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无用论、文科卖国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5-12-07 12:50

在第二十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平衡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圆桌讨论，讲到了经济学者对政策本身缺乏兴趣，学术研究自然就会陷入一种史上雕花：看上去技术精湛，却和现实毫无关系。

在我看来是经济学年会经济学家们终于不得不面对、回应来自现实的诘难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而政策又必须保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学术研究不是与政策脱节的问题，而是打架的问题。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在经济理论，在法律领域同样如此。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学习的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律理论，并未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的法治理论，所以才会出现吸毒记录封存这样的巨大舆情事件，目前中国主流的法律学者跟中国实际情况都是脱节和对立的。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上会流行文科无用论，甚至文科卖国论的根源所在！

一、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与理论分野****

自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社会制度并存的格局。资本主义制度历经二三百年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超越，也已走过百年历程。

这两种制度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上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政治体制上，也深刻反映在经济理论、法律体系和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

冷战结束后，两种制度的关系从全面对抗转向竞争共存，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并未消失。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即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吸收市场机制的优势，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当前理论建设的困境：缺失的“社会主义一般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发展轨迹中，共同面临着一个结构性困境：在为了顺利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需要，我国大量引入西方理论框架作为分析工具，却未能完成必要的社会主义理论改造与中国特色转化。这种“理论捷径”虽然短期内实现了为经济转型服务的需要，却长期损害了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和解释力，造成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脱节。

以金融领域为例，存在着三种理论层次：一般金融理论、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科学的研究路径应当是从一般到特殊，先明确社会主义金融的基本原则和规律，再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特色化发展。

然而现实情况是，许多研究直接跳过“社会主义一般性”，将西方资本主义金融理论当作普遍真理，仅在此基础上进行表面化的“中国特色”修饰。这种研究范式在本质上是用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可避免地导致理论解释力不足、实践指导性不强。

这种问题不仅存在于金融领域，在经济、法律、社会等各个学科都有表现。许多所谓的“中国特色理论”实质上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注解，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内核。这种理论混淆在实践中可能导致方向性偏差，只提“特色”不提“社会主义”，可能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而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下面我们分别就经济学和法律做个简单分析：

（一）经济学研究的双重迷失

1. 缺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

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存在着严重的理论断层：跳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直接嫁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

西方经济学建立在私有制、完全竞争市场和效用最大化等核心假设上，其理论体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抽象表达。而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原则、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些框架中往往被边缘化为“摩擦”或“扭曲”。

例如，许多研究将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简单归因于“产权不清晰”，完全套用科斯定理的私有化逻辑，而忽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维护经济主权、保障民生福祉和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制度优势。这种分析不仅理论片面，更可能误导政策方向。

2. “中国特色”标签下的理论空心化

在“中国特色”的标签下，许多研究实际上只是在西方经济学模型中加入中国数据或制度变量，而缺乏对社会主义经济根本特征的深入理论化。

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创新应当从以下核心问题出发：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保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如何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主义分配机制？

如何定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特性和运行规律？

回避这些根本问题，只在边际上调整西方模型，导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陷入“技术精湛、方向迷茫”的困境，无法为中国独特的发展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法学研究的身份困惑

1. 法治理念的根本分野

中国法学研究面临着比经济学更为深刻的理论困境：在未完成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构建的情况下，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学概念体系。

西方法学理论建立在三权分立、个人权利绝对化、形式平等和司法独立等核心理念上，这些理念与其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紧密相连。而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实质正义、服务大局——在这些理论框架中往往被视为“例外”或“缺陷”。

例如，许多法学研究将“司法独立”理解为脱离政治领导的绝对独立，而忽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根本要求。这种理解偏差在实践中可能导致法律适用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背离。

2. 法律本土化的表面文章

当前中国法学界对西方法律理论的“本土化”改造大多停留在技术层面，缺乏对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的深入探讨。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明确回答：

法律如何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要求？

如何在立法和司法中平衡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

如何处理个人权利保护与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如何理解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回避这些根本问题，仅在西方法学框架内进行技术调整，导致中国法学研究陷入概念精致却解释力不足的困境。一些引发社会争议的法律事件，如最近沸沸扬扬的“吸毒记录封存”舆情。正反映了西方法律个人权利绝对化理念与中国社会实际价值观和文化情感的激烈冲突。

三、共同症结：理论改造的双重缺失

1. 社会主义改造的回避

经济学和法学研究共同的第一个问题是回避社会主义改造。这主要体现在：

政治层面改造的缺失：西方理论的核心政治前提——多党竞争、利益集团政治、权力制衡等——与中国的政治现实根本不同。直接套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必然产生扭曲的理解。

分配正义视角的缺失：西方经济学强调效率优先，法学强调形式平等，而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将分配正义和实质平等置于核心位置。忽视这一根本差异，必然导致理论解释的偏差。

2. 中国特色改造的肤浅化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特色改造的肤浅化。这主要表现在：

文化衔接的表面化：许多研究仅在西方理论框架中加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作为装饰，而未深入挖掘中国历史传统、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实践对理论构建的根本影响。

实践指导的空洞化：由于缺乏坚实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许多“中国特色”研究难以为中国实践提供真正有用的指导，陷入“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的循环。

四、正本清源：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性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明确区分“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国特色改造”两个层次：

社会主义改造是政治层面的改造，核心是分配正义和受益主体问题，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公平优先原则。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在经济、法律等各领域的基本原则和规律，明确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

中国特色改造是文化层面的调适，主要是理论体系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心理和实践经验的衔接，解决的是理论适用性和民族情感认同问题。

当前理论建设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明确社会主义在各领域的基本原则和规律。在社会主义一般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特点和现实条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理论，才能针对中国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有效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西方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提供既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又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五、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思考

1. 坚持理论主体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避免在“特色”的表述中模糊了“主义”的底色。

2. 完善理论层次：建立从一般到特殊的完整理论框架，先研究社会主义一般理论，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理论。

3. 创新研究方法：扎根中国实践，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问题出发，提炼概念、构建理论，形成能够解释中国实践、指导中国发展的原创理论。对西方理论进行深入辨析，吸收其技术性成果，扬弃其意识形态前提。

4. 建立评价体系：改革学术评价机制，鼓励对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提高理论研究的现实相关性。

5. 促进跨界对话：打破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壁垒，开展综合研究，搭建学者、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的交流平台，促进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六、结语：明确特色、坚守主义

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这些经验既不能完全用西方理论解释，也不能简单归为苏联那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现在是时候对这些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了。

我们需要勇敢面对“主义之争”，“中国特色”不应成为回避理论争论的避风港，而应成为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只有在明确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的实质内涵，才能避免在实践中迷失方向。

经济学和法学的中国化不是简单的地方性修饰，而是理论范式的根本创新。这需要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扎根中国大地，提炼中国经验，发展既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又富有中国特色的原创理论。

只有当中国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真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国特色转化，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也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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