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轴心时代：文明的起源（上）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2021-10-24 09:45

雅斯贝斯说轴心时代的超越突破，就如同一场人性的落成仪式，至此，人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人。

我想说，轴心时代，实现了双重超越突破的中华文明，第一次产生了人类社会发展所需的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如同一场人类文明的落成仪式，文明终可以称之为文明，人类终于找到了这个物种可以相对和谐共存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对应的理论体系。

一、文化与文明

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直以来，人们很难对其作出统一而精确的概括。从广义上看，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的综合，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以及社会的风土人情、习俗等一切“人化”的事物，涵盖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各个层面。梁漱溟认为“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概况起来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狭义的文化则是指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归根到底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反映。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

不管从广义还是狭义上说，文化是一切“人化”的事物，是人们为了生存而必须适应外部环境、控制各种自然力量，过有组织的群体（社会）生活，在长期生产劳作和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建构或有目的的创造，文化是人类社会性的产物，人只要在思维中把“意义”的观念组织起来，文化也就随之而出。社会学强调人的行动具有主观意义，凸显文化具有规范行动、形成秩序的能力，以区别于其他生物基于刺激——反应之上的本能行为。

文化在不同群体和共同体内还体现为特定的习惯、习俗、礼法、规约，经过历代薪火承传，久而久之成为传统。传统是指在历史中形成，并在人们的生活中世世代代起作用的那些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发展的心理积淀和历代薪火传承的精华，是民族性格、“民族魂”形成的内在依据，是群体中最具有权威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路向和每个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传统是古老的，但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的人们所认同和遵守。马克思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传统具有潜意识性和群属认同性等特征。

传统文化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民族文化。相对于外来文化而言，传统文化是指母文化、本土文化及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文化就是民族文化。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化的教化功能，集中表现为建构民族心理，造就民族性格，形成民族传统，塑造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通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以汉民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特殊的文化体系。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标志。传统文化植根于民族的土壤中，从总体上反映和代表着一个民族或社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伦理，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上，内化、积淀、渗透于每一代社会成员的心灵深处，往往凝聚为民族特有的国民性格和社会心理。

人类历史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不同社会和不同代际的人们之间都会有所变化，这就是文化的变迁。传统文化是在过去形成的，但又不能把它单纯理解为“过去的文化”，因为“传统”二字不是仅指过去，而是过去传给现在，现在继承过去的某种连续性关系。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代代相传，并在这种发展和延续中发生着过去和现代的冲突和交融。传统文化是在继承和变迁中演进的。早期传统的影响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减弱，而新的又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成“旧的”，凝聚为传统。历史不断把每一代人的创造变成传统，整个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突破传统又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正如黑格尔所说，传统不是一尊不动的雕像，而是一道洪流，离源头越远，膨胀的越大。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并不是静态的文化“化石”，而是动态的观念之流。

文化不同于文明。广义的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狭义的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而文明则是相对于野蛮而言，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原始状态的进步程度，是一个团体在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和创造过程中克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内心之间矛盾所达到的历史进度。当然，在用于形容一个文明体的时候，文明的概念更接近于广义的文化的概念。比如伊斯兰文明，指的就是信仰伊斯兰宗教的民族自古至今所创造的一切关于物质的、制度的以及精神的成果。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为了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亨廷顿对诸多研究文明的学者及其著作进行了研究考察，并总结出了这些学者在关于文明的性质、认同和变化的中心命题上达成的广泛的一致意见。

第一，我们生存的地球，就是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存在着许多文明，他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

第二，文明被看作一个文化实体。所以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各伟大宗教。文明与种族不同，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人类群体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

第三，文明是包容广泛的，是一个整体。文明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同整体之间的关系规定了他们的各个部分。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民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文明既可以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宗教、习俗、体制，也可以根据人民主观的自我认同来认定。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

第四，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它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文明虽然是持久的，但它们也在演变，是动态的，会兴起会衰落，会合并会分裂。

第五，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文明的政治组成在文明之间各不相同，在一个文明之内也随着时间而变化。大多数文明包含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

最后，学者们一般在确认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和在现代世界存在的文明上意见一致，认为人类历史上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鉴于认识当代世界的目的，亨廷顿又加上了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有可能的非洲文明。

