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由神到钱：西方文明的突进之谜（三）癌变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2021-10-26 07:01

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依靠不断的向外掠夺生存。开始是通过血与火的军事掠夺，抢占殖民地，二战以后通过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继续掠夺这些曾经的殖民地国家。

资本主义，一旦无法从外部获取资源或者获取外部资料受阻，比如资源枯竭，或者获取新型资源的技术手段未被发明出来，资本就会反噬自身，就会吃掉自己的胳膊、吃掉自己的腿，内部就会产生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为了化解这些危机，资本主义就会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再次以战争的掠夺，来喂养贪婪的资本。

三、资本主义——人类文明之癌

在第一章，我们介绍了西方在轴心时代产生了第一次超越突破，即希伯来型的救赎宗教。在本章，我们重点回顾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三大思想解放运动，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实则是重构西方社会理念价值和建立西方的规范价值。我们也通过考察西方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给出了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解释。现在我们对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价值体系以及三个层次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个总结。

（一）二元分裂的理念价值

自从西方文明产生之后，其社会一直生活在救赎宗教的笼罩之下，信仰和生活是一体的，信仰贯穿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上帝的信仰，期待灵魂得到拯救就是全部生活的意义。经过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西方民众的信仰和生活产生了二元分立、二元对立，信仰只关乎死后，无关乎生前，人民不再为神生活，而为人生活，人们不再关心神和远方，只关心钱和利益，不再听命神的指示，而是遵从欲望的指引，开始着手打理自己尘世的生活，力图改变眼前的苟且，追求此世的幸福。

在人之所以为人这个问题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把人性主要归结为人的自然、生理方面的动物本性，归结为欲望，致使不少西方人过分追求生理欲望和物质欲望的满足，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成灾。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则着重强调人性中的理性，精明的算计，结果由于对人的理性的过分强调，把社会引入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歧途，使人异化，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了机器，成了工业和科技的奴隶。

我们可以发现，那一时期，西方对人性的反思，不管是文艺复兴时期推崇的欲望，还是启蒙运动时期推崇的理性，都未彻底颠覆救赎型的超越突破，反而造成了信仰和生活的二元分裂，没有了信仰的生活，也必然排斥了依附于（基督教）信仰的道德。在本就没有家庭伦理的西方社会，缺少了宗教道德约束的个人，只听从自己内心的欲望，逐渐走向了以自我为中心，以所谓的正当性取代道德，发展出所谓的道德相对主义，价值多元化，主张个人权利，在法律限定内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哪怕这些事是不道德的，甚至是无耻的，这就造就了西方原子个人的社会和所谓的“个人主义”精神。缺少了宗教道德约束的社会，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法律取代道德，利用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发展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利用基督教的法治精神和原则，发展出了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制度。

追求权力的欲望，会带来破坏性、灾难性的后果，追求经济利益，则会带来建设性的、富足美满的世界，赚钱和商业可以创造美德，是上帝所鼓励的。权力和资本调换了位置和主次，权力、英雄主义的征伐是灾难而不再是美德，而温和得体的商业则成为获取美德、获取救赎的不二法门。所以，运用理性来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成了西方对人性认知的共识和目标，成为近代西方社会的理念价值，近代西方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都是由此理念价值衍生出来的，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全部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这一人性认知的前提假设之上的，“个人主义”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前提，把不受约束的自由作为政治正义的基本原则和终极来源。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先让理性和信仰分道扬镳，紧接着让理性和欲望同居媾和。西方人，自此抛弃了神灵，迎娶了魔鬼，终于变成了精于算计、自私自利“夏洛克”和“葛朗台”。

（二）资本法权的规范价值

我们在第一章第三部分讲过，西方社会自轴心时代之后，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规范价值，直到11世纪教皇革命之后，宗教信仰和希腊罗马法律精神相结合，才在天主教会的体系之内建立了相对完整的规范价值体系，通过科层化的行政官僚体系，对社会和教徒进行控制，实现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天主教会对世俗的统治被打破，大量教会的土地被封建君王没收，或者被便宜卖给了投机者，这些投机者又将世袭的佃农从土地上赶走，农民被迫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成为自由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世俗社会依然是一个王权骄横、互相征伐、人民困苦的无序社会。

