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迫使中国金融体系不得不进行双轨制改革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5-14 09:35

这是一个急剧变动的年代，二战后所建立起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犹如巨大的冰川，正因裂纹，发出的声声巨响，震撼着每个国家政府的心脏，人们小心的观察着似有似无的裂缝，开始无所适从，不知道站在哪里才安全。

巨变中的全球，满心恐慌……

中国以她巨大的体量，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每走一步，冰川就发出巨响，中国能否带领全球政治、经济安全走出冰川，找到大陆，是个未知数。同时庞大的身躯，也增加了前进的风险，中国不能原地不动坐以待毙，同样也不能承受因前进而跌入冰川的风险。

行进中的中国，如履薄冰……

全球该怎么办？中国又该往何处去？大家其实并不真正关心。老百姓只关心高企的房价，富豪们更关心人民币的贬值，只有经济学家在认真地为开出的不同药方而吵架。我只关心读书和新三板，所以继续用读的书，来解新三板的事。

国庆假期将杨宇立老师《改革，我们作对的顺序》读完，让我对改革开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有了理论化、系统化的认识，所以作本文，回溯到1978年，将它作为我们今天分析新三板的逻辑起点……

1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始于小岗村的村干部。现在来回顾这段改革的好处在于，我们资本市场的大部分人（60后、70后、80后）都切身经历过这三十年，对这三十年的变迁和发展有着切身的体会和记忆。

不可否认，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让6.8亿人脱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多的数据不想在这里赘述，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张维为教授的《中国震撼》。张维为教授特殊的身份经历，使得他对中国这三十年的变迁有着比常人更深刻的切身体会和理论认知。书中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印度、东欧、东亚这些地区和国家分别作了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了他的注脚。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其《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书中写到，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18世纪一路狂奔到21世纪”，这句话形象、准确，又让人震撼！生活在快节奏的今天，健忘是我们的通病，看着父母幸福的笑脸，我们都遗忘了他们当年所经历的苦难。驻足回视，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奢侈。

从1840年开始的百年维新，历尽屈辱、波澜壮阔、荡气回肠，我们取得了民族独立，避免了亡国亡种。建国后我们依据苏联体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制度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起点。除此之外，改革开放还有另一个起点，那就是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农业社会。改革开放不光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系改革的三十年，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演进的三十年，而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和社会形态演进具有极强的关联，这两个进程的叠加，使得中国改革的难度系数倍增。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曾有言，农业国家蜕变为一个工商业国家的难度“有等于一只走兽蜕化为飞禽”。

那么中国是靠什么实现从走兽到飞禽的蜕变？又是如何从18世纪一路狂奔到21世纪？

1价格双轨制，一次伟大的尝试

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价格根据市场决定的“双轨制”，主要涉及粮食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计划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把市场机制逐步引入到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中，这促进了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迅速发展。

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了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与会的124位或官或学的改革派青年精英，分为价格、农村等7个组相互切磋，第一次集体发声并积极投身于体制内改革的政策建议。这些人包括华生、贾康、王岐山、张维迎、马凯、楼继伟等一大批今天中国政、经、学界的知名人物，正是在这次名动一时的“莫干山会议”上，价格双轨制正式作为一项经济政策诞生。

双轨制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不仅部分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带动了计划和物资体制的改革，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同时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是实现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一种很好的过渡形式。

“价格双轨制理论”2011年获得了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时隔20多年得奖，正如颁奖词所说：“价格双轨制改革作为中国经济改革中创新性制度安排，实现了生产资料价格形成机制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形成，降低了体制转换的成本。”

2双轨制，中国改革制胜的法宝

中国作为一个“百国之国”，所有的事情做起来都是难度倍增，我们必须客观认清现有的约束条件，考量可以付出的成本，承受的代价，努力寻找最大的社会共识和可能的顺序、手段和路径，决不能把目标当做手段，用结果代替过程，相信铲除计划经济就会有市场经济，幻想只要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就会有社会公平正义。

