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全被震住! 陆铭等同台开怼:年轻学者究竟要先搞学术还是写政策? 年会最燃一场辩论.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5-12-07 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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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平衡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高水平经济学界圆桌讨论，参与者包括上交大陆铭、北大汇丰王鹏飞、人大魏楚、中大林建浩等学者，由央财陈斌开主持。

陈斌开老师首先提出问题。

表层问题是年轻学者在职业发展中，如何平衡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

• • 高校对教师要求十项全能：既要发表高水平论文，又要参与人才培养、撰写智库报告、服务政策等；

• • 在评职称、戴帽子等考核中，各项指标都要填，导致学者难以聚焦；

• • 因此，个体需要思考：在不同发展阶段，应如何安排优先级、把握节奏，协调学术与政策研究的关系？

深层问题（学科价值层面）才是核心，即经济学（及经管学科）在当今社会究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它对社会的真实价值是什么？

这一问题的提出背景包括，

• • 经管学科近年来面临招生分数下滑、社会热度下降等现实压力（尤其在理工科强势的高校如交大）；

• • 社会上存在经管无用不如学理工的错误舆论导向；

• • 但学科自身也需反思：我们的研究是否真正促进了社会发展？是否回应了国家和人民的真实需求？

因此，根本之问是，

在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学应当做什么？能为社会创造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
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如何共同服务于这一使命？

陆铭老师老师发言：

各位老师，我就不客气、直接谈几点想法。

首先，从题目所讲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平衡来说，其实按理说，这两者本不需要刻意去平衡。学术应该百花齐放，一个好的政策研究，本身就应该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我既反对脱离现实、脱离中国基本国情的所谓纯学术研究，也反对没有任何研究基础、就随意谈观点的政策研究。

真正的矛盾不在学术和政策之间，而在于——杂志上论文的发表，与政策影响之间出现了脱节。

因为长期以来的传统，我们的期刊更强调方法的精准性。经验研究变成了因果识别竞赛，理论研究变成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堆砌。我们现在几乎看不到像八九十年代那种：只用几个加减乘除，却能提出极具思想穿透力观点的文章。

这种倾向不仅仅出现在国外，也越来越深刻地出现在中文期刊。比如季刊最近的一些倾向，大家应该都看到了。我不怕得罪人，它现在的导向已经带来了巨大的负外部性。外部的人会以为经济学就是这个样子的，而我们学界的年轻学生也会误以为：这就是权威杂志所追求的好论文。

所以，期刊的引导作用极其重要。

第三个问题——我们到底关不关心现实？

刚才丁凯提到很多外部批评，但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座各位，完整读过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请举手。

你们看结果就知道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对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政策文件，没有完整读过，那又怎么期待我们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能真正跟国家最重要的政策产生联系？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根本还没到讨论学术与政策如何平衡的阶段。因为大量研究，压根跟现实政策没有关系。

这又跟什么相关？还是跟我们过度强调所谓方法精确模型完备有关。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把复杂背后的关键因素抽象成简单逻辑，但我们现在却是在用复杂模型把真正重要的东西简化掉，而且往往恰恰把最关键的中国因素简化掉了。

再加上我们对政策本身缺乏兴趣，学术研究自然就会陷入一种史上雕花：看上去技术精湛，却和现实毫无关系。

中国经济问题高度复杂，但很多论文用的却是一个完全无摩擦、没有政策、没有制度背景的模型。结果是什么？模型里的世界根本无政策，那你怎么可能从中推导出对现实政策有意义的结论？

今天中国大量经济问题本身就是政策扭曲造成的，但模型里没有政策，推出来的结论往往却是：要加强监管。最后就出现一种荒谬局面——用更强的管制，去解决由管制造成的问题。

今天给我的时间有限，我也刚从课堂赶过来，但我想强调一点：我们经济学界现在的状态，真的很像最近网上很流行的那首歌《没出息》——本来应该是匆匆忙忙地做重要的事情，却变成了匆匆忙忙走形式。歌词里还有一句睁眼说瞎话，我觉得也很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不能再把问题怪给外部因素。学术界目前的很多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王鹏飞老师发言：

好，那个——特别荣幸哈，能跟陆铭老师，还有在座的几位老师，一起来参加这个关于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关系的研讨会。