西方启蒙时代的先哲们打碎了一统的教会之后，面对支离破碎的社会和封建君王残暴的统治，又开始用他们的智力设计能够制衡强大封建君王权力的制度，以便发展孱弱幼小的经济。权力是破坏性的，是需要警惕和制约的，资本是建设性的，是需要保护和发扬的，这一观念已经被理论论证并获得现实的证明，而且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将其作为一条不证自明的真理。当时当地的哲人们，并未曾想也不可能会想到还要设计一项制约资本的制度，因为在他们可以预见的将来，资本都是可以创造美好生活的现世福音，都是值得鼓励和无尽赞美的。

在资本主义之前，权力和宗教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它们控制着经济与人民，在东方，则一直是权力控制着社会，控制着经济和人民。这一局面，直到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才得以翻盘。资本战胜了王权，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套社会制度的建立以及维系，都是依赖于西方理念价值衍生出来的规范价值。

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只有一条，那就是要确保资本的利益。要确保资本的利益，这不仅为约束君主的权力提供了理由，也为压制人民的行为提供了依据。资本要控制权力，资本要控制社会，权力要为资本服务。为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将基督教会确立的法律高于国王权力的法治传统作为其遗产保留了下来，出台了各种限制权力的法律制度安排，比如建立最小化政府，比如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等，当作制衡权力胡作非为和规范人民日常生活的工具。另一方面则承接启蒙运动时期对专制和权力的批判，完善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继续为资产阶级统治辩护。

虽然残暴无道的封建王权已被推翻，西方社会建立了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依然持续不断、极尽所能的丑化权力、丑化政府、曲解政治，将政府、政治看作是“必要的恶”。我们看美国影片当中大量题材都是政府官员在实施阴谋诡计，残害民众，甚至总统都是奸诈邪恶之人，以此来告诫人民必须随时警惕政府、警惕官员，制造民众对政府对官员的不信任。比如，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旗手和枪手的哈耶克，他将政府形容成或暗示成一个自私自利、站在人民对立面又拥有强大实力（权力）的怪兽，极尽丑化之能事，让读者心生厌恶。在其著作中，只要提到政府和权力的时候，用到的全是贬义词，比如：残暴、自私自利、愚蠢、胡作非为、专制、滥用权力、冷酷、贪婪等。哈耶克甚至说：“政治上不得不做的事，都是有害的，有违国家长期利益。”这种对权力的丑化、警惕和不信任，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深入骨髓、贯彻周身的。

在否定权力的同时，资产阶级还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宣导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口号，来迷惑民众，将资本家描述成是和人民站在一起，与权力做斗争的英雄。可是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对封建王权要求的“自由”“平等”“民主”，而不可能是无产阶级要求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所以在资产阶级胜利之后，民众自由得一无所有，“民主”被简化为“一人一票”选举政治领袖，成为资产阶级扔给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

通过这套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成功的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引导、设定为民众与权力的矛盾。如果说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西方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实是封建王公贵族的统治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但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依然将权力和人民之间的矛盾预设、塑造成主要矛盾，这就是为了掩盖其真正的社会矛盾——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

但不管怎么说，资产阶级确实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宣传，成功地控制了权力，豢养了权力，将社会权利公司化，将公共权力力私有化。资产阶级并不需要官僚体系有所作为来促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不需要积极有为的政府，也不需要运转高效的政府，因为赚钱的事都是他们亲自动手，通过金融机构，通过跨国公司来无限增殖自己的利益，所以政府内部负责经济、社会发展职能的部门很小。资产阶级只需要保证权力，在内部服务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所以圈养着庞大的警察和监狱体系，在外部服务于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的侵略和剥削，所以维持着庞大的军事力量。资本主义国家并非是什么小政府、大社会，而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公司。

