窦开始，欧洲传教士从东方带回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的文化典籍和社会风貌的介绍资料，给西方提供了全新的、深刻丰富的思想和命题，启迪了他们思想家的心智，打开了他们的视路，他们将中国著作视为东方圣经，并尊为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理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人，都非常崇拜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成为他们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

洛克在1690年发表了《政府论》，书中显示他已经非常熟悉与推崇中华文明，并已经用中华文明来反对基督教的统治。霍尔巴赫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伏尔泰则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伏尔泰甚至感慨，在欧洲各国还是森林中野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说道：“以下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当高卢、日耳曼、英吉利以及整个北欧沉沦于最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政府各部正培养良俗美德，制定法律，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27]他以不能生活在中国那样的国度为憾。

德国哲学鼻祖莱布尼茨接触到中华文明后崇拜不已，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道：“中国……在人数上和国家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一个自然神论……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自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28]康德这样说：“古代的中国，他们苦心经营，完成最完美的社会形态，犹如一个典型的模范社会……中国创造了为今日人们已知的、最高级的世界文明。”[29]

德国学者利奇温认为魁奈的重农学派思想源于中国：“魁奈早在发表他第一篇论文以前，思想上就已经具有整个系统以及有关的详细细节，特别是后者是由中国方面吸取过来的……他企图把天道和人道合二为一，把作为正道的，或如中国人称为世道的自然秩序和实际秩序合而为一。”[30]

3、西方的理念价值嫁接东方的规范价值

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说：“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主张西方应该全盘中华文明化。波维尔在1769年写道：“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副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马弗里克更是直接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中国：欧洲的榜样》。

近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法国重农学派领袖魁奈被尊称为“欧洲孔子”，他曾写过《孔子简史》。魁奈认为，中华文明经久不灭是因为遵循天道，即自然法。1756年，魁奈曾促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籍田大礼”。1767年，魁奈发表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系统阐述了中国政治，认为中华文明正是基于平等的自然法则而绵延不绝。他在书中写道：“中华帝国不是由于遵守自然法则而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吗？”[31]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写道：“尽管盎格鲁·撒克逊人偏狭地认为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却又认为亚当·斯密的背后是法国的‘重商主义者’魁奈，而关键的是，在魁奈的背后是中国，第一个批判重商主义思想的欧洲人，是魁奈，而不是亚当·斯密。”[32]约翰霍布森进一步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翻译成了法文的“自由放任主义”。但其实中国的“无为”思想其本意是“为无为”，政府要在适当时机干预经济、市场，不能放任自流，无为只是最求的目标，而绝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

重农学派根据“自由放任”的原理，认为公共利益是每个人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不再被动地等待经济的发展可以自然地制约权力，而是要找到一种政治秩序，设计一种司法控制体系，来确保君主及其阁僚制定的法律不违反体现在国家基本大法的“自然秩序”，掌权者在这种秩序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被迫促进社会普遍利益。重农学派希望开明的政治家能够采纳他们的意见，推行他们理想的经济政治制度，支持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

这一时期的西方思想家，基于对人性本恶的认知和当时西方社会封建王权野蛮黑暗的统治现状，接受了东方“民贵君轻”的革命思想，逐渐发展形成了所谓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引导全社会包括君王将精力都集中到追求物质利益，可以制约人类欲望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带来的灾难；通过发展经济，可以促进包括君王、百姓在内的全社会福利，这会从主观上以及客观上双方面制约君主和王公贵族肆意妄为的权力；基于欲望制衡原理而产生的权力制衡，设计出了政治上限制王权、反对专制的三权分立学说。

总结来说，当时的西方社会就是在社会树立追求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执行保护民众私有产权，保护自由市场经济的政治制度体系。这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成为了当时主流社会的共识。

这套社会制度的设计方案短暂地适用于当时的西方社会，因为当时的西方社会长期处于民众生活贫苦，国家经济落后的状态，可能在那些思想家看来，民众对利益的追求和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追求，是一时半会难以得到满足的，所以在得到满足之前，对利益的追求会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秩序的稳定。这也确实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对于利益的追求（贪欲）不但不再受道德和宗教律令的束缚，甚至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欲望得到了鼓励，并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理性计算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各种新的技术方法，这也促进了西方科技的发展。丑陋的欲望和无能的理性携手，装扮成了高尚而又无所不能的利益。西方社会在追求利益的旗帜下，资产阶级结盟王权，打击封建领主，统一了国内市场，然后开启了工业革命。

