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股份制改革理论体系之系统梳理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山东 · 2023-02-28 12:21

厉以宁老先生2023年2月27日驾鹤西去，享年92岁。

人，终有一死，这是自然规律，但老先生对中国经济理论和社会实践做出的贡献，足以让他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我在大学期间学完了西方经济学就抛弃了西方经济学，大四毕业暑假开始自学制度经济学，通过学习制度经济学才最终转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直到2017年提出文化政治经济学，底色仍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厉老先生之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所以我一直没太关注。

因缘际会，在2018年的时候，有关方面找到我希望我能系统的梳理一下厉老先生股份制改革理论和理论推动下的中国实践。借此机缘，我把市面上能够找到的老先生的著作都买回来，利用国庆假期，高强度的阅读学习，中间因为换工作单位，所以直到2019年8月份算是写了个大概交差。当然肯定有理解不到位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批判指正。

这段学习经历，也让我受益颇多，不光是系统学习了厉老先生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这段转型改革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时代大潮中的人生际遇和思想转变也有了些许体悟。

中国的体制转型需要厉以宁这样的人，也必定会造就厉以宁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产生之后，也必然会推动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进步。

时势和英雄，实践与理论本是一体两面，无法割裂。

当然到了今天，当今的时势，厉老先生的理论或许不再合时宜，但我们对人和它思想的评价必须放到他所处的时势当中去，在他所处的当下，历史的关键节点，他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今天，用公众号发出来，是一个经济学后生晚辈对老先生的感恩和纪念！

我国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已经走过40年光阴。4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40年的经验弥足珍贵。在一系列成就和经验当中，股份制改革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项。股份制改革不仅巩固了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搞活了国有企业，激发了市场活力，而且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回顾这一改革历程，就不得不提到厉以宁。

1980年，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到1997年十五大上“股份制”才得到承认。三十年后，在2009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上，厉以宁因“股份制”获得经济理论创新奖。

2009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组委会如此评价厉以宁的理论：“股份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在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主导改革的讨论中，引领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动了所有制改革，开启了资本市场的发轫，完善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体系建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股份制改革理论体系的理论来源

厉以宁的股份制改革理论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不断完善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一方面来源于厉以宁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广博积累和融会贯通，一方面又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体制转型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因此兼具理论性和创新性，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至今仍对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具有指导意义。

具体来说，厉以宁的股份制改革理论又来自于厉以宁经济思想当中最核心的两个理论：双重不均衡理论和双重转型理论。

1、双重不均衡理论

在经济学中，“均衡”一词专指市场均衡，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市场供求数量相等，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二是市场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市场出清是其基本特征，我们一般把这种状态称为瓦尔拉均衡。瓦尔拉均衡是假设存在着完善的市场和灵敏的价格体系条件下所达到的均衡。根据瓦尔拉的学说，既然市场是完善的，价格体系是灵敏的，每一个参加市场交易的人对现在的和未来的价格都有完全的信息，对现在的和未来的供求状况都有充分的了解，价格随之额供求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那么在任何一种价格条件下，需求总量必定等于供给总量，社会中的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交易的实现，都已均衡价格为条件。没有达到均衡价格，不会成交；只有价格均衡了，才可能进行交易。

然而，经济均衡只是一种假设，现实世界则是非均衡的。但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在市场不完善和价格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的作用的条件下，各种经济力量将会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而被调整到彼此相适应的位置上，并在这个位置上达到均衡。显然，非均衡所达到的均衡，并非市场完善前提下的均衡，而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均衡，并非与零失业率或零通胀率同时存在的均衡，而是伴随着失业或通胀的均衡。这就是经济学中非均衡的含义。非均衡是指不存在完善的市场，不存在灵敏的价格体系的条件下所达到的均衡。因此，非均衡又被称作非瓦尔拉均衡。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非均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市场因为有垄断势力的存在而是不完善的，价格因有预期因素的作用或信息不对称而并非灵活调整的，资源配置从而呈现低效率状态。