前面我们讲到三大思想解放运动造成了西方信仰和生活的二元分立，没有了信仰的生活，也必然排斥依附于信仰的道德说教，但是却保留了基督教会的法治精神，这就发展出了西方社会独特的“正当性”观念。正当性，不等于好，也不等于善，它约等于不作恶。这种观念认为人人都有着“七宗罪”的欲望，但只要不触犯法律，不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哪怕道德败坏、阴暗堕落，都没关系，这都是人的自主权利，具有正当性，他人不但无权干涉，不应鄙视，甚至还需要保持必要的尊重和宽容。相反，如果提倡道德，要求人们发展出“七美德”，反而会遭到拒绝，被认为是别有用心，被认为是“假”，是伪君子，因为“道德说教”曾是基督教控制、愚弄人民思想的手段，因此西方社会对道德说教甚为警惕。西方社会就是一个提倡真小人，拒绝伪君子的社会，因为以“性恶论”为精神底色的西方社会，认为人确实是“小人”，他们不相信人可以成为道德模范的“君子”。

西方人的超越突破是依靠外在的力量，外假于“神”，人都是听命于神，听命于神所立的“圣约”。基于这样的理念价值，西方社会的规范价值是将神的要求，外部的要求放在第一位，用外部的法律来维护社会的正当性，维护社会秩序。西方的法治（制度）和规范价值（理念），给出了正当和理由，却消解了道德和崇高。而中国的超越突破是依靠内心的修为，是内求于“仁”，“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致良知”，做人做事都要从内心的良知出发，要求“慎独”，所以中国社会的规范价值主要依靠“礼治”，依靠道德修为、日常伦理来维护社会的秩序。

这套资本主义社会规范价值的问题在哪里？核心缺陷就在于他们从“性恶论”的前提出发，根据对人性欲望的分析和封建君王统治的现实，发展出欲望制衡原理，希望用所有人的“贪欲”来遏制封建君王的“权欲”。因此，一方面发展出了权力制衡的理念，利用法治传统和权力分立约束政府权力，约束“权欲”，另一方面用“理性”将“欲望”改造成崇高的“利益”，鼓励民众无穷无尽的“贪欲”，使无限扩展的自由市场经济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规范价值限制了权力却并未限制贪欲，这就是基于人性认知偏差，导致的规范价值制度设计上的偏差。

（三）理性贪婪的实用价值

19世纪的理论家就已经指出，不管如何，经济已经取代了宗教、政治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已经是影响人类社会走向不可逆转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当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段经典描述：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这样的生产力呢？”[1]

在肯定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强大生产力的同时，马克思也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提高和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是资本主义创造了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这一切最直接的是归功于资本主义社会实用价值的确立和发展。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后期，物质利益已经足够多而不是太少的时候，资本主义的负面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显现并激化。

前面讲过，实用价值可以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科学技术，二是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是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与工业革命相伴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理性主义我们在上一部分已经介绍过，这里重点看一下西方近代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的发展。它们指导着国家如何去制定经济政策以取得经济发展，企业如何打造商业模式以赚取商业利润，个人采取何种谋生手段以实现个人和家庭的温饱与财富积累。

西方社会的经济理论可以追溯到法国的重农学派，魁奈是西方经济学的鼻祖，当然出于各种目的，中国的西方经济学派喜欢将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当作西方经济学的开端。这二百多年间，西方经济学理论伴随西方社会的变革发展，也经历了诸多演变：从魁奈的重农主义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再到凯恩斯主义之兴起，从奥地利学派的逆袭以及继承奥地利学派的芝加哥学派，再到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科斯的制度经济学等。可以看到这二百多年间，各种经济理论层出不穷、粉墨登场，各领风骚几十年。这些不同的经济理论，固然由不同的时代催生、发展，但其背后也都各自代表着不同资本的利益。在西方社会，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军工资本，都各有相应的维护其经济利益的经济理论及代言人。经济学家门槛太低，如过江之鲫，只有被资本选中的经济学家才会鱼跃龙门，才会为世人所熟知，才会青史留名。资本通过其掌控的各种媒体，精心挑选、包装打造自己所需要的经济学家，将他们打造成大众舆论中的明星，用以控制人民的经济思想。资本同样通过其精心挑选、包装的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甚至普通工人，由他们来代言，来控制和宣扬其在各个领域的思想，进而控制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控制了整个人类的思想，将权力和政府描绘成是人类的罪恶之源。

