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演化和历史的走向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2021-10-23 11:36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总书记在当天做了铿锵有力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征程上，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历史上首次从党的指导思想高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并将之放到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等高度。

这些年，业余时间，我也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不断的思考二者的结合问题，看到总书记的讲话，终于证明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方向是对的，努力没有白费。

这些年的研究，我已经形成了相对系统化的理论成果，汇集成书，书名《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中华文明的回归与超越》。书稿今年四月份交给出版社，经过三审三校，最终出版社还是感觉创新性太强，把握不准，退稿了…

这个结果，我其实早有心理准备，这就是创新的囧境，我很理解，坦然接受。当年我说《新三板改变中国》的时候，认可的人也非常少，可5年之后的今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我所创立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加宏大、精深，也必然需要一个被逐步认识和接受的过程，接下来，我会像为新三板这一新生事物摇旗呐喊一样，为这一新的理论学说开坛布道。也希望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一起交流、一起研究。

今天我先发一下为本书写的前言（虽然没出版），凑合看吧，算是个开头的意思。

此书，始于2017年。

2017年，出版社将我的新三板文章结集出版，希望增补一些内容，我就索性把这些年自己研究新三板的底层逻辑和盘托出，写了《文化政治经济学：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一文。这篇文章展现了我看待社会的角度和方法，也给出了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初步思考，几乎集中体现了我当时思想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限于书的篇幅，压缩成2万字，放到书的末尾。

自此之后，自己已经没有动力再去写分析资本市场改革文章，而全身心转入了对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之上。那篇文章可以说是个简要的大纲，本书是对文章中所述观点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本书由内篇和外篇两部分构成，内篇主要是构建了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将其用于解读中华文明的演变和重构过程，侧重于文化领域。外篇主要是指出了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金融才是现代经济崛起的秘密，中国的社会主义要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必须要实现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超越，这也是本书名为《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的原因。中华文明如果在理念价值上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在实用价值上实现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超越，就可以成为人类文明之光。

本书涉及的内容确实过于宏大和庞杂，写此书，对于以投行、投资为职业的我来说，是一场自不量力的挑战，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修行。我犹如蜀鄙之僧，欲之南海，而所恃者，唯一瓶一钵。我也自知昏与庸，不具敏而聪，所恃者，唯力学不倦。这4年间，几乎隔绝了人间烟火，除了工作就是写书，除了化缘就是念经。为了写书，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妻子独自出门遛娃；为了写书，这几年的法定假期也几乎都是妻子独自带孩子出门旅游；为了写书，这几年放弃了太多与远方家人团聚以及与身边朋友喝酒、侃大山的机会。这4年的执著，已经让文化政治经济学和新三板一样，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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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知识储备

我爱读书，虽然毕业后投行的工作比较忙，但是读书却从未间断。我读书读得比较杂，囫囵吞枣，来者不拒。在写上一本书自序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好好梳理一下，于是梳理归纳了自己读书的三条路线：经济、政治和中国传统文化。序言中也讲了自己在每个领域里切入的机缘和随后读书的路径。比如，如何用1块钱开启了自学制度经济学之路，之后发现科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就是脱胎于马克思，于是回头再读马克思。读马克思就不能不读他的反对者哈耶克，读哈耶克就不得不去了解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这就从经济学又读到了西方哲学。再比如，我关心国际时事政治，就去读了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读后才知道有地缘政治学，就再向前去读地缘政治学的开山之作《历史的地利枢纽》，再接着就是读亨廷顿、福山、约瑟夫·奈等这些现代政治理论家的书，当然还有亲华的贝淡宁、马丁·雅克等人的书。这类书主要是西方人写的，正当我感慨找不到国内此类学者的时候，发现了郑永年，于是又把他的书读了一遍。

经济、政治、中国传统文化这三个领域自成体系，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中，它们三者各不相干、壁垒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但因为我从上学期间就抛弃了西方经济学，一直自学制度经济学，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了将政治和经济关联起来的视角。自2012年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后，解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也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学习。但这个领域的内容，一是中国的，二是传统的，而当前中国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研究，大部分都是现代的和西方的，所以我也一直没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读到的这些政治和经济理论有机的结合起来——直到我读到苏国勋先生的《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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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勋的文化价值体系