刚才陆铭老师讲的，我其实挺有共鸣的。哈，就是啊……我觉得，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这两个东西，它根本不是一个相互冲突的关系——恰恰相反，它应该是一种相互成就、相辅相成的关系。

当然呢，话又说回来——它们确实不一样。我愿意花点时间，稍微展开讲一讲。

首先，什么是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的追求，是要去探索那些长期的、根本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它有几个核心目标：
第一，要梳理清楚一些重要的基本事实——这是我们整个经济学认知的起点和基础；
第二，要不断发现新的事实，去拓展我们认知的边界；
第三，在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出逻辑自洽、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真正标准。

而这些研究成果呢，还得经过同行严苛的评议。举个例子，我自己的不少文章，写一篇动辄七八年——我最长的一篇，2006年就开始动笔，一直到2015年才发表，整整九年！
为什么？因为要过期刊那一关：你的想法再好，数据再扎实，但你得用同行认可的方式把它讲清楚、写规范。这不是刁难，而是学术共同体的自我要求。

那政策研究呢？它跟学术研究不太一样。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极强的时效性。

比如说，2015年中国经济遇到了某些问题，领导人马上就需要一个可行的政策方案。他不能等你花三年把数据跑完、把内生性搞定、把稳健性检验做一圈——他得马上看到思路、看到选项！

而且很多时候，政策研究没法像论文那样追求完美识别。你没有足够的时间、样本或条件去检验各种竞争性假说。你得在信息不完整、摩擦丛生的现实约束下，提出操作性强、接地气、能落地的建议。

说到这里，我想插一句：我不同意理论模型没有摩擦这种说法。
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经济学一个重大进步，就是把越来越多的摩擦——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制度刚性——慢慢引入到主流模型里去了。
但问题在于——理论中的摩擦，和现实中的摩擦，完全是两码事！
你的模型里work的机制，在现实中可能根本走不通；你推导出的最优解，在执行中可能直接变形。

所以，我们不能指望用一个干净的模型，直接指挥一个脏乱的现实世界。

那么，是不是所有研究都要奔着政策去？
——绝对不是。

经济学还应该鼓励一些看起来形而上的研究。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它假设一个完全没有摩擦的世界，黑板上写个贝尔曼方程就完事了。这有用吗？有用！它就像物理学里的真空实验：
我们从来不在真空里生活，但设计火箭、飞机，离不开真空中的物理定律。
同样，理解无摩擦世界的运行规律，恰恰是我们评估现实政策、构建参照系的理论基石。

这一点，在国际上其实早有共识。举个例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推出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而这些政策背后，正是伯南克几十年对大萧条的学术研究积累。反过来，这些政策实践又催生了大量关于零利率下限、债务可持续性、预期管理的新研究——学术与政策，就是这样螺旋上升的。

再比如气候经济学：诺德豪斯早在70年代就研究气候变化，那时候几乎没人理他，连发表都困难。同事都觉得他怪，研究非主流。但他坚持下来了，后来整个气候经济学崛起，他自己也拿了诺奖。
还有伯南克——既是顶级学者，又是成功的央行行长。
国内呢？我们眼前就坐着一位：陆铭教授——学术和政策两手都硬，而且都做得极出色。

所以，我想对年轻同学、青年老师们说一句：千万别把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对立起来。
政策问题，往往能激发我们去研究真正重要、真正宏大的问题——而学术训练，又能帮我们把这些问题转化成可检验、可推理、可推广的知识。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得走同一条路。
经济学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叫比较优势。
你要问问自己：我擅长什么？

• • 如果你数学极强、逻辑缜密、享受推导的美感——那你完全可以深耕理论，做抽象模型，这非常了不起；

• • 如果你对现实极其敏感、喜欢跑调研、能从新闻里嗅出线索、对政策动向充满好奇——那你完全可以把一个具体的政策问题，转化成严谨的学术命题。

关键，是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勇敢地深耕下去。

魏楚老师发言：

我们其实已经非常多地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各种参政议政工作，所以都有非常深的感受：学术研究与国家治理之间一定存在一个相互互动的机制。

