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都是伪儒——兼论中国式现代化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12-10 13:32

最近临近年关，诸事繁杂，又居家办公，为平静心绪，读了读书。

翻出了2008年11月29日在济南山师校园买的一本书《21世纪儒学研究的新拓展》，专门在电脑上查了一下，那天是个周六。当时刚才加工作不久，住在山师附近，周末山师有旧书摊，经常去逛，现在家里不少书都是那会买的。

这本书是2004年出版的，作者赵吉惠，他是时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周易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关学与实学研究会会长等等，是一位儒学研究的大家。

读此书启发很多，不展开说了，挑重要的三点，写一写，算作是记录。

前期文章：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一：韦伯范式——文化决定论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二：马克思范式——经济决定论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三：赫希曼范式——政治决定论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综合：新范式——文化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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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之考辨与定位

本书第一章题为《近代学者对“儒”之考辨与定位》，他先介绍了章太炎、胡适、郭沫若、徐仲舒等四人的观点，然后自己做了总结。

章太炎在《元儒》中把“儒”分为广义与狭义，对“儒”的内涵和分类做出了开创性的论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应用现代逻辑方法对“儒”进行概念分类的。章太炎根据中国古典文献对“儒”的解说与运用，把“儒”作为概念分为三类：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具体我不展开了，大家可以自行百度。

胡适1934年作《说儒》，认为“儒”是殷民族礼教的教士，在被周征服后，继续保持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穿戴殷人衣冠。之后六七百年里逐步演化成教师，职业还是治丧、相礼、教学，也有宗教职务，儒祈神、求雨等。孔子是儒中兴的领袖人物，孔子“从周”就是提倡周礼，周礼也是五六百年中殷周的混合文化。

郭沫若对胡适的《说儒》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在1937年作《驳说儒》，认为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认为是周灭殷后，随着奴隶制度的破坏，贵族中无能者没落下来，走到末路的祝宗卜吏之类的贵族。

徐仲舒1975年在《四川大学学报》发表《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讲，他在甲骨文中发现了一个需字，甲骨中多载子需之事，子需是一人名，他和历史上的儒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他认为甲骨中的“需”即原始的“儒”字，他认为甲骨中的需字像沐浴濡身，认为儒家起源不是班固所说的“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而是专门替殷商奴隶主贵族祭祖事神、办理丧事、当司仪的那批迷信职业者。

作者赵吉惠是认同胡适和徐仲舒的说法，认为在殷代，最初本来巫、卜、史、儒，都是掌握文化之人，既祭祖，又奉神，还从事占卜，难以分辨。后来，巫、儒逐渐有了相对分工：“巫事上帝，交通神鬼”，“儒事祖先，交通人鬼”。

此文对我很有启发，因为就轴心文明的理论来说，希伯来文明、印度文明都是宗教文明（我不认为有古希腊文明），而中华文明是儒家文明为主体，却不是宗教文明这个是非常特殊的，虽然我也知道商人尚鬼，从周才开始人文化育，中华文明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着原始宗教的文明，但是我没有将儒家和宗教联系起来。只是认为周公之礼之后，中华文明开始了人文转向，到了孔子集大成，完成了双重超越突破（双重超越突破是我的发明，在轴心文明超越突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中华文明理论上定型，当然中华文明实践上定型是在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

这个认知可以很好的帮我完善“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如果儒也起源于宗教，则用文化政治经济学来解读的中华文明史就更顺畅了，也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了。

另外儒家文化起源于宗教，则很多关于“天”“天命”的用语，以后在读的时候，或许就需要重新思考和认知了。

今天在和蔡历老师交流的时候，蔡老师对这些说法都不认可，他虽也认为儒字来源于甲骨文的“需”，但是解释和徐仲舒不同，他认为：“一句话，儒就是民间可以充当评理人的君子大人。中国文明是义理文化，自文明伊始，就有充当评理人的君子大人。在尧舜之前，他们实际承担着社会秩序维护的职能能，是“上古结绳而治”的中坚。所以《周礼》说，儒以道得民，其实就是以理得民。为人民评理，处理纠纷。”

蔡老师的这个说法呢，我认为也是有些道理。蔡老师讲儒是民间可以充当评理人的君子大人与儒是殷民教士的说法，二者不一定是对立矛盾的，因为有可能是分阶段来看，就是儒到底是起源于何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指向。如果是充当评理人的君子大人，我倒是认为原始部落阶段有可能是这样的人，那就是尧舜禹时代的儒，到了夏商周应该就演变成了负责祭祀的人群。比如甲骨文中记载的子需，就是武丁的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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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