苏国勋先生在书中介绍文化是一套社会价值体系，它由最高层次的理念价值（ideal values）、中间层次的规范价值(normative values)和最低层次的实用价值(pragmatic values)三个层次组成，这三种价值分别对应实践中的道德理想、典章制度、器物行为三个方面[1]。这让我豁然开朗，我发现这个解释可以跟通常所说的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来对应，文化、政治、经济三者被统合到了文化价值体系这一个框架之内。于是我开始按照文化价值体系的分析框架来重新盘点、思考我读过的这些书、接触过的这些理论，发现文化价值体系的分析框架，不仅完全可以容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再加入文化的维度，则可以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完善，更富有解释力。

文化价值体系的这三个层次，正好是可以与文化、政治、经济三者相对应：最低一层的实用价值，指导的是经济活动——一个社会经济的各种发展方式，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对应着“经济基础”层面的问题；中间一层的规范价值，指导的是政治层面，一个社会国家、政治组织方式、法律规章制度，对应的就是“上层建筑”层面；而最上一层的理念价值，对应的就是整个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仰”，对应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2]

马上我就开始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形成了“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虽然很粗糙，但是我把它拿来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转型期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社会，都能够言之成理、逻辑自恰，于是便有了《文化政治经济学：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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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的文明演化理论

2018年国庆节，一口气读完了金观涛的《历史的巨镜》一书，发现金观涛也认为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耦合所成的整体，这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共生关系。

一方面现代价值系统为政治经济制度提供正当性，与此同时政治结构为经济和价值系统提供保护，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则为政治系统运行和价值之实现提供物质支持，三者缺一耦合结构都不能稳定存在。[3]

读到此书，我如获至宝、很受鼓舞。一是因为读了那么多书，第一次发现有人和我的思路是一致的。遇到同道中人，确认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对的，可以在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二是读此书也很受启发，拓宽了我的思路和研究领域。金观涛是从轴心文明的假说出发，研究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化转型，虽然现代性的问题我之前多有涉猎，但是轴心文明假说也是第一次认真了解，于是把能买到的金观涛的书都买了回来，并且紧接着阅读了提出轴心文明假说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等不少关于轴心文明的文献。

金观涛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是极其深入，至今未有能出其右者，钦佩和溢美之词，在此就不多说了，但他的理论也有两个重大缺陷：

一是金观涛并未意识到文化是一套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是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价值可以分别对应文化、政治、经济。所以金观涛只是笼统的用文化、价值体系或者意识形态、普遍理念等概念讨论其与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这就导致他在很多问题上不可能讲透，且无法自圆其说。除此之外，在进行文明间的比较过程中，由于金观涛未对文化进行结构性的分层，所以也不可能对不同文化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对应比较，其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一问题延伸的后果，在其最新著作《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一书中暴露无遗。在此书中，因为金观涛未一直对文化进行分层和结构分析，所以对其他非西方文明现代化路径的设计选择方面，金观涛只能得出两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的方案，这几乎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逻辑上已经站不住脚了。

二是金观涛忽视了对人性的深入分析。金观涛文明演化理论的底层就是轴心文明假说，他以轴心文明假说的四种不同类型的超越突破所形成的四种文明类型为理论前提，但是并未深究为何会形成四种不同类型的超越突破，以及形成四种轴心文明类型的根本依据是什么。社会的产生、文明的演化最本源的根据是人性问题，轴心时代的先知们正是基于对人性的不同认知，才发展出了不同的终极关怀，才演化出了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制度，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人性中的善与恶，才是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矛盾，善恶的此消彼长是社会繁荣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如何惩恶扬善是社会制度设计的最根本依据。金观涛未对这一点做深入分析，所以其在分析社会变迁过程中，只能用系统论中的稳态理论和其自己发明的“无组织力量增长”理论对此做出解释。

一般说来，一个系统越复杂，它的多余度越大，其功能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越难判断，它造成的后果形形色色，但最终必定会破坏原有稳态。故我在《系统的哲学》中提出，没有一个系统的某一种稳态可以万古长存，它总是处于演化和灭绝中。我和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则最早将“无组织力量增长”这一理论用于历史、社会研究。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常见的无组织力量有两种：一是吏治腐败贪污和官僚机构膨胀，二是土地兼并。几乎每个王朝都是被无组织力量摧毁的。[4]