近三十年的改革基本遵循了先农村后城市，先农产品再工业产品，先进行价格改革再进行产权改革的渐进路线，实行分解并逐项供给市场制度的手段，使得前一项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可以为后续改革铺平道路。同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能急于冒进，必须让市场主体甚至整个社会有一个消化适应的过程，逐步积累改革共识，为下一步的改革创造思想舆论环境。

我们可以发现，“稳住体制内、放开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天然的包含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后来中国的很多领域的改革都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特别是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双轨制的增量改革，成为了我们实现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并向新体制逐步演变的致胜法宝。

2

始于2013年的深化改革

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制度可以有巨大的弹性，能够解决、适用或者包容这些时间上空间上所演变的一切。中国的幸运在于我们一直在“改革”的名义下，不断进行着适应新情况、新形势的改变。经济没有常态，但改革是常态，“历史不可能终结”，改革应该一直在路上……

简单回顾我国近三十年的改革方法和改革路径之后，我们再来审视目前所面临的局面，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在无石头可摸的情况下，我党是如何领导我们继续前进，继续进行深化改革……

此轮深化改革的起点始于2013年，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大大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习大大就《决定》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设立的最高级别的改革领导机构，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自此之后，开启了可以比肩当年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的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此轮深化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我们此篇所讲的深化改革除非特指，一般是指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我们此篇也只讨论经济体系改革。

3

对此轮深化改革的理解

1此轮深化改革面临的局面：经济发展失去动能

目前我国的主要经济成分构成可以大体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还有混合所有制企业这几部分，其他几部分所占比重较低，所以我们重点分析国企和民企这两类的现状和问题，以期对经济状况有个大概的认知。

1

国有企业的问题

自汉代的《盐铁论》以来，我们对国企的重要功能已经形成了共识，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一直传承至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制度安排。国企必须在能源、通信、国防、基建等关键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作为共和国长子，国企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力量，国企一方面是国家宏观调控、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在关键时刻可以发挥稳定市场、保障民生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企是参与国际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一路一带”战略的重要力量，如果说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屠龙刀，那么国企就是参与国际竞争中的倚天剑，同样是国之重器。

我认为国有企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是政治问题，国企存在的最主要目的是为政治统治服务，这也是习主席讲到的要理直气壮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根源所在。我党正在探索、开创前所未有的政治文明，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国企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问题。

我认为国企最大的问题既不是垄断问题也不是体制问题，而是效率问题。毋庸讳言，目前我国的国企经营，内部存在很多弊端，占有大量的矿产资源、人力资源以及资金资源，但是运转效率却不高。同时也存在挤压、侵占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的情况，在很多诸如钢铁、水泥等非垄断性领域，与民争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过剩产能，国企大规模的存在于竞争性行业，生产效率不如民企，不断亏损，却又很难淘汰，这是导致行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当然我在《新三板，中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一文中，从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产能过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

民营企业的问题

我们说国企优势是资源多，效率低，而民企恰恰相反，那就是效率高，但资源少。民营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税费高（他们一般偷税漏税），也不是行政审批多，办事难（他们有能力去开绿灯），制约民企发展的最大问题是资金问题。

笼统的说民营企业融资难是不准确的，中国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两个极端，一方面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不够银行的信贷标准，融不到资，基本没有财务杠杆。另一个极端是中大型民营企业的过度融资，高杠杆经营，只要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企业基本都是过度融资。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很多不懂经营，不懂财务风险的企业主发了财，他们发财的秘密就在于高杠杆经营，谁可以利用好银行贷款，谁就能发展起来，这些企业的发展并非靠自身的造血功能，而是靠银行不断地输血，靠通胀去抵消利率。

这种高杠杆的使用，就像吸毒，一旦吸上，就停不下来。中大型企业家的脖子上都套着银行还本付息的锁链，让他们不得不拼命前行，拼命为银行赚钱。但在中国目前这种状况下，他们赖以生存的血液都被银行放给国有企业放给地产公司，国家再多的货币超发都流入不到实体经济。

