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体系的三大问题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7-02 16:23

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发展阶段，已经要求我们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仅已经明显不适应这一要求，难以满足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并且出现了金融“脱实向虚”、经济金融化的趋势，甚至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巨大障碍。

我国货币传导机制的逻辑和现实，已然被现行的金融体系和市场机制扭曲。这加剧了产能过剩，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已经严重干扰货币政策的效率，从而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效果，所以银行的信贷市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低效和扭曲错配的市场，甚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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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生产关系：金融滞后于经济的转型发展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资本（生产资料）的配置是否有效率，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其他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也决定了社会的整体生产效率，那么现代社会，资本和货币都是通过金融体系进行流通、配置。金融体系的重要作用就是用各种方式将分散小额的资金归集起来，变成大额资金（资本）进行社会投资的活动。现代社会的金融体系主要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通过银行体系，吸收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将分散在居民手中的财富汇聚，再通过信贷制度分配给资金需求方进行使用；第二种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本的归集和分配，资金需求方在资本市场发布资金需求，私募机构或公募机构将居民或企业分散的资金归集起来，进行股权或者股票投资；除此之外金融其实还有第三种形态，更多的时候它被称为国家财政税收体系。国家通过对居民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征税，将小金额的税收汇集成大额资金，形成国家财政收入，由国家相关部门按照规划来进行使用或投资。

一国的金融体系一般是由这三种基本形态共同组成。金融的这三种形态，对应的金融服务实体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有三：

一种是银行体系下的贷款，即不管贷款方经营情况如何，放贷方都收取事先约定的固定利息。犹如不管战争胜负，都必须索要本金以及战利品。

第二种是资本市场的投资，即通过向产业投资共担投资风险，共享收益分成。犹如一起打仗，胜利了共同分配战利品，失败了，一起承担损失。

第三种就是财政支出，通过政府投资或者补贴的方式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不要求增值回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相当于是为了整个战局的胜利，充当工兵、炊事员的后勤保障部队，不需要他们去冲锋杀敌，不需要他们去抢夺战利品。

国家财政资金除去各类政府日常支出和公共服务投资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给予各类企业以各种形式的补贴，但是产业政策补贴也有它的缺点，那就是此类资金的分配也是靠行政手段，且缺乏足够的监督，资金配置的效率低，存在寻租、骗补等暗箱操作的腐败行为。

我国目前是实行以银行体系为主，资本市场为辅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形成于我国人口红利和经济赶超期，客观上满足了这一时期动员储蓄、推动大规模投资的要求，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发展到今天，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发展阶段，已经要求我们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仅已经明显不适应这一要求，难以满足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并且出现了金融“脱实向虚”、经济金融化的趋势，甚至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巨大障碍。

根据《径山报告》课题组的总结，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着以下几个结构性问题：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2010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峰值，并呈趋势性下降，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这会带来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2012年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第二产业，经济进入服务业化的进程；三是需求结构的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投资和出口，但是消费（尤其是居民部门消费）占GDP比重依然非常低。四是增长动力的切换。由于外界客观条件的约束，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变。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结构性变化，目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无法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比如服务行业的崛起意味着经济整体转向轻资产模式，增长动力转换为依靠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增长模式，偏好抵押融资的银行业无法适用这些转变模式，新经济新产业因为看不懂、不敢贷，而传统产业又因为市场萎缩也不敢贷，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就开始脱实向虚，或者资金空转，或者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和股市，创造资产泡沫。

从2005年开始，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不断上升，2008年超过日本，2013年超过了美国，2015年达到8.5%，2016年上半年达到9.2%[2]。2010年至2016年，银行业法人机构从3769家增加到4398家，从业人员从299万人增加到409万人，资产规模从95万亿扩大到232万亿元。[3]继2014年金融机构贡献的所得税创纪录地与制造业所得税比肩之后，2015年这种本末倒置的扭曲更加严重。2015年，一方面，金融业企业所得税达8572亿元，同比增长13.9%；另一方面，工业企业所得税只有7425亿元，同比下降了5.3%。金融业企业所得税竟比工业企业所得税高出15.4%。2016年更上层楼，金融企业缴纳所得税8802亿元，工业企业缴纳所得税7329亿元，金融企业比工业企业高出20%。

以前金融资本依赖于实体经济，现在实体经济高度依赖于金融资本，中国的金融业前些年已经是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即将把实体经济的血榨干；中国的地产也已经将居民的储蓄榨干，再如此发展下去，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将会成为一句空话，在房价高企的今天，扩大内需鼓励居民消费也只能是一句口号，再不改变，金融资本即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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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体系的三大问题

我国的银行体系，因为有国家信用担保，保本保息，相当于以国家的名义征兵，资本可以快速有效地形成，但是在十九大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银行体系形成的资本在配置、使用方面效率较低，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需要，导致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支持中小企业力度不够

国家为了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上市，城市信用合作社改为城商行，农信社改成农商行，邮政储汇局改为邮储银行，成立担保公司、小贷公司、村镇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等。这都是为了发展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产力所采取的改变生产关系的措施，但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它们的融资难问题。

“在2020年我国新创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之前，国有大型银行信用贷款占全部普惠小微贷款的比例有20%，但是中小银行不足10%。中小企业面临的营商环境仍较为严峻，贷款抵押率（中小企业贷款需提供抵质押品的比例）一直在50%上下浮动，普遍高于欧洲国家，而且应收账款延期支付天数（38天）也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10.79天）。我国中小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58.4%）远低于发达经济体（70%），且不良率水平虽远低于发展中经济体，但仍略高于发达经济体。”[1]