作者在第五章讨论儒学是什么的问题，也是先回顾了近代以来学者关于儒学是否宗教化的讨论，认为20世纪以来，关于儒学是否宗教化的讨论不外乎三种：

第一，认为儒学是宗教。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任继愈、季羡林、张岱年、李申维。

第二，认为儒学是哲学不是宗教。这一派，作者举了梁启超和冯友兰两个例子。

第三，认为儒学结构有内在矛盾，虽然是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不是传统的宗教，但在历史上起到了宗教的作用。这一派作者举了蔡尚思、梁漱溟、钱穆三人的例子。

作者的观点认为儒学演变为宗教已成历史事实。我看他的根据主要有二：一是从高祖刘邦十二年（前195年）祭祀孔子开始，制度化祭孔成为惯例。二是全国甚至亚洲国家都普遍修建孔庙。

作者也讲了宗教要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富于终极关怀，具有超越性，有明确的信仰对象。虽然作者没有在这三条之下拿儒学一一对比，但暗示儒学这三者都有，当然就是儒教。

我没有研究过宗教学，所以对宗教只是一点浅显的认识，就儒学是否是宗教而言，我认为还是要搞清宗教的定义才好，如果用不同的宗教的定义，我们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比如终极关怀其实和超越性是紧密相连的，由超越性带来终极关怀。而不是如作者说的将二者分列；再者儒学的终极关怀是明显区别于其他宗教，其他宗教大都是依靠彼岸世界来为教徒提供终极关怀，而儒家没有彼岸世界，是依靠家族血脉与流芳百世，永远活在子孙后代以及人民的心中为终极关怀；再比如其他宗教的信仰对象大都为彼岸世界之神，人神是天然两隔的，而儒学的信仰对象则是活生生的人，信仰的实则是完美的人格，即圣人之内生外王的人格，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的境地，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讲满街都是圣人，毛主席讲六亿神州尽尧舜。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上述三个观点都不对。

儒学是一套完整而且精美的社会价值体系，读过我的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朋友就会知道，一套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容，分别是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理念价值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宗教、信仰，规范价值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法律制度，实用价值可以理解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理论以及人伦日常的规范。很多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不完整的，而儒学本身是具足的，就与它所处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不仅三个层次的内容是完整的，而且三个层次之间是精妙自洽的，已经达到了体用不二之化境。

因为前人都没有“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所以只能认为儒学具有二重性，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其实儒学这套价值体系中既可以提供类宗教般的信仰，又包含着哲学的思辨，既提供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又包含着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行为规范。只不过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只能管中窥豹，研究政治的认为儒学是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宗教的认为是宗教，研究哲学的认为是哲学，研究礼仪的认为是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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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之发展问题****

作者本书的主题很明确，如书名所示，就是探讨21世纪儒学研究的新拓展。为此本书基本是三部分内容，一是考证古代儒之学说演变，二是介绍进入20世纪之后，新儒学的发展，三是作者自己对未来21世纪儒学发展的思考。

古代儒学这里就不说了，20世纪之后所谓的新儒学，书中也讲了很多，如介绍了新儒学的一期二期三期，以及相应的代表人物之主要观点等等，但核心并未讲清楚。新儒学区别于旧儒学的核心是社会环境变了，旧儒学都是自洽和谐的存在于传统社会当中，主导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儒学是学而时习，经世致用，体用不二的理论加实践。而新儒学是在清王朝崩溃之后，已经没有了与其契合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环境，儒学不再能够也不被允许指导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学和它当年所指导的传统社会，都成了被批判和被遗弃的对象，儒学退缩成了书本中的知识和教条。此时的所谓新儒学，还有自封的新儒家们，依然抱着旧书袋不肯撒手，有的是学习研究，成为书斋里的学者，有的却妄想着复兴儒学在社会中的指导地位，比如蒋庆的儒学政治架构，比如牟宗三的内盛开出新外王，这显然是方向性错误，都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古代之儒，是什么要求，标准是“三纲领八条”，《 大学 》明确提出“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儒家必须是经天纬地之才，经世济民之用大学问家、大政治家，要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会背四书五经研究个学问义理的只能叫儒生。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都要求贯通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这上下三个层次，既有高尚的道德追求，又懂政治和经济，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由此可见，儒家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早已经不适应了，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根基。所谓新儒家的主张，只能反映这些新儒生的迂腐落后。

