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国家机器，不能假手于人！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6-08 11:27

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大部分人说不清楚，一方面是意识形态这个词在中国几乎消失了三十年，十八大之后才开始提及，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本身就十分复杂，提起来好像大家都知道是那么回事，可是细说都说不清楚，每个人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其意所指可能跟听者的理解都不一样，很容易被误解。不光老百姓不太清楚，其实学术界也有很多的争论，讲意识形态的书也很多，但是书读起来更费劲，更不好理解。

昨天发了第一篇文章《都说小学毒教材是意识形态渗透，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对意识形态概念做个简单介绍，今天是第二篇重点讲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篇才是重点，讲如何重塑我国的意识形态。欢迎大家关注“文化政治经济学”公众号，大家一起交流讨论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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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汪宗田教授在其《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研究》一书中，将意识形态对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做了简洁而精当的分析，在此我就直接引用汪宗田教授书中的观点，用以展现文化政治经济学中规范价值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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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对政治的作用

首先，意识形态具有制度辩护功能。

意识形态的制度功能主要表现为论证现实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它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为一定的统治阶级、社会集团或整个国家提供合法性的辩护，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的合理性、公正性进行论证，以便从制度到思想等多方面维护和巩固一定的统治阶级、社会集团或整个国家的合法统治与管理。意识形态通过对社会现存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以及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论证，减少被统治阶级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抵触和敌对，使之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支持和拥护，而具有合法性、权威性，进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相反，如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乃至否定，统治阶级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动荡。因此，政治共同体、政权、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保证社会政治统治稳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思想政治基础。任何一个有头脑的统治阶级或政治集团，都会在意识形态上论证它的权力结构的合法性，要不然它就无法将本身的统治地位长久地维持下去。

其次，意识形态具有导向功能。

意识形态是社会阶层、集团、阶级的根本利益在观念上的体现。它对于一定社会集团和阶级具有绝对的价值定位和行为导向的功用。统治阶级在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那么统治阶级就将代表它的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合理化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并且使其对整个社会都具有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的作用。意识形态不仅大致确定一定社会集团、社会阶级的实现目标，而且还对社会未来的发展做出预测和描绘，并且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这些目标实现的必然性。因此，某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一定社会集团、社会阶级的整体价值追求和行为目标就要与意识形态的思想保持一致，从而使处于这种社会共同体的成员甚至整个社会成员具有同样的意志、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行动。意识形态在现代的政党政治社会中往往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因此，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和偏差往往反映了一个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错误，有时它会导致全局性的瘫痪，甚至毁灭性的衰败。毛泽东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利益的斗争最终都要通过政治权利的斗争表现出来。因为一个政党只有在掌握政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才能从根本上争得经济利益。也就是说，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取得其他各项工作胜利的重要因素。

最后，意识形态具有批评功能。

在每种社会形态中往往有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一是反映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二是反映已被消灭和正在被消灭的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旧意识形态；三是反映现存社会里孕育成长着的新社会因素的意识形态。这三种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斗争，这是社会阶级斗争的重要方面。斗争的实质是维护现存国家政权还是反对现存国家政权。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了巩固本国的政权和经济制度，一定会批判异己的意识形态。例如在美国，反映旧制度的封建主义和反映新制度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受到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打击，几乎毫无立足之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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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对经济的作用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在其载体和主体——某一特定的团体、阶级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也是为该团体、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的。在社会经济过程中，任何个人、团体、阶级的目标首先是保护自己的既有利益，其次是实现既有利益的增长。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主要有：

第一，意识形态的节约功能。

意识形态通过政治宣传、社会教化，固定人们的行为范式，设定人们的行为界限，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提供价值理念上的共识，进而减少人们合作行为的摩擦费用。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的约束力，还会减少执行制度规则的运作成本，提高制度运行的管理效率。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个人就不会违反规则或侵犯别人产权，社会执行规则和产权的费用就会大量减少。