银行信贷资金主要配置在政府和国有部门，而创新性和成长性良好的民营企业却缺乏金融支持，国家强调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力度，但是中小企业永远也得不到银行贷款，国家强调要控制向房地产贷款，但是大量银行资金仍然是流向这个领域，国家历来都要严防信贷资金流入股市，但是仍有大量银行资金通过各种形式进入股市，这几年甚至已经允许银行资金通过配资进入股市。分析这方面的论文书籍可以说汗牛充栋了，但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以下两方面：

第一，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政府和银行还是对民营企业另眼看待，在放贷的时候有所顾忌，总是以公和私相区别，给国有企业放贷安全性高，即使损失了个人和单位也不被追究责任，而给民营企业放贷，贷款责任终身制，损失了会被追究个人责任，这严重抑制了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放贷积极性。

第二，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货币的持续超发，前些年银行业的商业化改革，导致银行体系过度商业化，过度自由化，竞争同质化，经营简单化，且被内部人控制，设租寻租情况严重，对贷款主体资金的使用情况也缺乏有效监管，使得我国的银行业已经形成了独立于政府和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的具有自身利益的“金融资本”，信贷异化成了银行赚钱的手段，而非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只关心自身利益，而不再关心社会效益。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实体经济沦落为金融资本的宿主，近些年银行资金脱实入虚情况严重。

（二）支持科技创新力不从心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发展是靠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的，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投入推动了工业化和城镇化，极大的推动了两化进程，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只用了十年的时间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种快速发展带来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赶超了西方二三百年的道路，同样资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遇到那些问题，我们在这二三十年里基本都遇到了，这种靠高耗能、高污染以及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讲，就是一个创造绝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之后人口红利消失，环境污染严重，这种发展方式肯定不可持续，必须要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阶段。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在提的创新引领发展，实现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战略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

这个升级的过程并不容易，因为西方国家不会轻易的把高端技术转让给中国，他们希望的就是中国永远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成为他们的加工厂。这一点从中美贸易战，以及华为和联想发展路径的对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前一阶段我们用了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但是核心技术既换不来也买不来。

我们再学习模仿西方的时候，我们银行业看得懂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模式，所以敢于给企业投入信贷资金，但是当面对战略新兴产业，尤其是生物医药、新能源、半导体芯片产业的时候，银行虽然知道这些企业未来可能会有巨大发展空间，但往往就是不敢出手，力不从心。因为这些公司一方面属于科技前沿，银行信贷员很难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来辨别其科技含量及未来市场转化效果。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往往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是却无法很快获得收益，银行的资金来自于储户，必须保证刚性兑付，银行首先着眼于安全性，其次才是收益性，所以说中国目前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体系，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力不从心。

（三）扭曲货币传导机制

国家要求中国的银行体系向中小微企业贷款倾斜，要求了好多年，基本没见效果，原因在于整个银行体系自商业化改革以来都以盈利和控制风险为第一要务，从态度上来说，整个银行的各个层级的考核体系设计、风控设计与为中小微企业贷款都是不相容的。信贷风险的终身追责制，也让各个层级的人不愿意从事中小微企业贷款这种高风险、低收益的业务。从能力上来说，基层行的一线信贷人员，已经习惯了为地方政府贷款、为房地产贷款的那种简单粗暴的抵押贷款业务，丧失了如何通过风险评估为中小微实体企业贷款的业务能力，更不用提如何去服务那些新经济新模式的创新、创业型企业。从这两点上说，如果我国银行的经营理念和考核体系不做大的方向性的改变，货币政策的效果必将适得其反。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银行体系整体理念的改变和微观信贷环境的改善以及从业人员素质的提升，又绝非一日之功。

这么多年来每当经济下行，央行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水，水通过目前金融体系的黑箱之后，最终都会流入地产、国企以及地方政府，真正流入实体经济的少之又少，每次放水随之而来的就是房价的暴涨，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及其相关配套产业。

国家这两年的去杠杆，主要是针对影子银行，针对国企，针对地方政府去杠杆，去杠杆就是为了把通过影子银行去地产，去城投的钱收回来，再通过正常的信贷投放到实体经济，一方面改变资金投向，一方面降低资金成本，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但实际的效果呢，国企、地产、城投都无大碍，但却导致中小企业的经营更加困难，为什么？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我国的货币发行、传导、流通机制，就会发现问题所在。我国的货币传导体系，一方面在金融机构内部就已经被扭曲，另一方面，货币投放到市场之后，货币在市场中的传导流通机制也早已经被异化扭曲。

央行增发货币之后，货币分配在银行体系内部就已经被扭曲，最先拿到钱，拿到最多钱的一定是地产、国企、地方政府，这些单位在整个经济运行中也往往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众多民营中小企业都是他们的上下游的供应商或者客户。当这些单位资金充沛的时候，民营中小企业也可以拿到现金收入。此次去杠杆，这些拿钱拿到手软的单位感觉到资金紧张之后，他们凭借自己的强势地位，首先就是通过延长对其产业链上民营企业的账期来缓解自己的资金状况。这样民营企业的当期收入就会变成应收账款，如果应收时间过长，不光会挤压民营企业本就不高的盈利空间，还有可能导致企业现金流断裂，陷入困境。

这就是我国货币传导机制的逻辑和现实，已然被现行的金融体系和市场机制扭曲。这加剧了产能过剩，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已经严重干扰货币政策的效率，从而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效果，所以银行的信贷市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低效和扭曲错配的市场，甚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障碍。

[1]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完善中小微企业融资制度问题研究》，中国人民银行公众号，2021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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