厉以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西方经济学中的非均衡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借鉴西方经济学家研究成果，并在参考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分均衡经济运行学说的基础上，1990年厉以宁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创造性的提出了关于两类非均衡经济类型划分的思想，创立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双重不均衡理论，从而真正创建了自己的非均衡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对经济非均衡状态进行了分类，即分为第一类经济非均衡和第二类经济非均衡。

第一类非均衡是由于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或超额供给都是存在的，需求约束或供给约束都是存在的，但参与经济活动的微观市场主体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他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

第二类经济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或超额供给都是存在的，需求约束或供给约束都是存在的，但参与经济活动的微观市场主体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他们没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

在对经济非均衡做了两类区分之后，联系到现实社会中的不同经济制度，厉以宁指出：“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经济非均衡，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情况，则要区别对待。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上述第二类经济非均衡；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了新的经济体制，在这种新体制之下，企业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投资和经营的自主权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那么这时的非均衡，就归于上述第一类经济非均衡。”

这是厉以宁立足中国国情，不唯书，不唯外，对非均衡理论的新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厉以宁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和思路都是以两类非均衡经济的划分作为立足点和基石的。由此基础上，厉以宁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中国经济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处于市场既不完善而又缺乏真正市场主体的状态，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应当以放开价格为主线，而应当以产权改革（包括明晰产权、界定产权、培育独立的市场主体）为主线，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则是明晰产权、界定产权、培育市场主体的最佳途径。

第二，中国经济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主要是通过产权改革而使中国由第二类经济非均衡转为第一类经济非均衡。第二步主要是通过制度建设市场完善，使中国由第一类经济非均衡逐步向经济均衡状态靠拢。

所以中国的体制改革首先要以打造自负盈亏的微观经济主体为主的产权改革，使企业从缺乏活力转化为具有活力，以便使中国从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而打造具有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要方式就是进行股份制改革。可以说两类非均衡经济理论，是厉以宁股份制改革理论体系的基石。

2、双重转型理论

在两类不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厉以宁又提出了双重转型理论。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经济转型是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但中国因为在建国之初选择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并未让中国从农业社会顺利的转型到工业社会，或者说转型还并未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完成。自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也就是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结合或者重叠。

这两个转型的叠加，使得中国改革的难度系数倍增。如何处理、平衡二者的关系，事关中国改革的成败，是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厉以宁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以改革促发展的思路。

在双重转型中，必须把产权问题放在改革的首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模糊、投资主体不确定、投资方的权利义务不清晰是改革的主要障碍，也是发展的巨大阻力。因此在体制转型中，产权改革是突破口，是主线；在发展转型中，产权界定和产权清晰是动力源泉。

因为只有以产权改革为先导，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问题，所以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势在必行。但与此同时也要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完善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让二者协同发展。而在国企改革以及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股份制改革都是非常有力的工具。

二、股份制改革理论体系的构成

厉以宁提出的股份制改革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已经基本成型，进入90年代以后，又进一步跟随改革实践以及资本市场的建设而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成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具有了丰富的内涵。

厉以宁最开始提出股份制是1980年4月至5月在国家召开的工资与劳动就业座谈会上，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厉以宁在会上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以入股形式组织新的企业，也可以让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增资，扩大规模，以此解决就业问题。

1986年4月，厉以宁在北大做题为《改革的基本思路》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也就是企业改革的成功。报告中还指出，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股份制。至此，厉以宁已经不再把股份制仅仅看成是集资和扩大就业的方式，而是把股份制看成是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股份制改革才能重新构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才能完成市场化改革。

1987年出版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一书，已经基本勾勒出了中国股份制改革的框架和轮廓，书中指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必然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必然是企业制度的重塑，必须以新型公有制取代传统公有制，必须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

（一）股份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股份制是破解双重不均衡的关键，进而也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厉以宁写作《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和《20世纪的英国经济：“经济病”研究》时就把所有制问题放在了首要位置，但当时他是以间接方式来论述的。1984年，他在马鞍山市所作《关于城市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则直接地论述了中国的所有制改革问题。从那时起，厉以宁坚持认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自1986年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价格改革主线论”认为，不能把所有制改革排在首位，应将价格放开使经济转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而“企业改革主线论”认为，不能把价格改革放在首位，而应把企业制度的改革放在首位。厉以宁是较早提出并始终坚持“企业改革主线论”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86年5月曾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1988年2月厉以宁作为北京大学课题组负责人，在为国家体改委提交的中期经济改革规划方案中，他从分析中国经济非均衡特征出发，形成了完整系统的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的中国经济改革思路，并将股份制作为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厉以宁的改革思路是以他对我国经济非均衡特征的分析为基本出发点的。他指出，由于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非均衡，而我国所处于的是第二类非均衡，即不仅存在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市场体系和市场功能不健全，价格体系扭曲的第一类非均衡，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不是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微观经济单位不具有充分活力而导致的第二类非均衡。