我想谈三个很简单的看法：怎么看、怎么样、怎么办。

第一，怎么看？

大家今天参加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年会。我们讲经济学，最开始的初心就叫经世济民——你要去解释这个世界，去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是要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如果脱离了这个初心，那么所有的学术研究，大家可能就得反思：我们是否回归了这个初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我们的丁开校长——他参加过总理座谈会——大家其实都在为这个方向努力。

但的确，就像刚才陆明教授讲的那样，我觉得现在学术界和现实政策需求之间的衔接，似乎走到了一个死胡同，或者说是走偏了路。当前的学术研究过分注重技术细节，过分依赖数据。

比如说，有些研究者用的数据是从淘宝上买的。但大家有没有真正去了解这些数据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背后有什么制度含义？以海关数据为例——这是大家普遍使用的——有没有人真实了解过：这些数据是如何产生的？海关和国家统计局之间，就数据口径问题，到底发生过怎样的争论？

如果你了解了这样的故事，你就会对自己写的文章、选的题目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题真的是从现实中来的吗？题目是从哪儿来的？

刚才陆教授问得很好：大家有多少人认真读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文件？这其实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抓的问题，是不是中国当前最紧缺、决策者最需要了解的问题？

我自己这几年参加的社会调查比较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产业界其实是走在最前面的。他们最先发现问题，政府随后就会有应对——这个过程大概半年到一年不等，取决于问题的严重性。像AI这类前沿领域，反应周期甚至是以周来计算的。

而政府的决策层其实非常聪明，很多都是清华、北大、复旦、上交等高校最优秀的学生进入政府部门。他们的水平很高，一旦发现问题，就会立刻组织各类专题调研。调研之后，内部会形成一系列新思想、新提法、新概念、新方案，再下达到各部委细化成政策。

等到政策出台、文件发布后，我们大学的专家学者才有机会参与论证，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在关注这个问题。但这时，从问题出现到我们开始研究，中间已经滞后了一到两年；如果等我们申请社科基金、做重点课题、真正开展研究，可能又过去两到三年了。

所以说，当前学术界已经远远滞后于产业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深入中国大地，去了解真实的问题。

过去我们强调模型、强调数据，是因为当时方法论基础薄弱；但现在这块已经补上了。既然如此，技术、方法、模型、数据就不应该再成为论文最核心的部分。最核心的，应该是提供思想。

我还经常和政府部门的智库交流。大家知道，现在政府智库膨胀非常快，大量招聘高学历毕业生；央企、国企也在纷纷成立自己的研究院，做决策研究。

那么，我们大学学术机构相较于这些政府智库，优势在哪里？我认为有三点：

1. 1. 理论体系的优势：我们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理解更系统、更扎实；

2. 2. 国际经验的优势：我们更熟悉各国如何将一般理论本土化，了解其个性化特征；

3. 3. 科学实证的优势：我们能用严谨的数据和方法证实或证伪假说，而不仅是做描述性统计，科学性更强。

第二，怎么样？

如何弥合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的代沟？其实刚才丁开校长也提到，人民大学这些年在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和自主人才培养体系方面起步较早。

我给大家举我们学院的一些具体做法。我们对博士生有几项明确要求：

• • 第一，要会讲课：经济学博士毕业，必须能独立讲授微观、宏观或计量中的一门课；

• • 第二，要会发顶刊：比如国内的《经济研究》等，证明你具备学术能力；

• • 第三，要会写本子：能申请国家社科、自科或教育部项目；

• •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会转化语言：能把15,000字的学术论文，转化为3,000字的内参、1,500字的简报，甚至500字、决策者能一眼看懂的政策建议；

• • 第五，还要会向公众表达：能把科学家的语言，变成街边卖菜大妈都能看懂的报纸专栏——讲得越简单越好。

我们对学生的这些成果（如内参、政策报告、媒体文章）都给予学术认定，鼓励他们多元发展。

我自己担任两个期刊的主编，也在做类似探索：把所有技术细节放到附录，由评审专家确保科学性；而正文则聚焦逻辑框架和可读性，让非专业读者也能理解核心思想。

第三，怎么办？

这些探索需要全国高校同行共同努力。一方面，我们要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真正打通学术研究与政策影响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也希望高校教师能身体力行，带动学生从真实世界中找真问题，用科学方法研究，最终提出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林建浩老师发言：