第二，意识形态的约束功能。

这种功能是克服“搭便车”行为的有效工具。所谓搭便车，是指人们在狭隘的个人主义利益原则的支配下，不负任何费用从他人或其他团体那里获得好处，产生偷懒、欺骗、偷盗等机会主义行为。意识形态能迫使一些团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计算来行事。意识形态能够修正个人行为，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有利于人们提高对诚实、信赖、忠诚、良心等品德的效应评价，从而使搭便车或违反规则的行为减少。当社会形成一种有效的和积极的道德风尚，大多数人能够自觉的信奉某种意识形态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时，就可以有效的克服和抑制人与人交往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意识形态无论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次上，还是在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宏观层次上，它都提供了关于过去和现存的整体性解释，因此意识形态能够纠正个人行为减少搭便车的现象。

第三，意识形态的激励功能。

意识形态所描述的社会或团体的理想和目标，对社会或团体成员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能激发社会或团体成员的信心和热情，获得所有成员的支持，愿意做出短期利益牺牲，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行动的规模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任何社会或团体采取的激励行动不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而是受其意识形态影响和支配着。对社会团体以至整个社会来说，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使团体的行为披上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外衣，表明其合理性，减少其他团体的抵触，尽可能争取社会的认同与支持。对此，马克思说，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第四，意识形态调节经济运行的功能。

意识形态调节经济运行的功能，被称为第三配置。传统的理论认为，政府与市场是调节经济运行的两种手段，但这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经济史中的经济运行状况，意识形态也是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事实上，在原始社会早期，既无国家，市场又极为脆弱的情况下，社会经济是靠什么调节的呢？在恩格斯看来，这主要靠意识形态。在研究易洛魁的氏族时，他发现那里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而习俗在当时来说恰好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在市场出现、国家起源后，习俗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没有消除，只不过调节功能减弱。意识形态以一定的价值体系为标准，依靠内心理念调节和指导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要求节制个人利益，从长远的总体上维持和发展整体的利益。市场经济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互，交换和交往活动，这种交换活动应遵循公平竞争和与人与己的互惠原则。这除了经济法规和政策调节外，还要有意识形态的调节和规范，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2]

意识形态在克服“搭便车”方面起到的作用，也为道格拉斯·诺思所重视，他将意识形态理论和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起，当作其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成为其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著名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诺思专门拿出一个章节——《第五章 意识形态和白搭车问题》，依次探讨了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的变革和成功的意识形态的特征，并对意识形态对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含义做了详细论证。比如，诺斯在书中讲道：

“如果没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清晰理论，或更广泛意义上的关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那么，我们揭示现行资源配置或历史变革的能力便会有很大的缺口。”

“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都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标是为不按简单的、享乐的、个人对成本收益计算来行动的团体注入活力。这是主要的意识形态产生的重大推动力，因为没有这种行动，无论维持现存秩序，还是废除现存秩序都不可能。”[3]

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在意识上的反映，并经过系统化、理论化之后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过程，自然也是为它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公正性进行论证的过程。所以意识形态最直接对应的是对政治的影响，它通过影响政治，进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保证社会稳定，再由政治介入影响经济运行，节约制度的维护成本，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意识形态也可以通过影响经济理论从而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即规范价值可以通过影响实用价值，从而影响实际经济的运行。比如意识形态可以将现存的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安排，给予合理化的解释，从而保障一定阶级团体的利益。再比如是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实行计划经济，这些抉择都是受到意识形态深刻的影响。

其实，文化价值体系每一个层次并不可能单独存在，必然是要三个层次上下结合，互相影响，所以虽然我们在上文单独将意识形态（规范价值）对一国政治、经济实践的影响做了分析，但意识形态在对这些社会实践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必然也夹杂着理念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影响。

[1]汪宗田：《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6、117页。

[2]汪宗田：《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7-119页。

[3]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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