在一系列的经济理论被发明出来解释、指导宏观经济发展、国民财富增长的同时，机器的使用促使生产方式由手工作坊向工厂集中化生产转变，这就带来了工厂经营和管理的需求，所以微观领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也随之发展起来。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被普遍地应用到工厂的生产实践当中。1913年，亨利·福特运用泰勒科学管理的方法，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生产线，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获得了规模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此之后，产品标准化和作业标准化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金科玉律，这既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严重的人的“异化”。米希尔·傅德指出，随着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广泛实施，“智慧已从各车间和各工厂中被赶走”，现在所剩下的，只不过是些“没有头脑的双肩”或“改装成钢铁机器人的肌肉机器人”[2]。

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的所有前提都是将人假设为“理性经济人”，以此来化约经济行为的模型构建。乔治·斯蒂格勒说：“《国富论》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石的一座辉煌的宫殿。他（斯密）把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的系统分析置于经济学的中心地位上。这个理论是《国富论》王冠上的宝石，它成了（而且至今仍然是）资源分配理论的基础。”在斯密之后形成的主流经济学，将理性理解为对自利的理智追求，由此发明的“理性经济人”概念，将个人行为与价值和伦理（所有与自利不相容的内容）分离开来。个人可以估价任何事情，个人完全根据他对自己利益的认识来做出选择。其他人所以被包括在他的计算之中，只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和状态将影响到他的福利和利益。

虽然西方的经济理论多种多样，但他们都摆脱不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窠臼，这就是理念价值对实用价值潜移默化的制约。在一个文化价值体系当中，理念价值为实用价值和规范价值的发展设定了前提条件，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预设”，在这套文化价值体系当中的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该文化的理念价值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当做先验的前提假设，这种潜在形式为生活在同一社会的群体所接收与共享。现代西方社会就是建立在贪婪人性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钱生钱的基础之上，资本原则、资本逻辑、资本法权，是所有的经济理论、社会制度都不能动摇的第一法则，是这个社会存在的根基。资本就像病毒，早已侵入人类大脑，控制了人类的思想，并将人类异化，想让每个人都变成了资本的宿主，成为《生化危机》里的僵尸。僵尸惟一的目标就是攻击人类，被资本病毒感染的人，也只有一个惟一的目标——让资本增殖。人民都在为资本活着，为资本代言，而不自知。

如果西方社会的理念价值本身就是残缺或者错误的，则建立在其理念价值之上，以理念价值为根基的理论大厦就无法普世，就有其适用范围，就不可能是绝对真理。一旦其理念价值发生坍塌，构建于其上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也必然会土崩瓦解、随风而逝…

（四）西方文明的残缺与衰落

产生于轴心时代的所有文明都是建立在对人类欲望的克制之上的，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和中国的儒家文化，概莫能外。伊斯兰文明中有斋戒的规定，就是要通过克制人类最本能的欲望来提醒信徒保持清心，克服各种贪欲，佛教中也要求力戒“贪嗔痴”，中国儒家更是讲“存天理、去私欲”，基督教中本也要用“七美德”以及各种宗教律令来镇压人心中的“七宗罪”。

《荀子·礼论第十九》说：“礼起于何？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礼义所要解决的首先是人们基本的日常生活，对人生的各种欲望希求做了分别，长幼、贵贱、贫富、各色人等，其所养耳、目、口、鼻、身体、威望者各不相等，故其服饰、饮食、房舍、声乐，亦各有等差，以满足不同程度的欲求。有这样一套规范，既可以让人吃饱穿暖住好，满足物质生活的要求，同时还能让人赏心悦目，给以精神生活的享受。礼是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服务的，它首先是从物质经济入手，满足和规范人的物质生活需求。故礼者，养也，其所以能养，便在于它的“分”和它的“别”。这就是中国文化当中理念价值和规范价值对实用价值的指导和制约，欲要有度，用礼的“分”和“别”来满足并驾驭人之欲。