面对这样的基本现实，设计未来的中国经济改革方案，不能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因为商品价格以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价格又以所有权为基础，价格说到底是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在较为严重的短缺配额背景下，价格和价格水平的调整对经济恢复均衡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一点为东欧改革实践和西方国家经济运行事实多次证明。

厉以宁认为，价格改革对全部经济生活的功效如何，只能取决于社会主义企业法人地位的明确程度，商品经济下的价格制度与其说是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还不如说是企业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之后自我创造出来的。正是从这意义上讲，一方面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不能回避。另一方面，价格改革的实现，即市场定价制度的实现，只能是企业改革的归宿，而不是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作为全部经济体制的核心，必然是企业制度本身的重新改造，即财产关系的改造。

那么如何进行企业制度的重新构造及如何明确财产关系呢？厉以宁在坚持“企业改革主线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企业股份制，即我国所有制目标模式是股份制。

市场机制运行的动力在于参加市场活动的每个微观经济单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就是在于企业的活力和个人的活力。当企业和个人缺乏活力，他们的反应是呆滞的、麻木的，他们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市场就无法正常运行，资源就无法有效配置。所以首先必须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股份制是最好的实现方式。

厉以宁认为股份制有以下几方面优点：

第一，股份制能使政企真正分开，把企业办成一个完全经济性的实体，股东大会是企业最高权力机构，企业不再是行政机关附属物，股份企业在服从国家政策和经济法规的前提下，具有独立决策的权力，这也有利于实现企业自负盈亏，一切投资者都要对自己的投资利益负责，国有资产投资也因投资主体的确定而是产权明确具体的投资主体，将负责维护投资利益并承担风险。这样，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在经济上主要体现在纳税和收税的关系上，企业的经营决策权问题迎刃而解。

第二，股份制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流动并实现优化组合，企业盈利高低是一个信号，可以引导资金转移到盈利高的部门，使资金和劳动力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它为优化结构组合创造了条件，为产业结构调整，开辟了新途径。

第三，有利于企业行为长期化。人们购买股票为获取股票升值收入的动机，将促使效益好有发展后劲的企业股票升值，这样就形成了投资者利益的内部约束机制。规范化的股份制企业，在产权交易市场交易，又会形成了投资者利益的外部约束机制。

厉以宁关于我国经济改革主线和所有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系统主张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对我国经济运行非均衡特征的基本分析，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单位的本质特征出发，划分的两类非均衡从理论上支持了他的“企业改革主线论”，他的“企业改革主线论”在非均衡理论中，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即先通过改革使我国经济由第二类非均衡转为第一类非均衡，以彻底解决微观经济单位的活力问题，再通过改革以逐步缩小第一类非均衡条件下的非均衡程度。价格的作用，在第二类非均衡条件下，对于经济恢复均衡是无能为力的，但这不意味着价格改革不重要。

厉以宁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而所有制改革必须依靠股份制改革这一论断，已被随后几年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大波折所证实。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只有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面上全面推进，才能取得成功。

（二）股份制改革可以在宏观上形成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

厉以宁认为所有制改革归根结底是由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引起的，是由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这一不可改变的地位引起的。单一的所有制不利于发展商品经济，不利于发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于是出现了改革后所有制体系的设计问题。

厉以宁认为所有制改革不是将公有制改为私有制，而是突破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形式，把传统的公有制改为新型的公有制，改的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不改变所有制性质，并且要建立多种所有制，即实现所有制的多元化。多种所有制共同构成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对这个体系可以这样理解：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属来看这是一个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包括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各种非公有制在内的所有制体系，公有制企业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混合经济型企业、合作企业，非公制企业包括个体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

