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经济学”之精彩点评

陈超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7-18 22:58

今天发的文章是我们新三板读书会的书友陈超陈总的文章，其实是他的文化政治经济学读后感。

他是先读了邓小平时代那篇文章之后，又把其他的读完，读完了已经快半夜十二点了，然后就在文章后面大段大段的留言，我早晨起来看到很感动，邀请他进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的群。

陈总告诉我说他心里有亏欠，因为他知道我这个课题搞了这些年，他一直没下决心通读一遍，看我发朋友圈就下决心都学了，读的第一篇是总设计师那一章，很震撼，很多观点耳目一新，就都看了。

陈总这样说，并且那些留言，让我很感动，文人相轻，我们大多数人不愿意去承认别人，尤其是承认和自己岁数差不多的人，能发自肺腑表达钦佩，真不容易。

入群之后，陈总果然积极参与讨论，让我发现身边的朋友真是藏龙卧虎，陈总不仅熟稔中国历史，且周游列国，对欧美、东南亚的宗教派别、风土人情都有很深的研究，很多言论，让我眼界大开。

今天特将陈总的点评，整理发布到公众号，点评中体现了陈总的认知和思考，有很多的真知灼见，也为本书增色不少！他讲到从大禹开始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对形成中华民族大一统的重要性，这和李侃良老师讲到的“大禹平水土”形成了大一统局面，带来了大一统思想是异曲同工，可以相互借鉴。

前期文章：

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金融

我国银行体系的三大问题

我国资本市场的三大问题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原则和方向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路和逻辑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核心和关键

张总，今天集中拜读了您的书稿，非常震撼，文化政治经济学已经具有了成熟的理论框架，我为能够见证这样的文明创新，而感到自豪。

问题目前我还谈不上，但是确实有很大的启发，很多都是之前我自己没有想到过的，想跟您交流一下，也算是提供些许的补充信息，也特别想为这门学说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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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马融合，恰逢其时

纵观华夏三千年的信史，在理念、规范、实用三个层面的文明创制，我认为是以千年为基本节奏的。第一次是西周的建立，第二次是秦汉之变，第三次是程朱理学，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百年，当然这次中华文明的再次跃迁，还正在发生之中！

第一次的西周，“王道德政+诸侯分封+礼乐教化”解决了理念问题，和三分之一的规范问题（针对贵族）；第二次的秦汉之变，郡县制和华夏盘整，在理念上发展了华夏概念，并且在规范和实用层面，都有较大进步，成为后世国体的典范。第三次程朱理学，实际上是唐以来，儒家吸收佛教复杂与精妙的逻辑结构和哲学思想后，升华，并且从承担类似今天我们探讨的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责任的角度，创造性的解决了实用，也就是具体到每个人的道德规范。因为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对大脑中的想象共同体的作用，实际比现代还要大，因此在这方面，我们祖先走的是比较早的。所以，到了南宋，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传统文化，才刚刚形成，认同大一统的华夏国家，礼制和法制结合的郡县制国体，以及落实到每个人的儒家道德教化。元不足为论，明清仍旧在此框架之中。因此就到了现在。儒释道，儒道融合发端于西汉，是秦开创一统华夏的实验失败之后的反思，或者说单纯法家独尊的经验教训。佛教于7世纪开始，在玄奘的带动下，真正与儒家开始融合，在两宋结出果实，至此后一千年，再无外来思想能够取得决定性的作用，直到马克思主义。所以，时代赋予了我们这一代人责任和义务，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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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宗教改革”

我们是否有属于华夏的“文化启蒙+宗教改革+政治文明”？

文化部分，我们一直在讲，而且正史之上，脉络清晰。我尤其想说一下“宗教改革”这一块，我认为，从远古的华夏先民，直到今天，我们的信仰可能就是“中国”本身。或者由中华、华夏所引申的“天下”概念。我们的先民，在抽象思维上，肯定也经历了原始图腾崇拜到普遍自然现象崇拜的两个阶段，也是世界范围内宗教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但为何我们没有走到第三个，也就是元神或多神的阶段，我想是不是“中华天下”就是我们祖先所抽象出来的一个神的概念。我们的先民生活在这片土地，享受土地和自然的馈赠，也经受着自然灾害的洗礼，而且这是一片广袤的、几乎没有边际的大陆，所以我们祖先，从史前文明，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条主线，就是认识、适应和改变这片土地。所以，我们的文化的源头和延展，是不是一直都和这片土地以及我们改变这片土地的努力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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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治水传统”

我非常认同您在农耕部分所说的，中国古代经济的主要构成，绝不是小农经济。小农只是道家的乌托邦。其实殷商部族，就是从事国内贸易，这也是商这个字的来源。战国时期，我们就有发达的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唐、宋、明的国际贸易十分发达。但这不是我主要想表达的，我想表达的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从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生产力、劳动者这些角度看，我们的三千年文化有一条明晰的线索，可以启发我们，就是基础设施建设。

从远古时期的先民，能够有号召力组织劳动人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人或者部族，就同时也是具有政治号召力的。尤其是治水，可以说，我们的一部华夏民族发展史，就是不断治水的过程。那由国家组织治水，百姓通过自身的劳动参与，并享受治水带来的收益，是否也是一种生产资料或者所有制公有制的早期实践。虽然我们有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的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从都江堰到郑国渠，到灵渠，再到京杭大运河，我们的祖先无疑是人类文明中做得最好的一群人。我常想，为什么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历史上，总有一些人，包括统治者，能臣、人民，会热衷于治水，以至于我们很多地区的百姓的传统生活方式，就一直跟水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在远洋方面，我们不如西欧人，但在内河航运、水利灌溉、水患防治这方面，我们独步天下。从这里所引申来的，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生态层面的终极追求。