文明都必然要有克制贪欲的机制，那些不能克制欲望的文明，贪欲必然反噬自身，文明终会被欲望所毁灭。西方现代文明不仅阉割了宗教对人类欲望的克制，反而还鼓励贪欲，工具理性的独断使西方社会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但是在理念价值和规范价值上却是缺失的。

一方面，为了满足欲望而高度发展的工具理性本身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科学技术的滥用、人的异化和物化、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韦伯认为在工具理性的主宰下，人们片面地追求效益，以效率及功能的合理性为原则，建立了一系列理性化和官僚化制度，而人的价值、人的本性以及人的终极目标统统被掩盖了。人最终需服从于理性制度的运作，被禁锢在理性的铁笼之中。“这种铁笼是技术知识的囚室，如果把这个比喻稍加改变，那么我们都是庞大的技术和官僚机器中的小齿轮。”[3]

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逻辑，并不完全受人类掌控，科技以几何级数的速度不断地自我衍生、发展，已经摆脱了作为人的工具和手段的地位，开始成为一种超人的力量，甚至可以毁灭人类自身的力量。核武器的出现，基因技术的使用，以及人工智能的无限发展，都有可能失控，不可避免地带来“人造风险”，成为整个人类的灾难。存在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帝利希曾说，以原子弹问世为标志的技术悲观文化心态，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笼罩西方发达国家，一次世界大战时，一种“新开端”的情绪流行，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则是“末日感”盛行。

另一方面，单纯强调工具理性的西方社会，缺少了对欲望的规制，就导致欲望的化身——资本，掌控了整个社会的权力、资源和思想，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越来越大，劳动者变得一无所有。资本欲望的无穷性和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与现实窘况的落差，财富的日益集中和民众的日益贫困潦倒，构成了社会的重重矛盾，且这些矛盾，在西方这套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内找不到可以解决的方法。

在张扬工具理性，也就是资本和科技联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和技术分别具有的自我繁衍和强制进步属性，使得整个社会犹如一台自行运转的机器，如果没有了资源的摄取和底层劳动力的喂养，机器就会扭曲、坍塌、爆炸。所以资本主义这台机器一时一刻都无法停止运转，这是资本和技术的进步强制，所带来的反自然、反人性的表现。我们看到即使在新冠病毒会危及所有人的性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依然不敢停工停产，依然要靠工人冒着生命危险的劳作来让机器保持运转。

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依靠不断的向外掠夺生存。开始是通过血与火的军事掠夺，抢占殖民地，二战以后通过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继续掠夺这些曾经的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一旦无法从外部获取资源或者获取外部资料受阻，比如资源枯竭，或者获取新型资源的技术手段未被发明出来，资本就会反噬自身，就会吃掉自己的胳膊、吃掉自己的腿，内部就会产生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为了化解这些危机，资本主义就会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再次以战争的掠夺，来喂养贪婪的资本。

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特征，与癌细胞极其相似。任何活细胞都要进行新陈代谢，以维持细胞的生命。癌细胞也是一种活细胞，其代谢特点与正常组织细胞相比有很大差别，表现为组成细胞基本结构的物质如蛋白质、核酸等的合成异常旺盛，相反其分解代谢则显著偏低，以至合成和分解代谢的平衡失调。比如癌组织的蛋白质代谢旺盛，尤其是蛋白质的合成异常猛烈，甚至夺取正常组织的蛋白质分解产物以合成癌组织本身所需要的蛋白质，结果就使癌症病人处于严重消耗的恶病质状态。除此之外，与正常细胞相比，癌细胞的生长有两大特点：

首先是癌细胞生长的自主性。人工培养细胞时发现，当正常细胞在分裂繁殖过程中与周围细胞相接触时就停止分裂，这种现象叫作细胞增生的“接触性抑制”，它能抑制细胞的过度增生。癌细胞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机体的控制，往往表现为不间断地生长繁殖和分化不良，这种特征称为癌细胞的“自主性”或“自主性生长”。在癌症发展过程中，“自主性”总是越来越大，生长越快，发展也越快。