二、文化的本质：一套价值体系

文化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但不同的学者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在构建结构功能分析理论时就把文化当作分析单位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内容包括信念、符号、价值三个方面，成为与经济、政治、社会（交往）一起构成整体社会的四个行动系统中的一个行动系统。

人类学的文化模式理论从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上把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解析为三种文化特质，即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文化模式（知识与信仰），主张人的行为被文化模式决定，行为即是对文化模式的习惯性顺从。

文化人类学中，克虏伯（A.L.Kroeber）曾提出了适用于解释世界上所有文化的普遍性的文化模式。他把这种文化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曾绵延数千年、稳定起作用的主要模式，另一种是稳定性比较差、处于变化中的次要模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在“多种文化的星球”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人类为了不断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所有社会的和精神的、物质的和技术的价值的精华，即文化是价值的精华。价值由于与社会生活整体运行相联系的程度不同，又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最普遍的价值显然是那些最能够体现出整个群体认同的价值，而那些能在相对较低的不同社会层面运行的其他规范，也就是从那些最普遍的价值——规范中派生出来的。

（一）文化价值体系的三层构成

在本书中，就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我采用苏国勋先生在《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一书中所介绍的分析框架，即文化（狭义的文化——作者注）也被认为是一套社会价值体系，它由最高层次的理念价值（ideal values）、中间层次的规范价值(normative values)和最低层次的实用价值(pragmatic values)三个层次组成，这三种价值分别对应实践中的道德理想、典章制度、器物行为三个方面[3]。通俗一点来说也可以用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替代苏国勋所说的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即文化三个层次的价值分别反映了一个社会中的精神文明（道德理想）、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科技经济）。

1、理念价值

理念价值亦即道德理想，是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的集中体现，统括真善美各个领域，是一个民族崇尚什么反对什么的根本标准（亦可称之为“精神文明”——作者注）。中华民族的理念价值基本上体现在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大传统之中，它一直是中华民族历代典章制度的精神依托并深刻地规范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其文化几乎没有大的断裂，中间虽有过低谷和挫折，但与其他几个古代文明国家相比，如希腊、埃及、巴比伦，仍然具有屹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华文明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不能不说是与其大道哲学“发育万物、骏极与天”的理念价值有很大关系。理念价值是从经验事务中提纯、抽象出来的义理，属于形而上，故谓之“道”。它致大、至深、至极，俯览万物，包容一切，“致广大尽精微”，是一切经验事物合理性的最终根据。理念价值的合理性根据是它自身，不假外求，因为它本身即属于一种形而上的价值和理性，故无法、也实无必要再诉诸经验检验。

苏国勋所讲的理念价值可以用民族精神，或者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或核心精神来近似的替换，而传统文化或者说一个文明的内核我认为是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它是不同文明得以区分本质特征。不同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终极关怀，造就衍生出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延绵不绝的传统文化，进而形成不同的文明，并逐渐演化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

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一个词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植根于民族的土壤中，从总体上反映和代表着一个民族或社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伦理，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上，内化、积淀、渗透于每一代社会成员的心理深处，往往凝聚为民族特有的国民性格和社会心理。当然传统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的一套传统的价值体系，包含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三部分，但在此我要特别的指出，现在我们提到的传统文化，在用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更多的是用它来指代传统文化中“理念价值”的部分。我们进入了现代社会，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已经跟过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传统文化中的理念价值还是较好的保存下来了。因为理念价值才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标志，而理念价值的起点与核心就是终极关怀。

终极关怀是一个文明的核心，一个民族的终极关怀很难改变，所以以终极关怀为内核的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很难改变。终极关怀，这是本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后面我们将专门介绍终极关怀的相关内容。

2、规范价值

规范价值是隐蔽在典章制度中的意义，并在具体法律条文、政治制度、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中得以体现。规范价值作为人们行为的规约，其内容除了包含有人类先进文化中普遍适用的内容（生存、发展、人的基本权利、和平、环保等）外，还具有一些体现不同民族特征的地域特色内容，其中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民族价值上的取舍。规范价值作为理念价值与实用价值之间的中介，其内容必然既要受到理念价值的限定，又要对实用价值提供指导，为此必然带有形而上和经验的双重性。换言之，它要兼具形而上和经验两方面要素，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各种社会规范确立，必然是在理念价值指导下进行的，这个意义上它是主观的、价值和理性的；但当对社会规范被遵守的可能性加以考量时，就一定会涉及到对客观环境、条件、内容本身的分析，这样它又具有了客观的、工具合理性的因素。惟其如此，规范价值才能够充当理念价值和实用价值之间的桥梁。

