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金融是资本主义崛起的秘密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6-20 22:02

当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存量财富集中度越来越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存量财富割无可割的时候，它们就开始推动金融的全球化。自由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意志，其借助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推进国际分工与贸易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产生和服务于金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国际金融资产阶级的意志，他们借助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推进金融自由化。

现代金融背离了传统金融的存在与发展宗旨，背离了金融家与金融学所宣称的各种积极意义，从所谓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为创造价值服务，出现了严重异化，蜕变为投机者赌博的工具，罔顾实际价值而直接作用于资产价格，成为金融寡头猎杀各类投资者、市场主体的工具，成为金融资产阶级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

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秘密根本不是很多自由主义学者口中所说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而是拓殖运动、侵略殖民和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可以跨国流通的金融体系。

文一教授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一书的引言中对这些自由主义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亚当·斯密）用18世纪早期别针制造厂的例子和基于市场规模的劳动分工原理来解释国民财富增长的秘密。但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学生们却误将民主等价于市场、市场等价于产权、产权等价于激励。他们似乎断言只要有了民主，即便没有大航海与美洲的发现，没有英国对全球纺织品和棉花市场的垄断，没有它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巨大财富，没有它在殖民和开辟全球市场时所依赖的强大国家机器，以及对类似东印度公司的全球商业利益和垄断势力强大的军事保护，英国工业革命仍然可以发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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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殖运动

公元9世纪以前，西欧一直属于混乱状态。随着封建化的完成，社会的逐渐安定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口也逐渐增加，并对封建化的土地形成沉重的压力。消费与贸易的需要，使一切希望保持自己收益的封建主阶级和希望通过劳动去改善自己命运的农民阶级，都振奋起来去开垦土地，这就导致了11-14世纪的拓殖运动。高德步在《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写道：在这场拓殖运动中，教会和寺院、国王、城市自治团体、富裕的市民都成为重要的推动者，而农民则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西欧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时期开拓出来的。被开垦的土地基本上是荒地、森林和沼泽，是封建地产范围以外的土地，所以这些土地具有“私产”性质。封建主参与拓殖运动掌握了土地，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产，进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参与拓殖运动的劳动大军的农民，则在十分自由的条件下取得了租地。所以拓殖运动产生了最早的“自由人”——自由的领主和自由的农民。拓殖运动打破了封建地产的绝对统治地位，产生了非封建地产。拓殖运动可以说是中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工程，这个工程是欧洲动乱结束以后在发展经济方面所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所获得的最大成果，可以说它是封建制度衰落和瓦解的起点。[2]

高德步紧接着在书中指出，农村封建经济日益瓦解，农奴获得人身解放的同时，工商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生活的产生，又导致新的阶级即市民阶级的产生。马克思指出：“从中世纪农奴中产生了初级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之后他们已经不再依赖封建贵族，逐步成长成可以与封建阶级分庭抗礼的力量。在英格兰，市民出席了1265年的国会和1295年的“模范国会”；在法国，第三等级出席了1302年首次“三级会议”；1356年，在德意志帝国会议中，市民地位得到承认。但他们仍然是被统治的第三阶级，而占据统治位置的则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和世袭贵族。由于市民们仍然带着一种分离心态，自然就成了同统治者相对立的阶级，成为监督统治者和政府行为的主要社会力量。斯宾格勒指出：“由于反抗血统和传统的封建势力，市民或资产阶级这一才智的阶级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单独存在。他们用理性的名义，尤其是用“人民”的名义推翻王位，限制旧特权，从此以后，人民的意思就专指城市中的人。”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政治与社会民主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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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掠夺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标志着全球化格局的初步形成。这一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欧诸国西方国家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全球扩张，可是贸易是以军事行动为后盾，以强制掠夺倾销为手段。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在17世纪的印尼总督，简·皮特斯佐恩·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1614年说：“我们不可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开拓贸易，也不可能在没有贸易的支持下从事战争。”艾伦·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里说到“这种贸易的基础，是一种以军事力量和军事组织为支撑的国力。当战争和贸易携手而来时，英国对世界历史做出了一份最独特的贡献——一种新型的帝国应运而生。[3]”麦克法兰说的新型帝国是指区别于以往罗马帝国那样的以军事占领并同化当地人口为主要目的的帝国。大英帝国是以战争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同意“作为（当时）政治和经济上最为成功的国家，英国在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是其将原始工业化推向工业革命的核心前提条件。[4]”英法等欧洲国家都是凭借船坚炮利，屠杀美洲土著，贩卖非洲黑奴，掠夺矿产资源，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用血与火洗劫全球，极大地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为资产阶级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在这一时期，就是资本在全球血腥殖民的过程，以军事和暴力为手段，让亚非拉沦为其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的过程，所以也被称为“战争资本主义”。这客观上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加速了欧洲各国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兴起。麦克法兰说：“以奴役、鸦片、征伐所毁灭的生命而论，它的代价令人难以承受，但是它也提供了一种语境，使工业革命得以发生，而工业革命是自从农业被发现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物质和经济改革。”[5]