受东方思想的影响，西方社会不再认为封建王权神圣不可侵犯。在此之前，平民只是暴乱抗税，没有革命，暴乱之后依然邀请贵族王室回来统治。受东方思想影响之后，西方平民也知道了替天行道，也可以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学会将暴君赶下宝座，取而代之。所以资产阶级用三权分立、用大宪章来限制王权，为君主立宪，又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发动了限制王权和推翻王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以确保资产阶级的私人产权得到保护，不受权力侵犯。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资产阶级对贵族（封建领主）对王权的胜利。

理念价值之改变是规范价值之改变的前提，基于终极关怀之思考，才会有对社会秩序之设计，才会有对经济制度之设计。在这一阶段，西方受到东方的影响和启蒙，产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破除基督教的精神枷锁，才让人重新思考人之所谓为人，开始重新审视、思考、批判终极关怀问题。这时的西方社会开始“祛魅”，开始按照东方文化来重建终极关怀，在神人关系中开始强调人的主动性。但是因为基督教影响至深，所以西方社会这一时期并无法像中国在轴心时代一样彻底祛魅，最终只能形成一种信仰与生活二元分裂的终极关怀，也算是部分地修正了第一重的超越突破。在西方社会的理念价值中有了人文的因素之后，社会贤达才会开始思考第二重超越突破，即社会组织方式问题。

如何克制人的欲望，如何建设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西方诸多先贤们继续向东方世界学习，希望按照东方世界来重建西方的社会秩序。

（八）科技的兴盛

指南针、印刷术与火药大约在12、13世纪之后, 陆续传入欧洲：一方面是通过蒙古人的铁骑，一方面是因为十字军东征。这些技术在欧洲的推广和应用,为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13世纪指南针已在欧洲遍应用。造纸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12世纪传入欧洲,到1450年德国人约翰·古腾堡发明了铅锡锑合金铸成的活字印刷。廉价书籍的印刷出版,又使资产阶级思想革命运动有了文化武器。火药及火器的发明和使用,不仅改变了作战方法,而且成了资产阶级捣毁封建贵族统治的物质武器。所以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得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3]

“随着中间阶级的兴起，科学也迅速振兴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活跃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在此之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现在科学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反叛。”[34]

马克思指出：“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35]市场的扩展和科学的积累，带来了一系列的技术发明，蒸汽机等科技成果的运用使得西方世界进入了蒸汽时代，爆发了工业革命。

西欧中世纪的技术完全是经验和传统的，技术与科学没有多少联系。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这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在欲望的引导下，在政治制度的保护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巨大发展。科学一旦得到功利主义的利用，就会进入加速发展的轨道。桑巴特指出：“中古时代的技术是经验的、传统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是经验的、合理的；现代的技术是科学的、合理的。”他认为现代技术与中古时代技术的区别就在于现代技术是“合理”的，所谓合理就是合乎资产阶级的理性，合乎资产阶级对利益的追求，就是技术与盈利目的的结合，是现代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此基础上，西方社会发展出了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主义。

所谓技术理性主义是指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呈现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它根植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潜力和无限接近问题的能力之上，其核心是科学技术万能论。人能够运用理性发现世界的各种规律，牛顿三大定律可以解释世间所有物体的运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这场科学革命，使人们变得更加自信和自豪。它不关心这个宇宙的起源是神创的还是天然的，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理性的结构。它相信：人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而把握宇宙的理性结构，并且可以通过日益改善的技术手段征服自然，随之解决人类迄今为止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在尘世建立起上帝的天国。

伴随着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科学技术取得长足进展，科学知识不再是科学家的智力游戏，也不再是一群古怪人的兴趣爱好，科学知识都被快速地应用到财富的追逐和创造中去，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的联动机制。

