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将击垮欧洲传统体制

陈浩无面者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2020-03-16 22:29

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

福山先生的论断出现在苏东剧变之时，正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之时，此后一度掀起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

从1970年开始，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民主化在全球范围取得了显著进展，实行选举的民主国家的数量从1970年的35个增加到2020年的110个。但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使人们期待着阿拉伯世界置身于第三波民主化之外的状况将走向终结，结果却恶化为埃及重新恢复了原有的统治，利比亚、也门以及叙利亚陷入无序状态，与此同时，伊拉克出现了新的极端伊斯兰运动ISIS这种反人类组织。

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应该具备三项基本制度:

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

国家是将权力集中起来并将其用于维护和平，保护共同体免受外部敌人的入侵，执行法律，以及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

法治是一整套体现着共同体的价值的法律，它们不仅对公民具有约束力，也对行使强制力的统治精英具有约束力。

民主问责是为了确保政府行为符合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而不只是迎合统治者的私利。

国家产生和运用权力，而法治和民主问责力图限制权力，并确保权力的行使符合公众的利益。就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来说，国家还是前提，因为国家需要有能力提供公共产品以及照顾大众公共利益。从全球最近50年的经验来看，比起法治或者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问责更容易，但是这样的现实就导致很多时候就是现代国家的发展跟不上民主制度的发展，如此就会造成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的新不均衡。

如果所谓的民主国家只有法治和民主问责但是却无法满足其公民对高质量的政府服务的需求，长此以往这种民主国家就会失去合法性。

国家能力在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现代国家提供了众多的纷繁复杂的服务，从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经济统计、灾难救援、预报天气等等。这些公共服务全部需要在人力资源和物质条件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它们使得政府机构得以运转。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在全球爆发，一旦造成严重的破坏，欧洲反应缓慢的体制将会遭到疫情重创，进而世界地缘政治秩序恐将变得面目全非。比如英国首相鲍里斯在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英国进入抗疫第二阶段——“拖延”阶段（Delay），同时宣布暂不关闭学校。

英国的防疫策略是让大部人感染新冠，以使国家获得群体免疫力——彭博社

欧洲地区国家的医疗体系在疫情面前非常失败，同时整个欧元区将会陷入严重衰退，欧洲央行如今已耗尽元气，无力回天。只有像罗斯福新政那样规模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手段才能对抗此次疫情冲击，让欧元区摆脱通货紧缩的颓势。

这样的做法与欧盟控制开支的机制背道而驰，而这一机制已在欧盟的法律中明文规定。欧洲人给自己搭建了一个无法应对危机的架构。

欧洲传统体制中，有法治、有民主问责，但是太缺乏国家能力。叠加传统的老龄化、难民等问题，此次疫情可能成为成为击垮欧洲传统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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