对此，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的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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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

在大航海时代的背后，是西欧的金融资本为这些国家有组织地侵略殖民提供了足够的弹药。早在11世纪，意大利就出现了欧洲最有实力的银行家，在12世纪意大利的商业城市里，信用票据已经占了重要的地位。到1300年，货币经济已大体上取代了以前的自然经济。由于货币的使用，不仅交换方式得以简化，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也都大大简化，即一切都可以通过货币来衡量，因而一切都可以通过货币来通约。[7]

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以15世纪初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崛起为标志，金融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的银行家集团，就已形成一个跨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阶级，欧洲的金融体系乃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基础，因为他们建立和掌握了金融体系，可以高效的汇聚资本，发动战争。

拉杰·帕特尔和詹森·W·摩尔合著的《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和星球的未来》一书中专门介绍了军事的货币起源，详述了银行家与战争和政府的关系。书中讲到15世纪后期，欧洲的战事经历了一场叫做“军事革命”的根本转变，军队规模激增。从1530年到1710年，整个欧洲的军队人数增长了10倍。战争经费增长更快，新型大炮造价昂贵，使用起来价格更高：截至17世纪，一发炮弹的价值大约相当于一个步兵一个月的薪资。伊丽莎白女王花费了13万英镑（王室收入的一半）对位于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境的要塞进行升级改造。资助战争一直是个难题。税收速度缓慢，而且随着收成的好坏时多时少。可是发动战争需要速度和流通性。由于现代战争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借款能力，一个帝国的信用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打赢战争的能力。现代战争艺术成了一种将黄金和鲜血转化为资本的方式。国家需要扩张领土增强力量，但是需要从货币中得到。战争经费的上升，国家要借更多的钱，税费也因此上涨。在16世纪，如果军队规模增长10倍，那么把军队投入战场的费用很可能增长了20倍。在1500年到1700年的200年里，只有28年没有战争。[8]

不管胜败与否，战争对于金融家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因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占有人类无偿的劳动（大量的战俘、奴隶）和其他自然资源（包括金银矿产等等），比如西班牙将拉丁美洲变成稳定的以白银为主的财富来源，然后在银行家的帮助下将其转化为货币。在近2个世纪的时间里，热那亚的银行家族都密切地参与了“西班牙历届国王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决议，并触及了西班牙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16世纪的意大利银行家更组织起自己的军队，在滑铁卢最终击败了拿破仑的反法同盟，其主力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欧洲银行家联盟雇佣的军队组成的。从意大利到北欧的银行家之间形成的这种联合终于控制了国家，它能够使得欠债不还的国王受到各地银行家的一致抵制，让他无论到哪里都借不到一分钱。自16世纪开始，由于战争融资的需求，金融家这个阶级，金融这个领域逐步从传统的高利贷者中分离出来，以国王、教会财产为抵押融资已经成为一项严肃的职业，一项命运攸关的国务活动，一个使得大国崛起、小国灭绝的金融武器了。从那时起，金融家已经开始骑在国王的头上，成为实际上统治欧洲的绝对权力。

欧阳彬在《全球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研究》一书中讲到，在商业资本阶段，即16世纪到17世纪，荷、法、英的资本家们就已经创造了中央银行、股份公司、股票交易所、国债制度、期货交易、信用货币，这些具有现代化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组织、金融工具成为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首先，西欧国家形成了以国债制度为标志的国家信用体系。