21世纪儒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了传统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在中国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这是最近比较热的话题，但我早已经把这个问题讲过了，我相信中国必定也会朝着这个方向走的。

何为现代化？之前有两个误区：

一个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因为西方首先进入现代社会，提供了样本，且西方出于自己的利益，不断宣扬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在很多人已经都知道，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但是现代化到底是什么，不清楚。

一个是将现代化等同于经济的现代化，因为经济上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区别是人民最明显的感受。建国之后，我们党中央也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现在我们知道现代化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更广泛的含义。

简单说，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社会由文化、政治、经济三个板块密不可分的构成，所以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应该是文化、政治、经济三个板块都现代化才行。经济上我们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这条路走下去问题不大。政治上我们采用社会主义全过程民主也保障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继续完善发展，也可以实现政治上的现代化。反观西方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已经开始出现问题，所以在这两方面我们可以也应该借鉴经验，但无需照搬照套。

最关键的是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这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讲清楚的。因为大部分人不懂文化是分三个层次，都在笼统的谈文化，必然讲不清楚。前面已多次讲过文化分为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三个层次，文化是社会实践的反映，理念价值就是民族信仰追求，对应的社会实践是国家、民族信仰，规范价值就是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制度，对应着政治实践，实用价值包括科技和经济管理理论，对应的是经济活动和人伦日常。

文化的现代化，就要分开看这三个层次能否都实现现代化：

我们国家实用价值已经现代化转型了，实践上从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变成农业、工业、服务业综合发展的经济体，经济理论经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时间，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科技也在吸收引进的基础上实现了快速提升。

我们目前的规范价值也已经现代化转型，实践上从古代皇权下的官僚体系变成了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意识形态也从儒家的君君臣臣、三纲五常，转变为马列主义等意识形态，但改开之后也有西方意识形态趁虚而入，目前二者仍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这二者都实现了现代化转型，但都不是儒家文化传统了，且在这些领域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再复兴儒学传统。

最关键的是我国文化传统中的理念价值，这个理念价值我们在建国之后，也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打倒和代替，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了价值混乱时期，最高一层的理念价值在官方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民间则存在很多杂音，很多人开始信仰基督教和西方的理念，但底色还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人伦日用之间依然传承着中华文明的血脉。

当前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当中，三个层次已经不能够逻辑自洽，导致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这个不展开谈了，我直接说结论吧。

根据轴心文明理论，轴心时代有四个地区产生了超越突破，形成了强势文明，根据我的研究认为中华文明在轴心时代已经产生了双重超越突破，这是高于和优于其他文明的单层突破，形成了超越突破的文明体，其理念价值是很难改变的，比如目前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至今理念价值都未改变。但是其实用价值和规范价值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我们从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可以看到。但是要改变的前提是理念价值虽然主体不变，但必须做部分修正，才能适应和允许规范价值和适应价值的改变。在西方这个过程就是被称为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些改革实则是理念价值对即将产生的新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容纳和适应过程，也是基督教文化价值体系退出世俗领域而缩聚信仰领域的过程，这才有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文化价值体系。

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原因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受西方文明的冲击，我们的文化价值体系已经开始产生转化，先是实用价值方面从“师夷强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后有规范价值方面公车上书要求的戊戌变法和流产的清末宪政，最后才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建国后的批孔等等。但是我们当年做得太彻底，把儒家的理念价值都打倒和抛弃了，这是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也是不符合发展规律的。

简言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在理念价值方面的回归，在规范和实用价值方面的超越。复兴儒家与命与仁的精神追求，同时也要让这种精神追求去契合和容纳当下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去契合和容纳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儒家学说必须想这个这个方向去发展，才能为中国构建起一套现代化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国才能实现彻底的现代化。

这就要求现代社会的新儒家，必须要既懂中华文明的儒家文化传统，又懂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还要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金融和科技，实现这“三通”才能从称为新时代的儒家。

由此看来，当今中国真正的儒家必定是我们体制内的大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既懂政治，又懂经济，还懂科技和金融，但不足之处是很多人已经多年不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很多人根本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当前，党中央提出了两个结合，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基本原理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是用规范价值去向实用价值和理念价值靠拢，推动三者的融合自洽，只有三者融合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儒学的内圣，必须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才能开出现代化的外王。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儒家内圣的滋养和支撑，也是很难发挥自身的作用和价值。

这些问题，都在《文明演化与社会变迁——文化政治经济学论稿》一书中有充分论述，真感兴趣的可以关注公众号，可以一起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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