苏国勋所讲的规范价值，对应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层面，主要是用来指导或者解释社会政治制度层面设置的原因、意义和合理性的，类似法的精神，从这个角度看，规范价值几乎可以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当然对于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定义，也有广义狭义之分，我们这里讲规范价值几乎可以等同于意识形态，是指狭义的意识形态，即为政治制度提供正当性依据的政治意识形态，后面我将专门介绍意识形态的相关内容。

3、实用价值

实用价值则纯属于一种目的——手段合理性，也称为工具合理性，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行动逻辑，即在行动目标确定的前提下，它只专注达成目标的手段的效率问题。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的就是要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须先使工具合理，否则就会事倍功半或一事无成。故民谚曰：“磨刀不误砍柴工”，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因此工具合理，往往就事论事，非常实际，非常理性，其基准就是功利，是有用，表现为对行动方案做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因此，讲理性一定是与可计算性、可预测性、讲究功能效率相联系。在这种取向下，每个人都像“经济人”那样工于计算，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其行动逻辑是效益最大化原则。

苏国勋所讲的“实用价值”，对应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层面，就我的理解而言，完全可以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代替。工具理性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如上所述，如果套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工具理性”完全可以指代“实用价值”，而“价值理性”可以完全包含“理念价值”，以及涵盖“规范价值”当中的一部分，因为规范价值“要兼具形而上和经验两方面要素，充当理念价值和实用价值之间的桥梁”。从这个角度而言，韦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两分法，不如苏国勋三个层次的划分更加的清楚明了，所以我在此采用苏国勋对价值体系三分的框架，但是在分析其与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的时候，二者并不矛盾，所以也用到韦伯的视角。

就实用价值或工具理性而言，或许可以用“科学”来指代[4]。科学，指的就是分科而学，后指将各种知识通过细化分类（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研究，形成逐渐完整的知识体系。它是关于探索自然规律的学问，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科学是一个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的知识的系统。科学的目的在于使人获得自我清明和认清事物之间的现实关系，科学旨在引导人们做出工具合理性行动，并以透过理性计算去选取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专注功能而排斥价值理想，在这里人通过服从理性而旨在控制外部世界。

我们通常提到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即通常将自然科学简称科学，并不包括社会学和思维学的内容，包括我们平时所说的科学技术（简称科技）中的科学也指的是自然科学。

我所讲的实用价值或工具理性可以用“科学”来指代，这里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诸如经济、金融、管理等部分“社会科学”的内容（当然社会科学当中其实即含有工具理性的成分又含有价值理性的成分），它们指导着国家如何去制定经济政策取得经济发展，企业如何打造商业模式赚取商业利润，个人采取何种谋生手段实现个人和家庭的温饱与财富积累。

（二）文化价值体系的内部关系

苏国勋是如何论述文化价值体系三个组成部分之关系的呢？他讲：

在常态下，文化价值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保持一种上下层级的隶属关系：上层统领、支配下层，下层归属、服从上层；上层发布给下层的是信息或指令，下层提供给上层的是资源或能量，中间层次则是连接上下两层的中介。最上层的理念价值与超验的形而上环境接壤，最下层的实用价值与经验的自然环境相连，中间层次的规范价值则是把超验理念变成实际行动的过渡桥梁；理念价值为全民族所共有，不像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那样，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可以有自己的特点，理念价值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核心，它的精神总是投射到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或者说理念价值和实用价值总是蕴含着、体现着理念价值。

三者呈现为一种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既相适应，又有一定张力的动态调适关系。三者合在一起构成统一的价值体系，通过诱发人们行为的动机、指引并规范着人们的行动，从而使人们的行动从基于意志自由的个体层面上的冲突无序，转变到集体层面上的和谐有序，进而使社会生活保持“秩序”状态和稳定局面（治）。反之，当三者关系由张力变为对立冲突，价值体系出现混乱错位，人民行动就会失范，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和无序（乱），社会秩序就会由治变乱。