厉以宁进一步指出在上述所有制体系中，从所有制结构看，将存在二元经济模式：一方面是几百家最大的企业，他们通过层层控股，形成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系统，形成社会主义的企业财团，他们将决定我国工业化的方向，技术进步的方向，它们拥有自己的科研队伍，从事尖端和应用研究，他们制定自己的长期发展战略方针，通过跨部门，跨地区的生产经营，促进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加速边远地区不发达地区的开发，它们还将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另一方面是几十万家甚至几百万家小企业，包括合作的、个体的、私营的、混合所有制的小企业，他们形成紧密的协作网，同时又处在相互竞争当中。它们将着重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副产品加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小城镇建设，城乡居民生活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它们将在改变我国农村面貌，小城镇面貌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这种二元经济的两个不同部分，将各自按照自己的运动规律向前发展，但这两部分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式的，彼此通过多种渠道的经济技术协作和交流，各自发展壮大，二者可以长期并存和互补。

厉以宁在1987年出版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一书中写到：

“假定我们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公有制改善方面来，那么从现在算起，大约需要15年的时间，可以基本上实现新的所有制体系：

第一个五年：主要实行国营小企业租赁、承包；一般行业大中型企业可进行股份制试点；

第二个五年：推广一般行业中大型企业的股份制试点；

第三个五年：在已经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中，按照所规定的政府控股标准线，着手减少政府股份，实现有效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制，发展公司财团。

这样，公元2000年左右，就可以基本实现二元经济模式了。”

现在看来，厉以宁的这个规划基本是合理的，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基本是按照这个节点和步骤稳步推进的。

（三）股份制改革可以在微观上打造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

厉以宁认为所有制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但把所有制理解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仅仅是对所有制的狭义理解，对所有制的广义的理解是，除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而外，还有包括生产组织的形式和生产管理体制等。因此，以上所谈到的公有制改善，不仅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在改善前后的变化，而且也涉及生产组织的形式和生产管理体制在改善前后的变化，由此所建立的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是指新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和新的生产管理体制。

中国的国有企业当初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的，他们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模式都是与计划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这样说，没有原来的国有企业，就没有计划经济体制。而没有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没有原来的国有企业，原来的国有企业的基本特征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亏。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企业既缺乏自我约束的机制又缺乏自我成长的能力。多年来，正是这种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构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正因为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所以要改革就必须从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开始。

厉以宁专门探讨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问题，认为国有企业应当制定较为完善的企业（公司）章程。章程中体现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外经济往来一律按照经济合同办事等内容。主张在国有企业建立董事会及其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一体系包括：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政府董事、企业董事、非股权董事、厂长的职责。其中，股东大会是股份制的最高权力机构，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和监事，成立董事会、监事会，对企业的业务方针和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监督，并向股东大会负责。政府董事代表国家股份的利益，企业董事代表本企业的利益，非股权董事（即独立董事）代表职工和社会入股者的利益，有助于董事会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听取意见。

现在看来，这些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了，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要将国有企业中改造建立起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厉以宁提出的这一整套治理方案，还是一个重大转变，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理论都对我们的改革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目前我们的所有制改革，以及从国营企业向国有企业转变，都是沿着这一思想实施的。

（四）国有资产体制改革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原来的国有企业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暴露出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公开化，经济学界一直呼吁要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进行重大的实质性的改革，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滞后必将阻碍整个经济改革的进展，也必将延缓国民经济的发展。

厉以宁对国企改革的设计一直是分为两个层次来论述的，他在《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之路》中提到，国有资本体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这是第一个层次的体制；二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这是第二层次的体制。两个不同层次的体制及其改革，不能混为一谈。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旨在提高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旨在提高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

1、成立国有股份资产管理局

厉以宁在1986年写成，1987年出版《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一书中写道：“应当成立国有股份资产管理局（或称国家持股公司，国家投资公司）管理政府股份及其增减。”

由于政府股份可以分为中央政府的股份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股份，相应的国有股份资产管理，也分为中央、省、市、县各级，他们之间不是垂直领导关系，中央一级的可以成为中央国有股份资产管理局，直属国务院，省、市县的分别成为某某省、市、县国有资产管理局，隶属于省市县政府。

