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开始，马克思主义将彻底融入中华文明

吴时空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10-14 20:11

有机的融合中西马，中华文明也将再次升级，重构升级后的中华文明将以“与命与仁”为终极关怀，以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理想为理念价值，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规范价值，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实用价值，组成完整自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苦苦寻求、不断试验、反复比较，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持续不懈奋斗，在这条道路上稳步前进，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和政党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内圣”，很难开出现代社会的“外王”，很难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之下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改革开放至今，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中国已经在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两个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取得了社会政治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成果，但是理念价值层面依然未能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实现很好的结合，即未能在理念价值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理念价值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路向和每个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没有统一的理念价值的统领，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层面都将无所适从。目前社会上很多不同思潮的出现，都与目前我国价值体系当中三个层面的价值未能实现统一和逻辑自洽有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在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之上，又专门补充提出了“文化自信”，提出了“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则最核心的是要在理念价值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而理顺和重构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形成有机、良性的互动关系，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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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明的必要性

我们目前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分析，往往集中于其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两个领域，并拿这两个领域与中国进行比较分析。其实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除了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市场经济，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所谓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之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也是与其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并不是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一样无中生有，完全由资产阶级发明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继承了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并通过宗教改革改造了传统基督教这个终极关怀，让其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西方资本主义建立的过程，首先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对西方基督教的终极关怀层面进行了改革，之后才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出了其西方经济学理论，最后才是三权分立等规范价值的产生，并以此促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范价值和意识形态，使之与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适应。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文明的改造和传承，进而使其社会形成了包含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相对完整且互相自洽的文化价值体系，有了这套文化价值体系，西方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二战之后，很多殖民地独立之后，虽然纷纷仿照西方国家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但是社会政治经济却始终无法取得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发展和进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些殖民地可以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照搬过去，但是西方社会的人文环境、社会传统却无法照搬。所以其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再先进，也无法在这些殖民地的传统社会中生根发芽。比如很多非洲国家也建立了议会，形式上举行总统议会的民主选举，可实际上却依然是军事独裁统治，社会依然是部落组织，底层老百姓依然按照传统社会劳作生活。这些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但不能帮助这些殖民地国家进步，反而割裂了社会大众和社会精英的沟通，所谓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只能成为殖民地精英自说自话、愚弄民众的政治游戏。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从打破传统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的。从洋务运动的“师夷强技以自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这都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行了思想准备。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的大众和精英都不再迷信孔孟，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在中华大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改变了帝王将相时代的规范价值和意识形态，并用这套社会主义的实用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造经济基础，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但是如何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重新塑造这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尤其是如何对待这个社会的原有的理念价值和传统文化，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成熟的理论。

当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个具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次第展开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发现，虽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在人民群众中自私自利的封建小农思想依然存在，在广大干部和社会精英当中封建官僚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也普遍存在。在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经济上实行封锁，军事上进行威胁，政治上推行和平演变的大背景下，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稳固。“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1]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事业要取得最终的胜利，必须在改造经济基础的同时还要去通过文化革命，批孔斗私，用共产主义价值观来改造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思想。

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可以凭借其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在那一代人们当中重建信仰，但是时间太过短暂，随着其去世，以及后来的实用价值层面的改变，中国社会旧的理念价值被打倒，新的理念价值却并未建立和巩固，中国社会在理念价值层面（信仰层面）出现了真空，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可以说毛泽东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的规范价值（上层建筑）和实用价值（经济基础）必须有与其相匹配的理念价值，整个社会才能正常运转，但是他选择的是继续用共产主义信仰来替代中华民族的传统理念，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最具合理性的一种探索。因为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就是用共产主义信仰团结和引领了优秀的中华儿女，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希望继续发挥共产主义信仰的引领和感召作用，用来对抗长期存在的小农意识和开始滋生的官僚主义，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作为一种诞生于人类历史的全球化、现代化阶段，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之变革的先进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但是，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并非产生于轴心时代，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并非伴随着某个民族的产生发展而来，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为解放无产阶级和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美好社会而创立的革命理论，所以虽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先进的理论，但马克思并未在终极关怀方面投入过多的精力，即使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崇高的信仰，但是因为缺少民族底蕴和群众基础，这就导致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指导革命、社会建设方面无往而不胜，但在日用伦常和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方面对普通民众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为人民大众提供严格意义上的终极关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初，就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资产阶级的诋毁和攻击，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终极信仰方面延续了基督教上千年的传统，且在宗教改革之后，能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内在逻辑自洽，所以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终极关怀方面就必然存在着天然的劣势。

