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6-21 22:49

当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存量财富集中度越来越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存量财富割无可割的时候，它们就开始推动金融的全球化。自由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意志，其借助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推进国际分工与贸易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产生和服务于金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国际金融资产阶级的意志，他们借助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推进金融自由化。

现代金融背离了传统金融的存在与发展宗旨，背离了金融家与金融学所宣称的各种积极意义，从所谓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为创造价值服务，出现了严重异化，蜕变为投机者赌博的工具，罔顾实际价值而直接作用于资产价格，成为金融寡头猎杀各类投资者、市场主体的工具，成为金融资产阶级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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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发展的三阶段

从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种主要的形态。

商业资本主义，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为期约300年。这段时间是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大航海时代，在重商主义的推动下，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伴随着海上探险和殖民掠夺，他们用军舰和枪炮开路，通过贩卖黑奴对非洲、美洲、亚洲殖民，掠夺或低价采购当地的原材料，并倾销其工业品，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资本。比如英国国内生产的出口商品在18世纪增加了5倍，而国民收入增加了3倍，国内出口占国民收入百分比，从1688年的5%-6%增加到18世纪末的14%。[1]“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商业资本是专业从事商品买卖以获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商业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商业资本的发展，有利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交换的加速，同时也促使小生产者的分化和货币资本的积累，为资本主义萌芽准备了条件。马克思说：“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2]

工业资本主义，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结束，为期约200年。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进入了自由竞争时期，早期占主导的商业资本不断依附于工业资本，工业资本逐步替代商业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蒸汽机开始大规模使用，成为工业发展的动力，完成了工业的集中化生产，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被空前地创造出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工业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是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要求。

金融资本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段时间，金融体系迅速扩张并融合了一些从事多种混合经营的、规模巨大的公司，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寡头垄断局面，金融体系的这种发展和局面标志着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变为以滞涨和金融化同在的困境为特征的垄断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凭借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又快速发展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一个规模空前，真正的全球金融资本垄断网络业已形成。此后，金融危机替代了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制调整的手段，而金融扩张和膨胀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修复手段。在这一阶段，产业部门、金融部门、居民政府部门都被无可避免地卷入金融化的漩涡，被金融化或者债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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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

以上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形态上看，经历过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就目前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言，依然存在着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以及金融资本，只不过是金融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货币和金融本身不会创造价值，金融体系是要将资本按照优先级有效的配置到能够创造价值最大化的实体经济或者服务当中去，才会创造价值。金融中介由此获得服务报酬，资本获得实体经济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是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Ｇ—Ｇ′,最明白的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取。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取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3]”现在的金融资本已经不再进入生产环节，而直接追求资本增值，这只能是一个互相收割的庞氏骗局，零和游戏，背后支撑这个游戏的是已经创造出来的存量财富，是金融资本对存量财富的掠夺。金融资本为了方便掠夺，迫切要求把一切事物货币化资本化金融化，从公司的股票化、住房的贷款化、到大宗商品的期货化，甚至再到五花八门的金融品的二次衍生化，一切皆可为筹码，这都是为了钱直接生钱服务。在致奥·倍倍尔的一封信中，恩格斯阐明了金融市场的性质：“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互相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4]这也充分验证了马克思的远见卓识，金融资本是资本运动的最纯粹、最充分和最高级的形式，它集中体现了资本的灵魂和奥妙，即摆脱一切时间和空间、物质和精神、生产和流通和限制，用钱来生钱（马克思讲的货币循环Ｇ—Ｇ′）。

约翰·福斯特将金融化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长期转变，其转变包括以下一些基本指标：第一，金融利润占总利润比重的不断上升；第二，不断上升的债务/GDP比例；第三FIREs（即金融、保险与房地产）占国民收入份额不断增长；第四，舶来的和不透明的金融工具的不断扩散；第五，金融泡沫的不断膨胀。[5]

列宁早在他那个年代就雄辩的指出: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美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充分印证了列宁的这一断言是多么的准确和无可辩驳。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资料，自1950年以来，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由1950年的约10%上升到1990年的约18%，首次超过制造业，2005年达25%，到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更是达到了历史高峰30%左右。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1950年为61.78%，2007年则为33.99%，其中同期的制造业由27%下降为11.70%。[6]日益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使得经济体系的内在稳定性不断增加。普遍的金融投机以及家庭、企业与政府的过渡负债，推动国民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走向“非理性繁荣”，由此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泡沫。

美国《时代》杂志商业专栏作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全球经济分析师拉娜·弗洛哈尔在其2017年出版的《制造者与索取者》一书当中对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做了深入的分析：美国现在只有15%的货币进入了实体经济，其他均留在金融领域空转；美国最大和最赚钱的企业将更多的钱投入股市而不是研发和创新；美国最富有的20个人的财富都是从金融而非生产中获得的，他们不是生产者而成了索取者。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不仅打击了经济，还伤害了社会，制造了更大的贫富差距。