股份资产管理局管理政府股份，根据股权派出政府董事，如果企业资金存量股份化以后，一个企业中，既有中央政府的股份，又有地方的股份，并且都可以根据股权派出董事的话，那么各国有股份资产管理局派出自己的董事，即中央政府的董事，地方政府的董事，彼此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政府股份不由原来的专业部、厅、局管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企业法人地位的确立，政企已经分开，专业部、厅、局主要负责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监督政策和法规的执行等，而不再过问股份制企业的事务，政府股份的管理和政府董事的派出，都是国有股份资产管理局的职责，而国有股份资产管理局也不具体干预企业的事务，但他们通过股权的掌握和派出政府董事，来影响企业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

2003年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监管方式终于完成了转变。国资委成立后，在建立健全国资监管体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务院于2005年08月19日印发《邮政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将国家邮政局的企业职能、经营性资产和人员分离出来，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作为国务院授权投资机构，在剥离国家邮政局的企业职能、资产和人员的基础上重组国家邮政局，为国家邮政监管机构，中国国家邮政局实现了政企分开。

2013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铁道部被撤销，实行铁路政企分开。铁道部拟订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至此，中国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最后一个“政企不分”的堡垒，也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2、成立国家投资基金公司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厉以宁完成了国企所有制改革以及国企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之后，在2013年又将国有资本的改革理论进行了深化，从国有资本配置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措施。

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强化国资委对国有资本的配置权，而不再主管一个个国有企业。

一是国资委只管国有资本的配置，负责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也就是负责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的提高。具体说就是国资委可以设置按行业划分的国家投资基金公司，经国有股份划归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持有，由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派出董事会成员，形成如下体制：国资委——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国有企业。二是国有投资基金公司负责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状况进行清理，对国企的经营状况进行核实，之后负责对国有企业资本运营的考核。三国有投资基金公司要从提高总体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也就是经济结构合理性的角度来考虑国有资本从哪些行业退出，并进入继续增加投资的领域。

对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来说，既然他们的任务是提高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让既定的国有资本有更为合理的配置，从而达到优化投资结构的目的，所以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唯有考虑全局，才能落实优化投资结构的任务，既保证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又保证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五）股份流通和资本市场建设理论

厉以宁认为资本市场的持续建设和完善与股份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之间有着互为前提和互相促进的作用。

厉以宁在1987年出版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一书中，曾写道：“在股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证券交易所问题必然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试点进行企业股份制的阶段，由于条件不具备，可以不急于建立证券交易所，时机已成熟，就有必要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样才有利于股票买卖，有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动，有利于开展竞争，以促使有前途的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成立证券交易所是必然的，只是早晚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厉以宁指出股票投资是一种长期投资，长期资金短期化，有利于投资者入股。股份制作为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最早被乡镇企业所采用，群众入股集资，但入股后不能退股，只能转让，但股份的转让需要有场所，有流通的渠道，有交易平台，但当时根本没有这种规范的股票交易场所，所以在一些农贸市场甚至街头都有摆摊买卖乡镇企业股票的。由于不规范的证券交易有各种弊病，特别是会造成行骗和非法集资等现象，投资人的利益无法保护，后来被逐步取缔，但如果股票不能流通和交易，就会影响人们投资入股的积极性，可见，成立正规的股票交易所，是股份制改革的内在的和必然的要求。

从经济学上来讲，二战以后，经济学中出现了第二种效率概念，即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其实比生产效率更重要，生产效率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一个企业需要走技术创新和加强管理，来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但从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为重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资源配置是指令式的，企业作为行政部门的附属物，按上级主管机构的指令进行生产，资源按照上级主管机构指定的额配分配，配额不仅排斥了竞争，排斥了选择，而且还大大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新组合，所以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市场经济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和供求情况来配置资源和重新组合资源，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市场主体的选择性也大，就可以更加优化合理的配置资源。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增量上来讲，资本市场鼓励符合条件的新兴产业企业上市，鼓励符合条件的产能短缺产业企业上市，或者使已经上市的这两类企业增资扩股。第二从存量上来讲，可以通过企业并购重组，改造产能落后企业，支持通过技术进步而有较大市场潜力的企业上市或与上市公司合并。