同时他认为西方人类学研究中的“功能多余度”理论也佐证了他“无组织力量增长”理论，即文化人类学中广泛认为人类组织中存在着“功能等于需求”原则，但是经过不断的研究发现，社会的很多功能对组织生存毫无价值。

功能集大大多于部落组织存在的条件集，这是20世纪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我认为，这恰恰证明了功能多余度的存在。其实，正因为组织结构具有维持生存以外的多余功能，它们的长期作用还会造成功能异化和结构畸变，这是社会结构演化的内部动力。[5]

由此可见，由于金观涛未对人性做深入研究，所以只能将“组织力量”和“非组织力量”以及“功能”与“功能多余”作为社会演化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所以他在论述社会崩溃的时候，把腐败、官僚作风、甚至土地的盐碱化[6]这些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都统统归类为无组织力量，“无组织力量”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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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轴心文明假说

正是基于对金观涛著作的学习，我了解到轴心文明假说，也接受了轴心文明假说，同时我又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补充、完善了轴心文明假说，或者说是将二者进行了结合，在轴心文明超越突破的基础上，提出了二重突破的新理论。

轴心时代产生的超越突破，并不是只有一个维度、一个内容，而是由两个维度、两个内容，即存在双重超越突破：一个维度和内容是现在普遍认同的对人个体生命生死存亡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和回答，这是向内思考的结果。另一个维度和内容是对社会组织兴衰更替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和回答，这是向外思考的结果。第一重突破是第二重突破的前提和基础，第二重突破是第一重突破的发展和提升。只有实现了双重超越突破的文明，才会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个文明才有可能源远流长。雅斯贝斯说轴心时代的超越突破，就如同一场人性的落成仪式，至此，人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人[7]。我想说，轴心时代，实现了双重超越突破的中华文明，第一次产生了人类社会发展所需的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如同一场人类文明的落成仪式，文明终可以称之为文明，人类终于找到了这个物种可以相对和谐共存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对应的理论体系。

因为学习和重构了轴心文明假说，所以我引发了我研究西方文明的兴趣，当然这也是不得不做的工作。在大量的阅读西方历史、西方思想史之后，我从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用九个小章节，重述了西方文明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得出了诸多不同于当前主流学术结论的观点：比如，古希腊文明并未实现超越突破，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轴心文明；西方文明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一直未能实现双重超越突破，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在此之前一直处于不成熟状态；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残缺和突变，也正因为这种文化上的残缺和突变，使得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人类文明之癌。

在此过程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重读马克思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产生原因的论述。机缘巧合的是，恰好在朋友圈读到了一篇介绍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的文章，于是又认真研读了赫希曼的这本小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比，赫希曼不是一个被世人所熟知的人，《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也不是一本被世人所熟知的书。但恰恰是这本书，填补了两大巨头理论之间的缝隙。

对于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这个个案，以及社会变迁原因的探讨这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马克思给出的解释被归结为“经济决定论”，韦伯的回答被归结为“文化决定论”，赫希曼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我将其归结为“政治决定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社会之所以变迁，从文化、政治、经济三个角度给出的解释都有了，既然都各有道理，我们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将三者结合，不就可以让这个解释更加完整和充分么？文化政治经济学就是试图将三者的分析统合到一个框架之下，形成一个解释社会和文明变迁的新范式。

这个新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灵魂，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基础和主干，加入了文化的维度，即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基础上，再加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但是这个普遍性必须要跟不同国家、民族的特殊性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个特殊性，不仅是一国政治上的特殊性和经济的特殊性，更多的是指得这个国家所固有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并从该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去理解由该项传统所决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性。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加入文化的维度，可以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更加全面和综合，使其在指导各国社会实践转型方面更有针对性也更具指导性。当然，将文化维度加入政治经济学，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二维变成三维，且文化自身又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国内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区分、冲突以及融合，这些因素再与政治、经济相结合，无疑将会构成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限于篇幅，在此只能是将最基本与最核心的问题进行阐述，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在今后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才能更好地解释社会、解释现实，并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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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中华文明史

吸纳轴心文明假说，梳理西方文明的历史变迁过程，统合马克思、韦伯、赫希曼三者的分析范式之后，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2017年的雏形相比，已经大为完善，于是我就再用它再来重述中华文明史。