所以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开始用脚投票，民间投资已经连续下降，银行呆坏账率不断上升，越是这样，银行越不敢给民企放贷，越是不给放贷，民企死亡越快，于是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中国在2000年左右已经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过剩时代，所以大部分领域都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小企业的关门倒闭，不是什么大问题，反而为其他经济效率高的企业留出了市场空间，优化了资源配置，但是不是说中小企业就无足轻重了呢？当然不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必须要有足够的劳动生产率不高的中小企业来保就业，否则便会影响社会稳定。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要解决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实现从资源消耗型增长升级成为创新驱动型增长，就必须要解决民企发展的问题，要解决民企发展的问题，就必须要首先解决民企融资的问题：一是解决中大型企业的高杠杆问题，二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此轮深化改革的对象：低效的金融体系

中国此轮深化改革的背景与80年代的改革完全不同，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货币的持续超发，我国已经形成了大量的“金融资本”。从2005年开始，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不断上升，2008年超过日本，2013年超过了美国，2015年达到8.5%，2016年上半年达到9.2%。只占就业人数0.7%的金融业，其人均收益要比其他行业高约12倍。2015年，16家上市银行合计实现净利润1.27万亿元，其整体净利润规模占已经披露年报的2700余家上市公司总净利润的50%以上。

以前金融资本依赖于实体经济，现在实体经济高度依赖于金融资本，用句可能极端的话说，中国的金融业已经是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将实体经济的血榨干，中国的地产也已经将居民的储蓄榨干，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句空话，在房价高企的今天扩大内需鼓励居民消费也只能是一句口号，金融资本即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论述过，中国经济今天出现的问题是因为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所造成的资源配置失效所导致的，要想解决经济的问题，出再多的经济政策都是隔靴挠痒，必须要改到根上去，必须要改革金融体系。

中国之前的改革的对象是计划经济体系，是通过改生产资料价格和国有企业产权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轮的深化改革的主要对象就应当是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打造能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富有效率和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体系。

3此轮深化改革的策略：双轨制的增量改革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在于调结构，鉴于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已经开始失效，用信贷投放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已经无以为续，大力发展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已经变得非常急迫。

此轮深化改革，为了减少阻力，提高改革效率，依然采取了双轨制的策略，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采取稳住体制内（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做大体制外（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的增量改革。同时，在做大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的过程中继续采取稳住体制内（A股市场），做大体制外（新三板市场）的增量改革。

1

稳住体制内（银行体系），企业降杠杆，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从2013年开始便逐年攀升，普华永道认为内地银行资产质量风险目前尚未完全暴露，鉴于目前的宏观经济难以为银行业带来提振，不良率仍将持续恶化。到今年年底，内地上市银行的不良率或在1.8%至2%之间。

今年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4636亿元，居民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773亿，居民中长期贷款新增规模甚至超过了人民币新增信贷规模，企业部门贷款竟减少26亿元。从7月的金融数据可以得出，除了房地产外的实体经济都没有从金融体系获得资金，这说明一方面是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下降，已经不愿意再贷款投资，一方面是银行清楚的认识到目前实体经济的困境，已经不敢再给实体经济贷款。2016年7月，这将是一个标志性的月份，标志着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已经从低效转向了失效。

为了解决目前银行和企业所面临的双重困境，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务院于10月10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和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券转股权的指导意见》，这两个《意见》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文件，必须认真解读。这次的降杠杆是对我国前十年高速发展银行所积累问题的一次外科手术，以前是吃药，妄图通过体系自身修复，降低不良率，现在是直接手术摘除，主要是以治标为主，债转股，核心是剥离不良贷款，配以治本，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企业自身约束。

上一次90年代的债转股，依靠行政手段，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让银行得以轻装上阵，让国企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这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银企双方以及地方政府都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由国家出面给予顶层的政策支持，引导社会资金，进行市场化解决，这是一招好棋，但能否下好，有待观察。

虽然银行体系存在很多问题，但改革的第一步目标，并非是破，而是保，所谓的稳住体制内，首先化解多年形成的信贷资产风险，“积极稳妥”的去杠杆，不能够像去年股市一样，去杠杆去的太快，容易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我们所承受不了的。