1、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厉以宁在2008年《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中就讲到“一个多层次的、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除了包括主板市场以外，还应当有中小企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未上市的股份制企业的场外交易市场等。完善的债券市场和证券期货市场也应包括在内。中国现阶段有必要及早着手多层次的、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汲取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经验。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与此密切相关。”

厉以宁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大部分为家族企业，家族经营制在企业规模不大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规模扩大以后，改制为股份制是一种明智选择。如果资本市场是多层次的，那么他们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可以在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未上市的股份制企业的场外市场中做出选择，多层次的、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将大大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民间资本也将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它们将源源不断的进入各个层次的资本市场，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直接融资的比重将会迅速上升，从而将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中历来偏重于或大部分依赖于银行贷款的现实。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将因资本市场体系的多层次和完善加快速度，这一切都有利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和地方股权交易中心的规范和建设，以及今年科创板的顺利推出，都证明了厉以宁理论的先见和正确。

2、证券交易所的合理布局

厉以宁在1994年所著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写道：“目前国内只有上海深圳两地设立了证券交易所，将来怎样呢？难道永远只有这两个证券交易所吗？今后，随着股份制的逐渐推广，在总结已有的证券交易所经验的基础上，证券交易所是有必要也有可能增多的。在我看来，到本世纪末，一个大经济区有一家交易所，比较适宜。”

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后，如果股票不准转让、不得上市，股票升值无法体现，那么投资者必将要求高红利，要求多分红，企业行为短期化难以消除，这对企业发展显然是不利的。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上市的公司应当多一些，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应当公开转让，使投资者更关心企业的积累和成长，关注长期效益。

当年的中国资本相对不足，资金市场不完善，资金的地区分配很不平衡，另外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一直比较严重，一些地区往往采取措施限制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造成市场分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股份制试验和推广过程中长期只存在两家证券交易所，很可能造成两种结果：一是外地资金流往仅有两家证券交易所所在地，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各地区资金分配的不平衡，二是迫使其他一些省区采取限制资金向流向省区以外流动的措施。

三是证券交易所之间既存在着协作的关系也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如果全国只有一家交易所，无论协作关系和竞争关系都无从谈起。如果全国只有两家交易所，协作和竞争都十分有限，这既不利于企业改制上市也不利于交易所效率的提升。

现在看来，厉以宁对于增加证券交易所数量及合理布局的看法，是非常有远见的，中国资本市场成立近三十年，目前只有3000多家企业上市，这与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实践以及经济体量都是不匹配的，且在地域分布上明显的集中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地域特色，这都从反面印证了厉以宁关于证券交易所应当适当总价以及合理布局看法的正确性。

中国足够大，中国的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足够多，融资需求也足够强烈，完全支撑得下几个交易所的发展。大家既可以多层次，也可以多元化发展，坐落在上海的上交所重点服务长三角、江浙沪，坐落在深圳的深交所重点服务珠三角、大湾区，坐落在北京的股转公司完全可以改制成为服务环渤海、京津冀的北京交易所，大家完全可以并行不悖，错位发展，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服务于中国的创新、创业、成长型企业。

3、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

“新经济”这几年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名词，可什么是新经济？很多人只把信息产业当作新经济，还有人把互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当作新经济，当然也有笼统的讲运用新技术和新的经营模式的产业当作新经济，这些说法不能说错，但是都不够全面、不够科学。

厉以宁认为新经济就是技术创新加上资本市场，而且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结合在一起，二者不能分开。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持，在银行体系很好的支持了我国传统的工业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因为中国之前一直处于短缺经济，工业制造业主要是学习欧美为主，银行比较容易看清楚这些企业未来的发展情况，并且传统制造业企业有土地厂房车间做抵押，可以减少银行信贷的风险。但新经济的发展千变万化，都是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既没有担保抵押品，又没有明确的发展预期，银行很难为此类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这就需要资本市场发挥作用，需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发挥作用。所以说新经济只有技术创新没有金融支持，成不了气候，必须与资本市场紧密结合、共同发展。