科学不再只是为了探求宇宙、探求真理，而成为赚钱的手段，沦为资本的工具。科学也不再是宗教的婢女，它开始横扫一切，自立为王，日益演化为新的宗教……

（九）资本的僭主

资本主义确实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整个人类的生产力，创造出了科技、物质财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6]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让世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西方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凭借坚船利炮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用血与火洗劫全球。从贩卖非洲黑奴到贩卖中国劳工，从贩卖毒品鸦片到抢夺美洲的金银，从屠杀印第安人到对美洲部落的种族灭绝，西方国家为了利益，无恶不作。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即使在完成征服和殖民之后的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虽快速增长却依然使千百万人变成一无所有的游民，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社会动荡，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爆发，这一切都已经证明，引导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将永远不会产生危害的观点，错得竟然如此荒唐。

西方先哲们为了限制权力滥用，制止战争征伐，冥思苦想设计出来一个看似完美的社会制度，为何在付诸实施之后，竟然会给本国人民以及给世界带来如此的残暴和血腥？

道理也非常简单，因为不管如何美化，追求利益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贪欲，霍布斯指出“人人皆自然地为荣誉和出人头地而争斗，但他们主要是那些很少为生活必需品所困惑的人。”也就是说最初聚焦于发展经济利益可以使人们克制那些破坏性的欲望，可一旦经济利益得到满足，其他破坏性的欲望就会被唤醒，继而会喷涌而出，无法遏制。

钱是人类欲望的外化和物化，最初人类的欲望需要用吃的喝的用的来满足，当产生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之后，人对物质的需求就转变成了对钱的需求，人对外界的欲望就转化为对钱的欲望。人的欲望本就是填不满的无底洞，它琢磨不透、飘忽不定，没法清晰表达，隐秘地藏在每个人心里。可是有了金钱之后，人类的欲望变得可以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可以储存，甚至可以公然谈论，并且堂而皇之地接受众人的膜拜。

新教伦理解放了人，也解放了人的欲望。潘多拉魔盒打开，人类的欲望出笼，演变成了一只叫作“资本”的怪兽，吞噬、传染着一切，并且以惊人的速度自我繁衍，急剧膨胀。资本已经打翻了王冠，抢过了权杖，所有的人都臣服在它的脚下，成为它的奴隶。当资产阶级在推翻或限制了君王的权力之后，资本的权力就开始肆无忌惮起来，开始制定法律来剥夺农民的土地，使农民成为无地的产业工人，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工具。同时，整个地球依然是个丛林社会，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相比于自由贸易、公平交易，用军事征服、殖民掠夺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获利方式。

自此，西方社会开始逆袭，在人类历史上横冲直撞，开启了其无所不用其极的创造与毁灭之旅……

[1]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岳麓书社，2020年，第200页。

[2]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岳麓书社，2020年，第2、3页。

[3]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岳麓书社，2020年，第4、5、6页。

[4]朱邦造：《西方文明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4-65页。

[5]朱邦造：《西方文明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4-65页。

[6]朱邦造：《西方文明的轨迹》，江苏人们出版社，2018年，第39-40页。

[7] H·威尔斯：《你应该知道的世界史》，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8]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岳麓书社，2020年，第3页。

[9]蝴颜乱羽：《罪人、神子、先知 ——— 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三重视野中的“耶稣”形象》 ，新浪博客。 

[10]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岳麓书社，2020年，第155-156页。

[11]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岳麓书社，2020年，第162-163页。

[12]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89页。

[13]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1、242、244页。

[14]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页。

[15]加文·孟席斯著，鲍家庆译：《1421：中国发现世界》，源流出版社，2003年。

[16]【美】丹尼尔·A·雷恩著，孙耀君等译：《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6年，第25、26页。

[17]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岳麓书社，2020年，第250页。

[18]【英】赫德逊著，王尊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19页。

[19]【德】利其温著，朱勤杰译：《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79页。

[2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3页。

[21]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

[22]林存光：《道义、权力与政治》，学习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23]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三联书店，2005年，第43页。

[24]阿尔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25]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26]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27]朱宗友：《中国文化自信解读》，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页。

[28]何兆武、柳卸林：《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9]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47页。

[30]利其温：《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2页。

[31]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7页。

[32]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5年，第70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5年，第166-17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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