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突破与创新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10-01 00:0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理论界掀起了一场讨论热潮，大家对这一命题的认识和理解在不断加深，也结出了诸多丰硕的理论成果。大家基本都认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论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形成基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

我因为从读研开始一直保持着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受此启发，我从2017年开始从研究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入手，分析文化如何与政治、经济互动，从而影响社会的整体走向，从中得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试图通过这种研究将二维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三维的、更加立体的文化政治经济学，用以分析和解释社会现实。

2017年国庆节，十九大前夕，我完成了《文化政治经济学——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一文，2万多字，算是提纲挈领的给出了个框架，并把它收录在《新三板改变中国》一书当中。之后我用了4年的时间，把这2万多字的文章，写成了一本26万字的书稿，并于2021年4月交给出版社，因为论及的内容过于创新，出版社在三审三校后，还是放弃了出版。即使在总书记七一讲话，明确指出要将马克思基本原理与实践结合，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之后（我的书稿写的就是双结合），出版社还是不愿出版。

今年索性我就将书稿按章节发到了公众号上，也因此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得到了很多支持和鼓励。但公众号上一直未发最核心的第三章，在5年后的国庆节，在十月份大会的前夕，我决定把它发出来，今天先发一部分，让大家了解个大概，假期陆续把其他几部分也在本公众号发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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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的局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通过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深刻地剖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设计并追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描绘、规定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在这个社会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这个社会为民众所提供的终极关怀都是崭新的，即经济基础是公有制，上层建筑是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社会制度，终极关怀是全人类都能够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受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取得成功，未能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障碍。马克思的学说主要以英国为例，分析西方国家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过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和根本矛盾，并未深入分析具有不同传统文化的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不同道路选择，以及可能会遇到的文化理念方面的阻力和影响。比如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为主的前现代国家，能否向现代化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对政治经济有何影响？是否需要将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或者伊斯兰化？

所以在后人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问题：

首先，社会主义并非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而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俄国实现，之后在中国、中亚、东南亚、南美等国家实现。这些国家都是先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然后再回过头去改造社会的经济基础，最后是用共产主义信仰来替代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是马克思未曾预料到的，虽然马克思在给俄国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有过关于落后地区和国家或许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论述。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因为社会主义的出现而就此消亡，世界上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长期共存的局面。两种社会形态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二战之后迅速分裂为两大阵营，并长期冷战，后因苏联的解体而结束冷战，但是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或竞争并未因此而消失。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实行两种制度的国家之间还必须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如何看待以及如何处理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以及因为差异所引起的矛盾冲突，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未曾遇到过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完全参照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中的具体论述来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来指导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

02实践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

的确，时代发展到今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的观察样板：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带领一批东欧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却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失败。中国通过前后三十年的探索，成功实现了从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正在跨越马克思晚年所说的“卡夫丁”峡谷。

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是在实践探索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我们总结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又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革命实践并最终取得成功；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总结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又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的中国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深入总结前后三四十年探索实践的基础上，需要继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领域将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树立文化自信，重塑中华文明体系，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得以内在自洽、协同发展，进而为重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中国是社会主义实践较为成功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可能有两个重要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这类似于当年马克思以英国为例，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第二个方向是加入“文化”的维度，将政治经济学拓展、建设成为“文化政治经济学”，形成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在充分承认和尊重不同文明传统的前提下，研究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普遍性与各民族各国家的特殊性相结合，从而发展出一套可以指导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情况实现现代化转型、推动自身文明进步的社会理论。这一方向同样也可以先以中国为例，即中国要首先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要想用政治经济学去指导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建设，就必须将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原理与伊斯兰国家传统宗教文化相结合，创造出有伊斯兰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才可能行之有效。

03突破与创新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文化价值体系的三个层次是存在互动关系的，而马克思主义当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研究了第一层经济基础和第二层上层建筑这两层的互动关系（当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层含在经济基础当中，是更低一层的关系），对应在文化价值体系当中就是，马克思主义只研究了第一层实用价值和第二层规范价值的关系。显然马克思的学说并未探讨第二层上层建筑与第三层民族精神、终极关怀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不同民族的终极关怀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理论）所具有的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论述不足，重视不够，即上层建筑是否需要与这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精神气质相融合、相匹配的问题，这也涉及上层建筑的普遍性能否和各民族的特殊性相适应的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但是这个普遍性必须要跟不同国家、民族的特殊性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个特殊性，不仅是一国政治上的特殊性和经济的特殊性，更多的是指的是这个国家所固有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并从该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去理解由该项传统所决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性。

研究总结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我们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能够取得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最根本经验。在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形成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本书所提出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就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的指引下，在深入分析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来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灵魂，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基础和主干，加入了文化的维度，即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基础上，再加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借用社会学中对文化的研究成果，从价值体系的角度，对文化的构成和层次做了拆解，将文化细分为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次当中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恰恰对应的是人类的政治和经济，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既是政治和经济实践的反映，也对政治和经济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高一层的理念价值，其核心是本民族的终极关怀，它是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历史惯性，不仅不会轻易改变，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走向。任何一个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其经济、政治制度的选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当时、当地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约束，这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只有在符合整个群体价值观的前提下，才能够顺利推进，否则，将会遇到极大的阻力，甚至可能不得不半途而废。同时，新的社会实践一旦推进，就必然会形成与其适应的新文化，将会对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改变，使传统文化得以演变和更新。

在制定一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政策的时候，必须加入对该国传统文化的分析，重视传统、研究传统，在整个文明体系的框架内，将一国传统文化与该国政治、经济创造性结合，将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整合成和谐统一、逻辑自洽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实践体系，改革才能够算是真正成功。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加入文化的维度，可以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更加全面和综合，使其在指导各国社会实践转型方面更有针对性也更具指导性。当然，将文化维度加入政治经济学，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二维变成三维，且文化自身又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国内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区分、冲突以及融合，这些因素再与政治、经济相结合，无疑将会构成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限于篇幅，在此只能是将最基本与最核心的问题进行阐述，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在今后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才能更好地解释社会、解释现实，并指导实践。

比如在中观和微观领域，文化政治经济学依然可以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一个企业的生产、销售过程可以看作是企业的经济基础，其盈利模式和商业逻辑可以看作是企业的实用价值，企业的组织架构可以看作是企业的上层建筑，章程管理运营制度看作是企业的规范价值，而企业文化又可以统领企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理念价值，生产经营和组织架构是企业的实践过程，盈利模式、商业逻辑、章程制度和企业文化可以看作是实践的反映，这六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完全可以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进而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文化制度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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