“经济角度讲，金融攫取了不成比例的大量权利：金融仅占经济总量的7%，也只提供了4%的就业，却夺走了企业总利润的25%。然而，它塑造政府官员、监管者、首席执行官，甚至许多消费者的思想和思维模式的能力则更为重要。2008年之后，政府制定的政策造成了金融业的大丰收，却给房主、小企业、工人和消费者带来了损失。这种能力是关键性的，学界管这种情况叫做认知俘获。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另一个后果是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未能够被重构，以便于金融能够完成预设的功能，支持实体经济。上述对话表明，如果负责决定市场资本主义应当如何运作的人都被金融业俘获了，要想创造出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制度，只能说是痴人说梦。”[7]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经济金融化开始蔓延时，美国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贷款与对房地产和消费者的贷款持平，这个比例稳定在80%。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比例降至52%，到了2005年，就只有28%了，对小型企业的贷款降低的幅度尤其大。”[8]

“2015年上半年，美国拥有价值81.7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比排名紧随其后的三个国家（中国，日本和英国）总和还要多。我们站在金融化的前沿，我们的金融家和政客喜欢夸口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广泛、最深入的资本市场。但与过去几十年的传统观点相悖，这其实并非是件好事。这些金融并没有让我们更加繁荣，相反，它加剧了不平等，引发了更多金融危机，而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摧毁了大量实体经济。金融已远非美国经济的助手，而是成了阻碍，更多金融没有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而是拖累了它。”[9]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原局长张云东在《新时代下的中国金融使命》一书中介绍说：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曾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行业发生的最大也是最不幸的变化，就是金融已由当年的“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金融已不再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配置资源而安身立命的服务者，而是演变为自我服务、不断追逐交易标的的谋利者。美国前财长助理布拉德福德·德隆教授说，金融成为一只吸附在实体经济身上的吸血乌贼。美国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和产业空心化，正是这种不幸变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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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金融全球化

资金就是生产资料，金融就是生产关系。西方金融都一直掌握在私人手里，政府本身也必须要用国家权力去换取金融支持，拿全体国民的利益与私人金融资本做交易。比如美国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财政部向花旗、摩根等十大银行注资超过几千亿美元，而银行却拿注资给高管发放巨额奖金。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又一次靠印钞票，支撑股市。据每日邮报27日报道，自2020年3月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650名亿万富豪在2020年3月18日到2020年11月24日期间获得了1.08万亿美元的财富，目前总资产接近4万亿美元，比之前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其中29人的财富在疫情中至少翻了一番，另有36人通过疫情成功跻身美国亿万富豪之列。[10]而另一方面，大部分美国人在遭遇封锁对经济的影响后仍在苦苦挣扎。

当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存量财富集中度越来越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存量财富割无可割的时候，它们就开始推动金融的全球化。自由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意志，其借助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推进国际分工与贸易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产生和服务于金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国际金融资产阶级的意志，他们借助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推进金融自由化。

金融资本要求主权国家放弃对金融活动的任何控制，例如要求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等等。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金融帝国，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货币，可以和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掌握的资金相比拟，他们在构成全球化的主体同时，通过金融全球化来剥夺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对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构成严重威胁。

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使得经济危机越来越集中于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越来越集中于汇率危机。为应对汇率危机，防范经济与社会动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不得不增加外汇储备。全球1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60%以上是美元，70%以上由发展中国家持有，由此产生日趋严重的美元依赖（实质是依附），故而落入“美元陷阱”。经济金融化使发展中国家牢牢地固定在“核心——中心——外围”的世界秩序中，成为“核心”——国际金融资产阶级的奴隶，成为华尔街持续盘剥的对象，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周期性转移风险、转嫁危机的对象，由此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无论是“美元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都是“新殖民主义陷阱”。

现代金融背离了传统金融的存在与发展宗旨，背离了金融家与金融学所宣称的各种积极意义，从所谓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为创造价值服务，出现了严重异化，蜕变为投机者赌博的工具，罔顾实际价值而直接作用于资产价格，成为金融寡头猎杀各类投资者、市场主体的工具，成为金融资产阶级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

[1]张卫良：《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版，第6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版，第719页。

[5]约翰·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载《外国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

[6]王心如：《资产证券化的经济学本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视角》，《学术交流》，2009第7期，第75-78页。

[7]拉娜·弗洛哈尔：《制造者与索取者——金融的崛起与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2页。

[8]拉娜·弗洛哈尔：《制造者与索取者——金融的崛起与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9页。

[9]拉娜·弗洛哈尔：《制造者与索取者——金融的崛起与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10]腾讯网：《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富人财富增加1/3 36人跻身亿万富豪之列》，2020年11月27日，https://new.qq.com/rain/a/20201127A04X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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