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与其他事物一样，都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文化价值体系内部既有矛盾冲突又有协调统一。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对立统一中不断的变化发展。文化是对人类实践活动，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一方面，从人类整体来看，人类实践在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现实在不断变化，文化价值体系自然会随之变化。另一方面，从社会内部来看，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就会造成群体或阶层之间的价值差异和矛盾冲突，这种价值差异和矛盾冲突的存在，即是造成社会关系分化的基本原因，又是推动文化价值体系发展的基本因素。文化价值体系的三个层次并非同步变化，而是有着自身的变化规律。

实用价值是变化最为频繁、形态最不稳定、持续时间最短暂的。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会带动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与之相应的实用价值理念也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的修正自己的取向，不断地变化发展。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不断的向前自我演化，另外即使是社会科学当中，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的变化也在快速更迭。近代经济学可以追溯到法国的重农学派，即使从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开始算起，这二百多年间经历了诸多经济学理论的变革，从重农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再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再到凯恩斯主义之兴起，再到奥地利学派以及继承奥地利学派的芝加哥学派，再到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以及之后的制度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可以看到这二百年间，各种经济理论层出不穷、粉墨登场，各领风骚几十年。

规范价值即典章制度、政治制度，相对比较稳固，变化较为缓慢，在人类历史上的规范价值层面，大的变化可以简单列举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几种形态的变化。当然不同国家和民族其规范价值的演变过程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不完全相同。就中国而言，从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制到“夏传子、家天下”，夏朝成为第一个世袭制朝代。从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开始到周朝公元前256年结束，夏商周的家天下时代，经历了大约1800年的漫长岁月。自秦汉开始废封建，举郡县，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始，一直到清溥仪退位，经历了2133年（秦公元前221年+清帝退位1912年），这段时间中国的规范价值（政治制度）在不断完善，但核心制度保持不变。

理念价值是对于某种既定理想的主观确认和承诺，是存在于超验的形而上领域，或内在的心灵习性之中，故理念价值形态最为稳定、变化最为缓慢、持续过程最为长久。在社会出现急剧变迁时，比如发生经济危机进而爆发革命导致政治危机，作为实用价值的经济政策之类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但即使改朝换代，但是作为规范制度的政治制度却不会轻易改变，往往出现滞后或者循环往复，而作为理念价值的文化却很难改变。

在常态下，文化价值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保持一种上下层级的隶属关系：上层统领、支配下层，下层归属、服从上层，三者的内在一致性统一性越强，其对现实社会的指导和规范能力也就越强；但是三者也并非时刻保持统一、一成不变，在变化的过程中，都是实用价值最先跟着社会实践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进而推动更上一层规范价值和理念价值的变化，上一层级也因此变化，才可以用以包容或者解释下一层级的变化，从而保持文化价值体系的内在一致性。但是理念价值从其诞生几乎就为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划定了边界，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发现，经济的变化最为频繁，政治的变化较为缓慢，而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传统则很难改变。比如产生于轴心时代的这几大文明中，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自产生之后，基本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化。

波兹曼曾经总结说：“世界历史正确地证明了下述论点：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之计，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某些基本的构建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它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5]。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的张军教授对于文化价值体系的构成及内部关系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三大整体论原则》中指出：

人类社会价值系统是由不同的价值子系统或价值群构成的有机统一体。社会价值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它具有特定的内部结构，包含着若干价值子系统或价值群，是一个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为基础、逐层有机整合起来的价值结构体系，它由社会经济价值、社会政治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三大子系统或价值群所构成。在这一有机的价值系统中，各种具体的价值子系统或价值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而构成了人类价值生活的基本领域。同时，任何社会价值系统不仅包含着社会经济价值、社会政治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三大子系统或价值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每一子系统或价值群内部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这使得社会价值系统始终处于一种内部各要素复杂交织、相互作用的状态之中。作为一个社会价值系统整体而言，缺失了任何一个价值系统构成部分，都不可能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社会。[6]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1年，第69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3]苏国勋：《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4]注：本书在很多概念方面的论述并不严谨，只是想表达一种逻辑观念，尤其是涉及跨学科的概念替换，不同学科体系对同一类事物不管是客观的或主观的事物的概念定义会有出入，希望读者能够意会。

[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6]张军：《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三大整体论原则》，载于《理论建设》，2016年第四期，第90-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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