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育正被渗透，大学教育已经缴械投降！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6-05 10:10

这些天小学生的“毒教材”事件不断发酵，引发了大量关注，也不断有新的问题教材被挖出来，确实触目惊心，这证明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是有辨别力的。

可是今天我想不仅仅是小学生教材有这种擦边球，潜移默化影响孩子审美和取向的问题，我国教育体系几乎在学生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着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什么教育理念问题，本质就是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略。

意识形态也是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是通过暴力发挥功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发挥功能，而且宣传意识形态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教育！

从教育体系来宣传西方意识形态，瓦解我国意识形态，这不是无意为之，这是西方的既定战略。

二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主要矛盾就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而且此认识被当时东西方阵营的领导人所接纳。在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即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等各种手段诱压东欧国家，促使它们向西方靠拢，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同年6月，他又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苏联和共产党“内部的变化”。

毛泽东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道：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从这些小学生的毒教材，从大学教育的全盘西化来看，他老人家确实是有远见的！

翻看前些年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上课讲座视频，大肆污蔑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猖狂进攻”，用各种污言秽语形容我们的革命先烈，课堂上学生也哄堂大笑，讲的人开心，听的人也开心。那些学生的笑声是那样刺耳，袁腾飞的笑容是那样龌龊，他教育出来的那批学生应该对我们这个社会制度充满着仇恨，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可算是毁了。可是这种人不仅在体制内混的风生水起，在社会上还赚的盆满钵满，问题出在哪？

小学、中学有问题，但今天想说的是大学教育才是问题的重灾区，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彻底缴械投降，已经几乎完全被西方占领的阵地，而且是如此的名正言顺、光明正大。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体系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而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严重边缘化，这种严重西化的倾向已经产生了各种严重的危害。不光是一些媒体经济学家们用西方经济学来批评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种政策，受过大学教育出来的学生很多已经成了社会中坚，成了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看待经济脑子里全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看待政治全是西方的三权分立，社会精英大部分都用西方的视角来看待我们这个社会，这些人心里得有多拧巴，这个社会又会是多么的拧巴！

如果说小学毒教材对学生还有社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那么大学教育的全盘西化，对学生和社会的影响则是立竿见影！

下面转载一篇邱海平老师在2014年批评我国经济学教育严重西化的文章，让大家对教育体系的意识形态问题，再次引起重视。

意识形态也是国家机器，国之重器，怎么能假手于人！

相关阅读：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一：韦伯范式——文化决定论》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二：马克思范式——经济决定论》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之三：赫希曼范式——政治决定论》

《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理论综合：文化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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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三个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及教育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基本上是前苏联经济学的中国版。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相适应，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基本上是以前苏联的经济学为主，但开始介绍“西方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在我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客观背景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时并存，但“西方经济学”逐步取得了“主流”和话语权地位。目前，中国经济学及其教育仍然处于这种基本状况。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学理论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其性质和内容总是由一定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状况决定的。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正是由我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状况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就目前来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存在，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并存。

需要指出，在我国目前的学科分类目录中，理论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6个二级学科，其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主要的学科。在习惯上，我国学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指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理论流派繁多，其中新古典经济学被称之为“主流经济学”。虽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差异和对立则是被普遍认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主要是建设资本主义的经济学。

按其事物的本来性质说，中国是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在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所当然应该居于主流和支配的地位。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事实上逐渐占据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主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这里所说的我国经济学教育存在严重西化倾向，首先是指这样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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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倾向

2008年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策在全世界都备受质疑，甚至在发达国家出现了“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社会思潮。然而，时至今日，中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甚至还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

这种倾向表现在各个方面：

在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面。许多重点综合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教学中，围绕“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等等，这些课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同属经济学学科下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专业的课程数量总和。许多大学开设这些课程的教师都直接采用西方原版教材(英文版)或其中文译本。受教材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大多是照本宣科，而较少甚至没有分析与批判(科学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这种状况实际上使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上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在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方面。绝大多数经济学博士点和硕生点的招生考试中，“西方经济学”所占考分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有的达到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这种情况同样导致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和考试复习中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西方经济学。