我将中华文明分为了三个发展阶段，农耕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稳定阶段，近代转型期是中华文明的解构与动荡阶段，新中国之后是中华文明的重构与调适阶段。在这三个阶段，我分别考察了当时社会的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分析了这三种价值之间的匹配关系，以及它们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关系。

在对农耕社会的分析当中，既对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是金观涛所说的“超稳定结构”给出了解释，又对“李约瑟之谜”——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给出了解释，也会让读者更加深入的了解为何说中华文明是早熟而且先进的文明，为何中华文明会源远流长、薪火不断……

在对转型期的分析当中，读者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华文明在受到外部冲击而解构的过程中，明显是沿着先改变理念价值（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改变规范价值（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清末宪政），最后才不得已想要改变理念价值（新文化运动）的路径向前演进。这个特殊时期，为我们今人理解文化以及文化变迁提供了绝佳的案例，也为我们理解当今社会中存在的文化自卑、崇洋媚外等逆种族主义现象，提供了解释。

在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分析当中，我又将其划分为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十九大之后的新时代，这三个时代都有着鲜明的特征，并且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考卷。在前两个时代中，共产党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在实践中交出了让人民满意的答卷，而且在理论上也形成了丰硕的成果。

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让我们在规范价值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中国化；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三代领导集体的持续努力，让我们在实用价值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理论的中国化；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如果可以在理念价值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认同和终极信仰方面的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在实用价值、规范价值和理念价值层面都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有机的融合衔接，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现了历史的和现实的融合，才是彻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要实现这一点，不管是从文化价值体系的理论来看，还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延续西方传统社会终极关怀的实践经验来看，我们都应当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终极关怀体系深度融合，借助儒家文化早已凝聚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规范，将马克思主义在理念价值方面的主张中国化，用中华民族传统的话语体系进行表达，也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茂盛的生命力嫁接到中华文明的主干上，与中华文明的内核融为一体，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民族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统一到“中国梦”，统一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才有可能最快、最直接、最普遍并且最终让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也是最彻底的一次飞跃，那就是在理念价值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大众化。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华文明在吸纳、包容了佛教之后，再次将外来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重构中华文明的方式，彻底融入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机的融合儒释道马，中华文明也将再次升级，重构升级后的中华文明将以“与命与仁”为终极关怀，以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理想为理念价值，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规范价值，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实用价值，组成完整自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

新的中华文明价值体系，既在理念价值层面实现了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回归，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本色，又将在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层面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顺利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而且又因为这种转型是在中华文明理念价值的规范之下，可以避免和克服西式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弊病与危机。

重构后的中华文明，将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既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又蕴含着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成为人类文明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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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政治经济学

我所读的专业是金融学，工作也是在金融领域，这些年的工作就是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每一项业务都是微观问题，但是却反映出了宏观问题，我的思考也经历了从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政策思维，向为何解决不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理论思维的转变，是经济的原因，还是政治的原因，亦或是文化的原因？这个问题，有太多人给了太多答案，但是我都不满意，这个现实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遇到了新三板。

我认为新三板可以彻底改变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是一个可以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肩的伟大制度变迁，新三板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突破口，将重新定义中国资本市场，将重构权力、资本、劳动之关系。于是便奋不顾身地投身其中，满怀激情地参与到了这个市场的实践操作。可新三板的发展却一波三折，不尽如人意，这让我想不通，为什么理论上可行，政治上正确，经济上受益的新三板市场，发展得却如此艰难？在一次次的思考之中，我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写了《新三板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证新三板的重大意义；又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写了《新三板是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需自上而下强力推进》，提出政策建议；还用双轨制改革的理论，写了《新三板，中国资本市场的双轨制改革》，给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策略和路线图。最后，这些文章汇聚成了一本书，我起名为《新三板改变中国》。这些观点，比如双轨制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特色资本市场等，已经被实践所证明，很多也已经被官方和市场接纳，并成为主流话语。

通过在资本市场的实践和理论思考，让我对金融在现在社会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发现源于西方的现代金融理论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于是继续尝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解读金融问题。