2

做大体制外（资本市场），发展新三板，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我在《新三板，中国近三十年最伟大的制度变革》一文中说过，我们在90年代建立起了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渠道，但这个资本市场是个权贵俱乐部，道很窄门槛很高，无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二级市场，绑架了大量的中小散户，积重难返，各种所谓的发行体制改革基本是换汤不换药。A股市场现阶段已经是进退维谷：如果放开IPO，实行市场化的注册制，则担心二级市场崩盘，引发社会性问题，如果控制IPO的节奏，又被批评其最主要的融资功能没有发挥，没有存在的必要。A股市场的改革，已然不可能两头讨好，貌似成为死结。

无奈之下，本届政府在资本市场的改革中再次启用“双轨制”这个法宝，做增量改革。新三板从扩容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中国资本市场走上了双轨制改革的道路。

首先，从机制上看，新三板之前的资本市场体制就好比是当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叫资本市场，但却是一个管制的领域、计划的领域，每年能上多少家IPO，都需要通过审批，控制发行节奏，而且连发行的市盈率也都是规定好的，就如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销售、产品价格都是计划指令规定。而新三板就是在计划体制之外重新开辟的一个新的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基本没有财务门槛，只要符合基本条件的都可以挂牌，挂牌后能否定增，以及定增的价格都是市场化形成。

其次，从主体来看，当年的国有企业占据大量社会资源，不愁吃喝，但是效率低下，A股上市公司就好比当年的国有企业，相比其占有的资源，盈利能力普遍不高。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就像当年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效率高，但是很难获取企业急需的资金资源。

第三，从价格形成机制来看，A股上市公司一方面在股权融资的时候，可以有很高的市盈率，溢价增发股票，债权融资的时候，因为特殊身份也可以很容易的获得利率很低的贷款或者债券，就像国有企业能够以计划内很低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一样。新三板挂牌企业，一方面股权融资现在看来很难，即使有市盈率也较上市公司低很多，很难获得外部的资金（银行贷款、债券之类），即使获得也需要很高的成本，这就像当年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很难拿到计划价格的原材料一样，只能花高价购买原材料。

发展新三板，就是要在A股市场之外另起炉灶，打破之前资本市场那种权贵俱乐部式的运行机制，为创新型的中小民营企业创建一个属于他们的资本市场，创建一个市场化、法制化，可以引导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真正的资本市场。

当然在双轨制之初，新设的市场肯定比较弱小，配套制度不完善，好处没有那么多，但毕竟在计划之外撕开了口子，为将来的发展打开了制度空间。我们再去回看1978年之初的改革，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也是面临着种种的困难，但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我们顺利的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新三板这个A股体制外的市场，是符合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即使过程曲折，但只要假以时日，也必将取代目前的A股市场，发展成为能够适应、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流、主体。

新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上任之后的首秀，就被追问关于A股注册制会不会推出，以及如何施行的这一棘手问题。刘主席对此解释就非常到位，先帮记者解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决定》提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逗号），推进注册制改革（逗号），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等等。逗号与逗号之间的这些内容是相互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把多层次资本市场搞好了，可以为注册制改革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注册制改革需要一个相当完善的法制环境。也就是说配套的规章制度，研究论证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充分沟通，形成共识，凝聚合力，配套的改革需要相当的过程、相当长的时间。注册制是不可以单兵突进的。”

刘主席的逗号论，很好地解释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路径，也清楚地表明了，目前的资本市场改革就是采用了双轨制的改革路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新三板的增量改革），会为注册制的推出（A股市场的彻底改革）创造条件。A股市场体系存在20多年了，已经有了大量的相关的配套制度，保证其这些年的运转，这种体制类的存量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必须是一个系统工程， “必须充分沟通，形成共识，凝聚合力，配套的改革需要相当的过程、相当长的时间。注册制是不可以单兵突进的。”

4此轮深化改革的关键：建立“产融互动”的市场体系

1

打造股债并举的金融体系

我国现行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带来了民营企业融资难、杠杆率过高等一系列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去杠杆，去杠杆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减小分子，降低银行对企业的贷款金额，另一个方向是做大分母，提高企业的股权融资比例，促进社会资本形成。国务院推出的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可以在减小分子的同时做大分母，是个一举两得的高招，当然过程并不会很顺利，对此国务院也有清楚的认识，所以文件中讲“降杠杆是一个时间跨度较长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有序展开”、“统筹协调”。