16世纪晚期，荷兰人为资助摆脱西班牙统治争取独立的军事斗争，革新了传统的包税制国债体制，不再向民众强行分摊，而是将国债在市场上推销，让投资者自行认购，且荷兰国债市场极具国际化，买卖双方都可以来自境外，几乎彻底市场化了。1688年发生的“光荣革命”使得时任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奥兰治亲王即位，成为威廉三世，他不但从荷兰带回了新教，也将中央银行和股票市场的模板引入英国。由此，英国在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在立法、财政、税收和军事方面的权力不受国王限制，所有财政机构都受议会监督，对议会负责，国家的信用和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英国政府成为信用最可靠的借款者之一。尼尔·弗格森在《西方的衰落》一书中说到：道格拉斯·诺斯也认为光荣革命最大的成就在于它使英国成功转向为主权债务国。“以往英国由于屡屡拖欠债务、任意收税和无理征用，导致国家已经无法再向人民大规模借债，《权利法案》的实施，使得政府可以快速募得大量公债，而借贷成本却不升反降。这是一种良性发展，有着强大的财力为后盾，英国可以不断发动战争并节节获胜（1689-1815年是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的高潮时期，而在这126年间，英格兰有73年在打仗——作者注），曾经的英格兰变为大不列颠，继而一跃成为大英帝国。通过将战争掠夺的财富投资于证券市场，英国又为一场金融革命铺平了道路，将英国的储蓄用于修建运河、铁路，发展殖民地贸易、钢铁厂和纺织业。”[9]

其次，西欧国家形成了以股票交易所为代表的资本市场。

股份公司是为适应需要长期用大量资金的远距离贸易而产生。荷兰于1602年建立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联合东印度公司，它享有荷兰在好望角东部和麦哲伦海峡西部的所有贸易的垄断权。自成立开始，东印度公司就是集投资、投机和殖民地开拓于一身的资本主义贸易公司的典范。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后不久，一个蓬勃发展的关于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二级交易市场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东印度公司股票为资本借贷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抵押品种，促进了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1698年，伦敦证券交易所获得特许，股票交易合法化，促进了英国股份公司的发展，成为自主工业化的重要组织形式。彭慕兰认为：“英国1689年-1815年间超过其国力数倍的额外资金是从伦敦资本市场筹借的。”[10]

最后，西欧国家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银行网络。

1609年，荷兰人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开始提供以联合东印度公司股票为抵押的贷款，从而建立了股市与银行信用市场的联系，因其具有存款、储蓄、转账功能，很快成为欧洲的储蓄兑换中心。该银行为商业社会的流动资本提供了可靠的存放处，并为信用票据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票据交换所，从而为荷兰地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金融基础。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并已具备当时欧洲最好的银行制度，它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就是管理政府债务，其主要方式是允许财政部门发行由银行担保的债券。或把政府债券作为存款以发行新贷款。并由此将政府发行的各式债券变为种类繁多的长期公债或永久公债。按照保尔·芒图的说法，“英格兰银行起初不过是一个约定以8%的利率借给国王150万镑的资本家集团。作为报答，这个集团获得了社团的资格，并有接受存款贴现票据的权利。”[11]之后，英格兰银行最终成为国家贵金属的必然贮藏所和全部商业信用的中心。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产生以及发展并不是靠所谓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哈耶克口中所谓的“合作的扩展秩序”，资本主义主要是靠金融体系来有组织的汇聚战争资本，然后发动殖民掠夺获取资源而发展，是外向型的掠夺式经济。即使是二战之后，各殖民地纷纷独立，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通过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通过低价掠夺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剥削他们的劳动力来维持发展。所以列宁说殖民地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生命线，这一判断现在看来依然是如此的准确。市场经济加自由贸易，只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包装和美化，放血的枪炮加嗜血的金融，这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1]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

[2] 高德步：《西方的衰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56页。

[3] 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4]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

[5] 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96页。

[7] 高德步：《西方世界的衰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8] 拉杰·帕特尔、詹森·W·摩尔：《廉价的代价》，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78-80页。

[9] 尼尔·弗格森：《西方的衰落》，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7-18页。

[10] 朱邦造：《欧洲文明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0页。

[11]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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