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国历史上的吏治”，背后有何逻辑和深意？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2018-11-28 23:32

我在去年国庆节假期完成的《新三板改变中国》这本书里，说明了此间逻辑。书中就中国的政治体系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完善法制，重视与礼治相结合。二是加强吏治，重塑公务员队伍。

这两条意见，第一条是针对老百姓，要法制礼治并行，一条是针对官员，也是要求法制和礼治并行，不过这里的法制是监察制度，礼治是要求提高官员的内在修养。

一政治局学“吏治”

据新华社消息，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按照惯例，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十次集体学习，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吏治”。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始于2002年底，上课“教室”设在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内，学习的核心，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大政方针展开的。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习近平指出，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我国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积累了丰富的治吏经验，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安排中国历史上的吏治这个题目，目的是了解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一些借鉴。

这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用人，拓宽用人视野，激励干部积极性，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二“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提“吏治”？而且是学古代的吏治。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借鉴学习早已被贴上了封建专制统治标签的做法呢？为什么不学习有些人口中的人类政治文明的灯塔，美国的现代的政治制度呢？这样做不怕被指为封建主义、封建专制么？当然不是。

我在去年国庆节假期完成的《新三板改变中国》这本书里，说明了此间逻辑。我在书中就中国的政治体系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完善法制，重视与礼治相结合。二是加强吏治，重塑公务员队伍。这两条意见，第一条是针对老百姓，要法制礼治并行，一条是针对官员，也是要求法制和礼治并行，不过这里的法制是监察制度，礼治是要求提高官员的内在修养。

提的这两条意见，全都是借鉴中国古代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现在我们政治局专门开会学习“中国古代的吏治”，是不是看到了采纳了我书中所提的意见呢？当然不是。中央的政策，都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和节奏，我只是认真观察、分析了已经出台的政策，并对未来的走向提前做了一个预判罢了。之前的预测，现在看很多都一一验证了，比如说金融反腐、资本市场增量改革，还有这两天的“吏治”，这足以证明我观察理解的视角和思路是正确的，这个视角和思路就是“文化政治经济学”。

现在将与书中有关“吏治”的部分发上来，跟大家分享，相信读完之后，可以对大家理解此次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吏治”的逻辑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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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的理念价值指导下，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

作者：张可亮

来源：《新三板改变中国》

时间：写于2017年国庆节

理念价值和规范价值的关系或者说文化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可以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四个自信”来理解。习近平在2014年两会期间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上一个文化自信。”2015年习近平讲“我们提出了中国梦，它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由此可见，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基础，这种基础性一方面体现在道路、理论、制度的形成发展都离不开文化，都不可避免的要受文化的影响，道路、理论、制度外化与形，而文化则内化于心，没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会丧失精神、智慧和道义的支撑。另一方面还体现在文化认同是人们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属于政治认同，在这些认同中文化认同是最基础、最深层次的认同，其意义在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中国人”这种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是中华儿女的血脉中流淌着的民族文化血液，民族文化是我们的共同基因。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属于政治自信的范畴，即都属于规范价值层面的内容，而文化自信则属于理念价值的范畴。理念价值统领、支配规范价值，如果在最高理念价值层面，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相融合后，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传统文化指导下的规范价值也可以或者说应当被现阶段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借鉴。

1、完善法治，重视与礼治相结合

钱穆和费孝通等都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人治”社会，而是“礼治”社会。礼治和法治不同的地方是其维持规范的力量不同，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是从外限制人，违法所受惩罚也是有国家权力机关加之于个人。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靠社会传统，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人服礼是主动的，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广大基础社会主要靠儒家传统所规范的乡约民俗治理，由这套价值观来提供秩序。“礼治”是与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相匹配的一套规范价值。

中国现在的状况与传统的农业社会有了极大的变化，随着交通工具、通信手段、支付手段的发展，让中国从一个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变成了一个极具流动性的工商业社会、陌生人社会甚至进化到了信息社会。现代化条件下，必须要靠法治来为全社会提供统一的秩序，维持社会运转。但即使法律再多，也不可能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规定清楚，而且纸面上的法律，如何变成人民生活中的法律，变成人民的自觉遵从，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太大，是百国之国，现在我们用法律、由法院来处理矛盾纠纷，已经不堪其重。所以如何创新我国的司法体系，让全国范围的“法治”与地区范围的乡约民俗的“礼治”相结合，在“法治”和“礼治”中寻得平衡，是我们未来应该思考的方向。

2、加强吏治，重塑公务员队伍

所有的法律制度，还是要由人来执行，所以钱穆讲“制度和人事，二者不可偏废”，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也必须注重对执“法”者队伍的建设。

不可否认，在中国“学而优则仕”传统的影响下，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员都进了公务员队伍，并且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其中也出现了很多腐败现象，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公务员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另一方面是我国的理念价值层面未统一，诸多官员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被资本腐蚀，迷失了方向，既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也丧失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追求。

（1）加强监察制度建设

现代化国家赋予了官员很多的权力，要保证权力不乱用，必须一方面用法规约束，另一方面也必须有外部的监察制度，保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对官员的监察制度，汉代为御史丞，唐代有御史台，及至明代有都察院，这都是特设的独立机关。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标志着我国启动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也是汲取了我国传统政治设计中的合理成分，补充运用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案例。

（2）加强公务员内在修养的提升

中国古代严格上讲属于“士人政府”，士人政府在汉武帝之后就正式确立，政府官员都是取自民间。士人阶层是一群有着特殊教育与特殊理想的群体，中国旧传统所谓士，乃是不从事生产事业的，所谓“士谋于道而不谋于食”，所以国家不允许公务员经商，习近平讲“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

大多出问题的官员都是在工作过程中只注重能力提升（外王），而忽视了道德水平的提升（内圣），所以在公务员队伍的培养上，应当继续借鉴传统政治中的优秀做法，注重内圣外王，继续选贤任能。继续打造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共同理想，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终极追求的官员队伍，也是政治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更多内容和逻辑，敬请阅读《新三板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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