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得失，得为兴修水利，疏浚运河，民既服徭役，亦享福泽。典型的水利工程都江堰、郑国渠，以及大运河。可以视为古代王朝把这种基础设施，作为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2200年前的都江堰，兴修的时候，就是先把总工程师李冰任命为蜀郡郡守，然后以蜀郡统领，聚集民力方得以修成。随后，还在都江堰驻防主力秦军，并采用王翦的建议：“国军郡养，常驻巴蜀”，来解决地方政府不许成军的成法。这种对于具有战略作用的水利设施的保护，已经与今天，我们对三峡大坝的保护别无二致了。

隋唐以来，及至明清，大运河都有专门的官员，号曰漕运总督，几与近日之“管委会”，对河道德管理，已经打破行省的界限。也和今天我们的做法一致。因此华夏千年来，以治水、川防为内驱力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延续至今，就是国家代表人民，掌握对生产资料的管理、使用和支配权，再将收益用之于民。代表华夏文明创制的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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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

我们可以区别西方文明的重要一点，是否就是基于这种生态的、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对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的改造和改善？我们既相信人定胜天，也遵守道法自然。而西方文明，强调人过甚，尤其现在的西方强调平权，LGBTQ，仿佛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民主，全只是为了人的欲望服务。

西方文明虽然有工业革命后，在基础设施上的长足发展，但从文明内核上来说，还是过于强调人，面对自然的阻隔，首先选择退居，选择小国寡民。否则，欧洲与中国地域大小类似，为何国家林立，民族各异，语言不同。中国大地上的山川阻隔更多，本来会比欧洲更加的邦国林立，为何我们成为大一统的国家，不是说秦始皇开创的这种模式，后世沿袭，而是秦始皇也是在这样的文明土壤中生发出来，产生一统华夏的内驱力，再加上西汉百年的妥协、创新，我们书同文、车同轨，直到唐宋，完全固定下了华夏一统的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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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

我们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您建立的理念、规范、实用三个层面的框架非常科学，实际就是要解决我们为何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根本问题，也是我们为何是我们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融入儒释道，是在现代环境、全球语境的条件下，我们如何继续盘整华夏，造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和途径，中华文化兼容并包，佛教就是外来的，但并不影响融入。因为中国这一概念，本来就是同心圆，从中原地区，一圈一圈的外扩，直到今天我们的疆域，乃至全世界，认同我们文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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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一大败笔”

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一大败笔，就是始终没有把货币发行、金融秩序的主导权抓在手中。固然，古代生产力条件低下，经济学尚未形成，而且也有秦半两的开创，历代铜钱的铸造，但银和金的流通，始终未被王朝朝廷所掌控。同是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的过渡，英格兰在相当于我们的南宋时期，就成立了皇家铸币局，该机构一直运行至今日。虽然我们也曾有北宋的纸质金融票据的出现，但仍然局限在民间票号的层面。

康熙年间，英格兰皇家铸币局的局长，就是伊萨克·牛顿，他大力打击假币、通过给银币的边缘加刻条纹，防止黑市私自剪下银币的边缘，甚至在去世之前，建议发行纸币英镑，以及通过鸦片贸易，阻断白银流向清朝的遗言。我们的明清两朝，在西班牙波托西银矿的大量白银，通过丝绸、瓷器、茶叶贸易流向中国的如此际遇下，仍旧没有一个健全，甚至启蒙级别的金融管控体系，导致乾隆晚年至嘉庆时期，法国大革命造成的西班牙白银流入中国的阻断，为后续的人口、粮食、就业矛盾导致的太平天国运动，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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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的“得失借鉴”

西欧国家的得失，仍旧值得借鉴。拿破仑说过：财富不在于谁拥有，而在于谁享受。反映在拿破仑对法兰西的历史功绩上，一个是承接大革命中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和督政府时期，几乎将法国旧贵族全数斩首，到拿破仑时期，正式取消法国贵族制度。等于在所有制上从封建向资本主义的一次血腥的过渡，直接从肉体上消灭了土地和资本的旧所有者，为工商业资本开路。拿破仑的称帝，实际上是从统治者合法性的角度，当着欧洲众君主的面，来了一次以民意取代血统的颠覆式创新。承接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精神，宣誓，掌握政权，这一最大的资源支配权的方式，从血脉延续，变为民意的簇拥，并通过《民法典》来巩固。拿破仑的皇帝，其实就是总统。

反观英国，虽然光荣革命是天鹅绒般的、不流血的，但容易被世人所忽视的是，大英帝国的贵族，虽然在光荣革命中完成华丽的转身，通过圈地运动与资产阶级合流，并且在维多利亚时期，称霸世界。但这个阶层，在被马克沁机枪和毒气弹遍布的一战之中，几乎损失殆尽。一战，可以说是最后的冷兵器战争，动辄几十万人的牺牲，也包括了英国的贵族阶层。同时，持续4年的一战，完全耗尽了英国的原始资本积累，欠下美国华尔街一屁股债（也包括法国）所以，战后的凡尔赛和约，实际是如何向美国还债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二战来了，罗斯福的租借法案，以及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又让欧洲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失去了金融的主权，成为美国资本的附庸，直至今日。

也许以上的例子，不能完全佐证今日，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论述，但希望能有些许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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