癌细胞生长的第二个特点是浸润性和转移性。这是区分良、恶性肿瘤的主要特点，只有恶性肿瘤才有浸润性和转移性。正常细胞因为彼此间存在一定的粘着力，限制了细胞向附近和远处的扩散，而癌细胞表面可以发生一系列变化，使细胞间粘着性降低，癌细胞容易脱落、溶解和侵入周围组织，或侵入血液、淋巴组织，并通过血液和淋巴液的循环，播散到身体的其他部分，造成癌症的扩散和转移。癌细胞能把它的自主性、浸润性和转移性等特性遗传给后代细胞，使新繁殖出来的癌细胞具备同样的特点，所以癌肿可以不断扩大甚至广泛播散，并且永远保持癌细胞的恶性特征。

我们看到癌细胞有着强于正常细胞的代谢速度，通过汲取正常细胞的营养来发展自身，并且具有自主性、浸润性、转移性和遗传性，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恰恰是复制了癌细胞在人体内的发展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就是人类文明之癌，是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癌变。

西方社会这种由于实用价值高度发达，但是理念价值和规范价值残缺不全所导致的各种内外部矛盾，终于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极端形式爆发，让整个人类社会付出了惨痛地代价。这也迫使很多西方思想家开始正视和反思西方文明的残缺和衰落问题，高德步在《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介绍了四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

第一位是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他在1918年出版了《西方的没落》[4]一书，他在书中用比较文化形态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考察了各种不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宿命。他认为，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文化史。而文化的实现类似于有机体的生命，具有诞生、生长、成熟和衰败的周期性特征。每种文化都竭力实现自己，这一目标一旦达到了，文化就会变得僵化，自我限制，其自身力量就会瓦解，变成了文明。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文明就是文化的结论，文化的巅峰状态，即是它没落衰败的开始。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化于公元900年诞生后，一直沿着上升路线向前发展，依次经历了春、夏、秋、冬各个阶段。1789年法国革命之后，西方文化进入了它的冬天，具体表现是伦理学代替了形而上学，怀疑主义和无神论流行，金钱崇拜和为富不仁大行其道，武力代替了民主，帝国主义的出现和战争危险的增加，最终造成各国之间的混战。他认为，西方的“浮士德精神”在无情的追求中已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力，西方文化之社会基础已溃败，文化已经终结，传统理性主义濒临消解，西方社会必然走向没落。

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一方面随着科技进步，物质文明获得极大发展，但另一方面，传统基督教的禁欲观念被物欲和享乐的目标追求所取代。人类对自身力量的盲目崇拜，正在将人类带入生存危机之中。西方文明本身正在遭遇极大的挑战，要挽救西方，就必须彻底扭转机械唯物主义物质观，摒弃启蒙运动带来的近代工业文明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在精神生活方面，则要把世界的上层建筑放回到宗教的基础上去。可见，汤因比将挽救西方衰落的希望寄托于宗教，寄希望于“上帝的救赎”。

事实上，西方的终结从根本上讲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完成以后，社会分为两大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大阶级由于经济利益的矛盾而始终处于敌对状态。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以及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由于不能解决这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因而必然走向衰亡。马克思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历史趋势之后宣告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爆炸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

然而，历史没有如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家所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仅没有迅速灭亡，反而在20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这样，资本主义终结论也陷于暂时的沉寂。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思想家坚持资本主义终结的观点，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华勒斯坦。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体系，即现代世界体系，它诞生于漫长的16世纪，在未来的50年中有可能走向终结。华勒斯坦认为，在世界性劳动分工中，边缘地区的工人主要是半无产阶级。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心的无产阶级化程度远远高于边缘，边缘的半无产阶级与中心的无产阶级，即使创造着同样的财富，却不能享受同样的工资与福利，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换从“边缘”转移到“中心”。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为了遏制无产阶级化所带来的利润下降，现代世界体系需要不断的扩张，融入新地区和增加半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半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半无产阶级的完全无产阶级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他认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发展因先天的局限已经处于崩溃之中，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在走向衰亡。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2]米歇尔·傅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

[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后传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三期。

[4]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31、8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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