我一直强调中小民营企业是我国最大的生产力群体，它们的发展受到制约，那肯定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了，而这个制约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生产关系不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么？由此我得出了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论断，进而又推出了资金是现代社会生产资料的主要表现形式，金融体系的设置决定了生产资料（资金）的分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沿着这条路径，我发现完全可以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解释金融现象，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金融术语来改写政治经济学，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可以被替换为实体企业和金融体系设置问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可以被替换为金融体系的设置可以决定社会性质问题。这样的替换，并非同义转换，而是可以让我们跳出传统理论的局限，在所有制、共同富裕等核心问题上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如果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那么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光是生产力的超越更应该是生产关系的超越，也就是说必须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超越的基础上，再实现中国的金融体系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超越。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以建立起可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为前提。

为此，我也用七、八、九三个章节，分别以“资本主义金融的崛起和异化”“我国金融体系的现状和问题”“社会主义金融的再造和超越”为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必须以人民金融为人民为原则，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资本市场为核心，将资本市场建设成为面向中小企业、具有普惠性质的金融基础设施。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金融体系改革的初心和归宿——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打造“产融互动”“国民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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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个开始

本书涉及的内容太过宏大和庞杂，本人才疏学浅，实难驾驭。书中涉及的每个领域，虽然都用心学习、努力领会，但仍只能观其大略，粗陋和错误，在所难免，还望诸位方家不吝赐教。

此外，受能力和精力所限，很多重要的问题本书也并未涉及。比如在内篇中，只对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进行了梳理，并未对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进行深入考察；虽然分析了西方步入资本主义的过程，但并未具体考察英、法、德、西等国家进入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也并未对中国之外的非西方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文化如何转型以及如何步入现代化进行考察；虽然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但是并未考察军事、战争对于一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在外篇中，虽然指出了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但是金融也很可能具有波粒二象性，既有生产关系的特征又具有生产力的特征，金融会不会即是生产关系又是生产力？虽然书中指出了货币是当今社会生产资料的主要表现形式，但是传统社会的货币是金银，很难凭空创造，而现代社会央行可以凭空创造货币，传统社会以金银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而现代社会以个别国家的货币为国际结算货币，这些区别应当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有人说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生产资料，计算机、人工智能是信息时代的生产力，信息时代的生产关系又应当如何构建？互联网时代，平台经济是其突出特征，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可是却被互联网科技巨头所垄断，互联网时代国家、市场、公司的边界在哪里？互联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又应当如何构建？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涵盖在文化政治经济学当中，都是我所感兴趣但又暂时没法给出答案的。本书的出版，对于文化政治经济学来说，只是个开始。希望能有更多的同道中人，一起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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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的人

本书的出版，我要感谢很多人，感谢这个领域的诸多前辈，郑永年先生对中国问题的审视目光如炬，一针见血，金观涛先生对东西方文明的研究功力深厚，炉火纯青，是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一直在启发着我、激励着我；感谢山东大学的何中华教授、中科院的苏国勋教授、复旦的吴晓明和王德峰教授，诸位老师，虽然我与你们都素未谋面，但读你们的书，听你们的讲座，我都有被耳提面命之感，由衷地生出敬佩之情和敬爱之心；感谢我身边以及朋友圈的朋友们，尤其是我公众号的读者和新三板读书会的书友们，刘世杰律师、白立新教授、刘阳老师、李霞姐、海军兄等一众朋友，你们的督促和鼓励，与你们的探讨和交流，都给了我极大的动力和勇气。

最后依然要感谢我的爱人、孩子的妈妈“黄博士”。世俗中的我，之所以敢学蜀鄙僧之欲南海，完全是因为有她无条件的鼓励和支持，才能让我从俗务中脱身。她是我最忠实的听众，本书很多的思路都是在与她沟通过程中迸发出的火花，最懂这本书的人，除了我，就是她。当然更要感谢我们的父母，此书主题就是文明的传承，去掉宏大叙事，文明的传承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点滴养育，文明就蕴藏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之中，我们感恩有此父母，我们无悔生在华夏！ 

2021年盛夏于北京

[1]苏国勋：《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2]张可亮：《新三板改变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40页。

[3]金观涛：《历史的巨镜》，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9页。

[4]金观涛：《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东方出版社，2021年，第32页。

[5]金观涛：《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东方出版社，2021年，第33页。

[6]金观涛：《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东方出版社，2021年，第35页。

[7]卡尔·亚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漓江出版社，2019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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