债转股是属危机推动型的被动调整措施，要创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并举的金融体系，一方面银行应该主动转变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真正的研究支持实体经济的创新，而不是绕监管的“假创新”、“真违规”，比如以北京银行为代表和试点的一些银行正在尝试的“投贷联动”等等。另一方面当然是国家要继续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在降杠杆的《意见》中，国务院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要求：一是加快健全和完善多层次股权市场，二是推动交易所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三是创新和丰富股权融资工具，四是拓宽股权融资资金来源。

2

建立真正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互联互通

大力发展新三板，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是此轮深化改革的关键。可以预期的近两年，国家的资本市场改革应该都是主要围绕着新三板（增量）展开，所以再读党中央、国务院或者证监会文件，里面阐述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进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扩大直接融资比重，”那说的主要都是发展新三板市场，而不是A股市场。

1

新三板转板创业板，一个美好的愿望

中国资本市场双轨制的改革路径一旦确定，“并轨”就变成了改革中的阶段性目标，而不是改革手段，切不能错把目标当手段。前几天国务院关于降杠杆的《意见》中提到要研究“转板”问题，很多人又开始盲目乐观，以为只要推出“转板”制度，就可以解决新三板的吸引力和流动性，这是一个拿目标当手段的典型。“转板”实质上是涉及到了新旧两个体系的互联互通的问题，如果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板，那就标志着体制内和体制外开始并轨，那么我们的资本市场的改革已经实现了阶段性的目标，所以短期来看，转板，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2

新三板合并创业板，一个大胆的想象

新三板探索、发展、壮大的过程，也会倒逼A股市场改革，一如当年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企业也在进行着厂长经理负责制，减员增效等提高效率的改革。体制外做大规模，体制内提高效率，二者并行不悖，慢慢靠拢，最终会合流并轨，融合成富有效率的新体系。参照当年的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会不会也实行抓大放小，继续建设完善好主板、中小板市场，而放弃掉创业板市场呢？我今天提出新三板吸收合并创业板，是天方夜谭还是大势所趋？

我在2011年创业板成立两周年时候的预言：“创业板已然失败了，创业板没有单独存在的意义，要么并入中小板，要么并入新三板。”而且我在2014年春天的时候断言，两年之内会有创业板公司主动到新三板挂牌。这两年间，新三板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一是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二是股票市场经历了股灾并且引发证券界的地震，所以，这个断言没有成真。但这个断言依然有价值，能否会有创业板公司主动到新三板挂牌，是检验新三板成功与否的标志。

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中提到要“推动交易所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其中，对于A股三个板块的用词是不一样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入发展中小企业板，深化创业板改革”，对于主板提到的是“发展壮大”、中小板是“深入发展”，对于创业板要求的是“深化改革”，创业板为什么要改？怎么改？往中小板改，还是往新三板改？留给大家思考。

4

后记

上文我们回顾了三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分析了新一届政府此轮深化改革的背景，这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新三板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

我们再上升一个维度，从更加宏观的全球经济分工的角度来看，中国前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是对内改革释放的人口红利恰好承接了对外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所带来的完美结果。尽管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国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的状态，但面对巨大的全球市场需求，依靠国内低价劳动力和大量的资源投入，中国仍然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或者说抵消了“金融抑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现在，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我们开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全球化红利也在消失，世界经济陷入低谷，“金融抑制”所带来的后果逐渐显现出来……

此次深化改革，必须通过“金融深化”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推动整个国家层面的“产融互动”，继续保持中国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并实现产业升级。以加快建设新三板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就是破解“金融抑制”，推进“金融深化”过程的重要举措。新三板的顺利推进，将使得金融资源不再被国有部门垄断，大量金融资产将通过新三板市场实现有效配置，流入战略型新兴产业，从而带动整体的金融资产价格趋向合理。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新三板是中国近三十年最伟大的制度变革的原因所在，我们用逻辑推导，至于正确与否，只能用实践、用历史来检验……

张可亮

陆续写于

十月的深夜、凌晨、清晨和出差的路上

← 返回文化政治经济学文章目录　|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