我的研究实际上是聚焦于政策问题的，但我极少做政策研究——我是从学术的角度去研究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等问题。这些议题本身非常实践导向，但我很少将研究成果以政策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对于学术研究如何转化为政策影响这一问题，我有很多感悟，也存在不少困惑。

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我的思考。

一、学术问题与政策问题在某些领域本是一体的

首先，我认为在经济学的一些领域——特别是宏观经济领域——学术问题和政策问题本质上是一体的。例如，预期理论与预期管理实践之间就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卢卡斯（Lucas）和萨金特（Sargent）等人在预期理论上的突破，直接推动了货币政策实践的重大变革；反过来，政策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又不断催生新的理论创新。因此，在这类领域，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高度一致，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从这个角度看，二者并不存在根本性矛盾。

二、但将学术研究转化为政策建议，仍面临三大挑战

尽管研究对象一致，但要把我的学术成果有效转化为政策建议，仍存在几个比较艰难的障碍：

（1）对政策的约束条件理解不足

我们在学术训练中，往往忽视了政策运行所处的真实制度环境，导致研究结论与现实脱节。其中有两个关键方面我们关注得尤其少：

第一，对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理解不够。
比如我研究货币政策和央行沟通，但中国的央行与美联储、欧央行在体制上有根本性差异。我们所学的理论框架，如果直接套用到中国语境下提政策建议，常常会闹笑话。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不仅仅是公共服务提供者，更是具有市场主体属性的行为体。总量政策在传导到地方层面时，会受到地方政府行为的显著影响。然而，我们对这一传导机制的理解非常有限，相关研究也极度缺乏。

第二，对国际政治因素的忽视。
主流经济学理论几乎不包含国际政治变量，但今天中国制定任何政策，都必须高度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一旦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原有政策的逻辑可能需要彻底调整。而我们在如何将国际政治因素融入理论模型、提升政策敏感度方面，几乎完全没有训练。

这两点，是我做宏观经济政策学术研究时感到最明显的知识缺失。

（2）对政策目标体系的理解滞后

我们对政策目标的理解，大多来自教科书——比如稳定通胀、促进就业等。但现实中，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目标极其多元且动态变化。比如改革、安全、发展、公平等目标之间如何权衡？哪些目标在当前阶段具有优先性？

如果我们对这些真实目标缺乏准确把握，即使学术研究本身严谨，一旦转化为政策建议，就可能南辕北辙。这种对政策目标认知的缺失，在政策应用层面是致命的。

（3）话语体系存在巨大鸿沟

学术语言与政策语言差异极大。例如，在宏观模型中我们使用异质性主体（Heterogeneous Agents）或DSGE框架等术语，但政策报告需要的是清晰、简洁、可操作的表述。如何把复杂模型的洞见，转化为决策者能理解、能使用的语言，是学者要跨越的关键一关。

魏楚老师刚才提到的把15,000字论文压缩成500字简报，正是这个挑战的体现。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普遍不足。

三、更深层的问题：脱离实践，研究真问题越来越少

我认为当前经济学研究影响力下降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对重大实践问题的关注在减少。

回看20世纪80、90年代，那一代经济学家深度参与中国改革，研究的是土地制度、价格闯关、国企改革等真实而紧迫的问题，因此拥有巨大的话语权。而今天我们很多人做的是纯学术研究，很少真正聚焦于像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难点在哪里地方财政与金融风险如何互动这类具体改革议题。

同样，我们也很少深入具体行业。大家都在谈AI，但有多少人真正走进企业，了解产业投资的真实逻辑、企业家的焦虑、技术落地的瓶颈？我们的认知往往停留在二手资料层面，浮于表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评价体系。现行的学术评价并不要求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也不把产业界、政策界作为目标读者。我们的论文只写给同行看，自然不会顾及那些真正推动中国发展的关键听众——企业家、基层干部、产业专家的需求。

未来，经济学研究或许需要更明确的职业分工：有人专注基础理论，有人深耕政策应用，有人擅长沟通转化。同时，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也需要调整，鼓励学者关注真问题、走进真实世界。

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浅思考，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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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圈组织了一个计量社群，有如下特征：热情互助最多、前沿趋势最多、社科资料最多、社科数据最多、科研牛人最多、海外名校最多。因此，建议积极进取和有强烈研习激情的中青年学者到社群交流探讨，始终坚信优秀是通过感染优秀而互相成就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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