在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定方面。在有关“国际化”政策的导向下，许多大学所制订的职称晋升或科研奖励标准中，都将教师在SSCI(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和评定依据。在许多高校制订的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中，SSCI期刊都排在第一位，并且有重奖措施(有的学校对于在SSCI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所给予的奖金高达8万元甚至更多)。这种政策导致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无法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而是把更多的甚至主要精力用于撰写符合SSCI标准的学术论文上。

在教师队伍方面。近些年来，同样在有关“国际化”政策的导向下，许多名牌重点大学竞相花重金大批引进海外而且主要是英美国家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有些经济学院的“海归”人数已经占到全部教师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从专业特长方面来说，各学校主要引进的是擅长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并有可能在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专业人才。这种情况导致同一个学院内的“海归”与“土鳖”在经济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的严重不公平，国内许多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感到进入高校任教的前途缈茫，这严重挫伤了他们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在专业学术媒体方面。国内一些经济学专业“核心期刊”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主要选文标准，少数期刊甚至规定无模型或计量分析的论文不予刊登等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被严重边缘化。这主要表现在：除经济学专业外，许多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经济学相关专业(如财政学、金融学等)不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或者学分极少(绝大多数不超过4学分);即使是经济学专业，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的数量和学分也大大少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在硕士生或博士生的入学考试中，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所占考分比例严重下降，有的只占到四分之一及以下;在一些重点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刊或刊载政治经济学论文较多的综合学术期刊不被认定为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一些大学的经济学院在引进人才时基本不接纳国内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优秀博士生或博士后;一些国内经济学专业的学术期刊基本不刊登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等等。所有这些情况，不仅导致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急剧萎缩，同时也沉重打击了从事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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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经济学教育的正确导向

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甚至“英美化”倾向已经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并且已经产生了各种严重危害。对此，我们必须进行认真分析和严肃对待。

我们应该看到，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这种格局的原因或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政策导向的作用，又有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后果;既有整个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又有西方国家长期采取的对华战略所产生的重大作用，等等。现有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格局正是以上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次，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疑是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党的几乎所有重大文件也在不断重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然而，当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却是“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和话语权地位，这正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导向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和弊端。

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中，也并不是“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例如在日本的一些大学，马克思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甚至享有同等的地位。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众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发表了大量质疑和批判“主流经济学”的著作和论文。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能够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因而，“主流经济学”不仅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甚至反对任何政府干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高度数学化，并且利用数理方法来证明，通过计量方法而被广泛运用，从而使一些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误以为这样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一些人甚至认为它是惟一科学的“现代经济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继续大行其道，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中国经济学教育不仅存在严重西化的倾向，而且即使在“西方经济学”本身的教学中，又存在偏重于宣扬和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排斥其他各种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倾向。这种过度西化甚至“英美化”的结果，不仅产生了大量充满形式主义、工具主义却无真正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而且导致大量青年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和对资本主义的崇拜。

我们应该看到，在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中，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才找到并迈入复兴的伟大之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正确的改革原则与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导，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和教学，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过度西化，以及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的现象和事实，与这一要求格格不入。

再次，从中国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学本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这种倾向贻害无穷。现代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和塑造人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受教育者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的形成，需要教育者提供科学的、开放地认识世界和事物的方法和知识。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有格局与这一要求相距甚远。在本来存在多种和多元经济学理论和知识的背景下，过度偏重于给学生灌输其中一个流派的理论和知识，同时有意排斥、否定和边缘化其他各种流派的理论和知识，显然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是对学生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在这方面，前几年在法国兴起的高校经济学专业学生联合反对“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的运动，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曼昆教授被学生罢课等案例，都值得我们引以为鉴。另外，从中国经济学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来看，我们必须以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为对象，在广泛吸收一切优秀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融会贯通和创新，创造出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流派。惟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能适应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显然与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冲突。

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以及各高校，应该高度重视和纠正这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格局，通过改革与调整，使我国经济学教育的生态环境回归正常健康状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正确地开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使我国经济学教育真正实现其本质和根本目的，即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有利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创建，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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