具体到我国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系统，主要是通过把个人生命意义的追求融入作为一个过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来发挥作用。在这一点上，作为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雷锋，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言行，的确堪称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现身说法。我们依靠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功，马克思主义也成为我们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一途径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并将自我的生命持之以恒地投入“为人民服务”当中去。这样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恐怕无法让全体社会成员长时期保持，这就必然会在终极关怀层面削弱马克思主义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很难替代儒家传统成为普通民众的终极关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虽已超过半个世纪，但其民族化、大众化却依然存在明显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无法为普通民众提供终极关怀，则其整个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三个层次之间就无法做到逻辑自洽，普通民众就会对这套理论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产生怀疑，这套价值体系就会存在巨大的不稳定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对其进行中国化之后，才能应用于我们中国的实践，照搬照套的本本主义只会让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付出巨大代价，这已经是被无数历史和事实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在终极关怀方面存在着先天的劣势和不足，我们就更不能照搬照套，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对马克思主义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中国化的基础之上，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价值进行补充和完善，进行中国化，才有可能产生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在统一、逻辑自洽的价值体系，才会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取得成功。

不管是从文化价值体系的理论来看，还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延续西方传统社会终极关怀的实践经验来看，我们都应当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终极关怀体系深度融合，借助儒家文化早已凝聚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规范，将马克思主义在理念价值方面的主张中国化，用中华民族传统的话语体系进行表达，也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茂盛的生命力嫁接到中华文明的主干上，与中华文明的内核融为一体，才有可能最快、最直接、最普遍并且最终让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也是最彻底的一次飞跃，那就是在理念价值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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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明的可行性

上面只是我们通过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中国社会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的逻辑推演，马克思主义所内含的理念价值（终极关怀）能否像我们设想的那样与中华文明中的终极关怀有机融合，实现其民族化和大众化呢？我认为是极具可行性的。

文化是一套价值系统，信仰或曰终极关怀构成了价值系统的内核，这个内核在文化变迁中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近代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与成熟精神气质的中华文明，其终极关怀并未因社会与文化的浅层次与短时间的变动，而出现基本存在形态的根本变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上千年的历史积淀，蕴含在全体人民的血脉之中，幻化在全体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很难被别的文化所替代。

将马克思主义吸收、融合、同化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树上来，变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天方夜谭。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初，历史的、必然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胜于其他形形色色的现代思想流派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固然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现代中国救亡图存、走向富强文明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与民族文化选择的深层价值取向有着内在的关联。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最接近、最吻合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无不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留下深刻烙印。马克思主义虽然生于西方，但它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许多共性或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遇的时候，正是通过这些共性和相通之处发生作用，也正是这些相通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上的认知障碍，减轻了对于异质文化的排斥和抗拒，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使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流、融会具有了可能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的深层理论契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的契合相通之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具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朴素的思想因素：比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废私立公、贫富有度、与天下同利的思想与消灭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张；以民为本、以政裕民、安民富民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万物自生、不信鬼神、重视人事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以道制欲、不为物使、俭约自守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消费观；克己奉公、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知行合一、以行为本、知易行难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道立于两、阴阳共生、物极必反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都有着天然的契合相通之处。

除此之外，北京大学李翔海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终极关怀与儒家的终极关怀之间，在基本理论特质上表现出了相当的契合性：

“都主张从社会性来看待人的本质并对“人性”归根结底保持了乐观的态度，都强调在生命终极意义的安顿方面可以“自我做主”即依靠人自身的躬行践履就能得到满足，都主张在人间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上帝之城，都是在与当下的他人及他物相联系的过程之中实现的，而不是在“末日审判”中以个体生命或灵魂去面对上帝，等等。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虽直接源起于西方，但却在人归根结底自我做主而不是皈依于外在的上帝这一根本的理论关节点上堪称与儒家具有高度类同性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2]

两者间的特殊关联在深层价值取向上规约了现代中国的文化选择，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必然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能够适应时代需要、对现当代中国社会与人生发挥现实作用并有力地促进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这里所说的民族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民族化，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体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指的就是中国化。本书所说的民族化是狭义的民族化，即从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指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终极关怀思想与本民族的终极关怀相融合，并且是以民族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唯有如此，才能够被全体民族的人民自然而然的接受，从而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通过民族化进而实现了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并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理念价值吸收、融合、同化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树上来，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变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最核心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终极关怀结合起来，和民众的精神世界相融合，形成全民族新的理念价值，在理念价值层面重塑中国人民的精神信仰问题，以解决中国目前理念价值混乱、缺失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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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明的手段——文化自信

在前文中国近代转型期中华文明的剧烈震荡阶段，我们讲过由于近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受列强的欺辱，中国社会的主流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大都是全盘否定态度，这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文化是一套包含三个层次内容的价值体系，所以在看到中国经济、军事不如人的情况下，就全盘否定了中国文化。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不自信的多数论调，本质上都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这种心理形成的深层原因就是近代西方的强大和中国的弱小在认知上的反映，最后由实力认知转化为文化认知。

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既带来了民众信仰的迷茫和价值观的丧失，也让我们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交往中，只能以意识形态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进行交流，这极易引发误解和冲突。为了融入世界，减少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我们干脆放弃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而改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进行交流。但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清楚中国的国家建设，再者西方资本主义本就在用其狭隘偏见的意识形态攻击社会主义，我们如果也用他们的这套话语体系，本身就掉入了其话语体系陷阱。

习近平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 “坚持‘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人经常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当成唯一合理正确的形式，并以此标准衡量其他文化压制和贬损其他文化的发展，认为其他文化是一种落后文化，必须要接纳西方文化这一‘普世’和唯一正确的文化，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生存，才能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从而进入现代文明。”[3]

习近平所讲的这些国内、国际问题，核心原因就是近代以来我们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依然是要依靠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融入整个中华民族传统的信仰价值体系里面去，形成在理念价值和终极信仰层面的中国方案，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大众化。但因为长久以来的观念，甚至在建国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人的心中，包括在广大党员干部的心中，依然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彻底的中国化，首先必须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所以我们看到：

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提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2014年3月7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贵州团审议时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4年12月20日，习近平和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指出，“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2020年9月28日，考古这一冷门绝学走进中央政治局课堂。习近平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

2021年3月22日下午，正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朱熹园时讲道：“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明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将“三个自信”扩展为“四个自信”，尤其是不断、反复、重点强调“文化自信”，其实正是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所在，也看到了使命和方向所在。要想解决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和价值观问题，解决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问题，解决与其他文明的平等对话问题，必须要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力量，这就必须要为传统文化正名，而为传统文化正名的手段就是党中央正大光明、毫不含糊地提倡“文化自信”。

习近平在2014年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4]

在庆祝我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三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前两次马克思中国化不同的是，前两次主要是发生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在这两个领域，中国更多的是扬弃了历史传统，借鉴了马克思主义，而第三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是要更多地依靠中国传统文化，依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念价值来容纳、完善和支撑马克思主义。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因战争的失利和国力的衰弱而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也因革命的胜利要继续革命，全面“破四旧，立四新”[5]，在运动中用马列主义全面否定、全面替代传统文化。经过上百年的不断反思以及实践，通过观察对比分析东西方文化及其表现，现在我们知道从价值体系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与命与仁”的理念价值极其成熟而且灿烂，至今依然领先于世界，这一理念价值是基于对人性的通透理解，既是中国社会日常运转的底层逻辑，也是中国人民精神世界当中崇高的理想追求，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进取性，可以容纳、吸收、支撑人类政治、经济的一切优秀成果。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二五六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党中央提出的文化自信就是对近代以来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纠偏，“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通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肯定了前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要通过文化自信来肯定我们的传统文化，只有肯定并接纳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才可以用融合后的文化自信来为前三个自信提供精神动力，才能重构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永葆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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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之光：中华文明的回归与超越

如上文所讲，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让我们在规范价值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中国化；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三代领导集体的持续努力，让我们在实用价值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理论的中国化；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如果可以在理念价值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认同和终极信仰方面的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在实用价值、规范价值和理念价值层面都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有机的融合衔接，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民族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统一到“中国梦”，统一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现了历史的和现实的融合，才是彻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儒家传统在精神内核上十分契合，就其终极的理想境界而言，马克思主义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儒家传统是要实现大同社会，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的差别在于儒家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无可行的实现路径，儒家无法用个人的“修”“齐”，实现天下的“治”“平”，无法仅用个人的道德追求推进社会历史的进步，这就使得儒家的“大同社会”，只是一个存在于中国人心中的“应然世界”，一个美好的“乌托邦”。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儒家思想在由“内圣”向“外王”转换中理性主义很不彻底，儒家的“内圣”开不出经济繁荣、政治民主与社会和谐的“外王”，因为由“内圣”——价值理性到“外王”的转化，需要工具理性才能达到。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就是儒家思想为中国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理念价值和维护社会安定的规范价值，但在指导社会经济进步的实用价值一直较为保守。马克思主义则揭示了一条实现理想社会的科学道路，将“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之所长，为中国提供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所需要的规范价值体系和经济发展的实用价值体系，儒释道的“内圣”中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就能够开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外王”，中国才能够借此实现民族独立、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转型，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庇佑支撑中华民族实现长久和谐发展。另一方面，要用儒家终极关怀之所长，完善马克思在理念价值方面之所短，将“共产主义”理想转化成更为中国人民所容易理解和亲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和中国传统口口相传的“大同社会” “天下为公”，使其彻底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庞大的群众基础和持久的生命力。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华文明在吸纳、包容了佛教之后，再次将外来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重构中华文明的方式，彻底融入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有机的融合儒释道马，中华文明也将再次升级，重构升级后的中华文明将以“与命与仁”为终极关怀，以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理想为理念价值，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规范价值，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实用价值，组成完整自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

新的中华文明价值体系，既在理念价值层面实现了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回归，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本色，又将在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层面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顺利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而且又因为这种转型是在中华文明理念价值的规范之下，可以避免和克服西式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弊病与危机。

重构后的中华文明，将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既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又蕴含着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2] 李翔海：《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终极关怀比较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3] 朱宗友：《中国文化自信解读》，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6页。

[4]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5] 注：“破四旧，立四新”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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