厉以宁在2008年的时候即讲到：“一些高校毕业生或科技人员很可能走上创业的道路，自行创办企业。他们有自行创办企业的热情，也可能有科技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且还能吸引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基金的关注和资本投入，同样需要多层次资本的、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作为他们的活动平台。”

此次中美贸易战当中，美国对中兴公司的制裁，以及对我们2025计划的打压，让我们看到了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在关键技术上被人卡脖子，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所以痛定思痛，必须要下决心解决科技研发问题，而科技研发也必须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中国有无数的科技创新类的企业，但是融资难一直是制约他们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这类企业大部分为轻资产公司，没有抵押担保措施，银行贷款难，这类企业更适合引入风险投资，可因为这类企业用目前A股IPO的标准可能几年内都无法上市，没有退出渠道，风投也不愿意投资。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但由于A股市场的问题错综复杂，所以一直未能有效解决。所以此次推出科创板，并实行注册制，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支持这些科技类的创新企业，尤其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和战略意义的科技类企业上市融资，创造出一种制度和环境来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企业，支持他们的科技研发、做大做强，也是符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要求。

（六）混合所有制理论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存在着简单的二分法，即非公即私、非国有即私有、非国营即民营的划分。这就把中间地带忽略了，经济其实是多元的，在公有和私有的中间地带，同样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混合所有制这个名词，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官方文件就已出现。中国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有着明确的论述，强调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有关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即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既鼓励国有经济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又鼓励非公有经济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确实厉以宁一以贯之的观点。

早在1987年，厉以宁就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探索》一文中指出企业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可以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全民、集体和个体按照多种方式交叉、渗透而形成的混合性质的。在这种混合性质的所有制中，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体所有相互渗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不实现企业的股份制，只要允许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联合经营，也可以产生一些混合经济型的企业。但企业的股份制的结果将导致混合经济型企业的大量出现。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混合经济型企业的性质应当如何确定呢？厉以宁认为如果原来的全民所有制或原来的集体所有制以入股集资形成新增资金，并能在混合经济型企业掌握企业经营管理权的话，那这样的混合经济型企业无疑仍是公有制企业。如果一个企业是新办的，其资金来自股票发行，而购买股票的，既有各种企业，又有个人，那么这样的混合经济型企业，是一种新的经济联合体，是传统的全民、集体所有制之外的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既体现了劳动者群体作为生产资料主人这一特征，又有利于加强企业的活力，使企业成为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

所有制的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既和我国现阶段劳动的性质有关也与我国当时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有关。企业中的劳动者的劳动存在着质与量的差异，他们仍然要用个人利益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劳动及其劳动成果，企业之间还存在着劳动条件的差异，这也会导致企业的经营成果和经济效益的差别。混合所有制可以使企业和员工更能从利益关系上使自己同生产经营成果统一起来。

三、股份制改革理论的方法论

厉以宁的股份制改革理论除了具有丰富的内容体系之外，也体现出了非常鲜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厉以宁指出：“经济改革的政策措施，绝不只是一两项，他们是一系列政策措施，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政策体系中有主有辅，有重点，有非重点，各个不同的政策措施必须相互协调，彼此配合。而且整个经济改革的进程必然是分阶段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从而在政策的配合方面也需要根据每一个阶段的中心任务，使政策措施之间的关系有所调整：在某一阶段突出这些政策措施，在另一阶段突出另一些政策措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改革基本思路的要求。”

（一）整体论、配套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整体论，认为社会整体论原则就是把人类社会看作“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并且运用社会有机体的理论方法分析、解决人类社会各个部分、层次、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基本原则。

厉以宁就是将股份制改革放到中国社会整体改革整个系统之内来论述的，既看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又看到了中国社会当时当地的特殊性，比如中国的非均衡并非国际上普遍的第一类非均衡，中国的经济转型也不同于其他国家只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还涉及到经济体制的转变，属于双重转型，这都是中国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比如，厉以宁认为在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全面改革和配套改革，股份制改革要和金融体系改革、劳动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相互配套，协同推进。

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过程中，当时的中国遇到的一个巨大困难是资金供给受阻碍。横向经济联合将遇到信贷资金纵向分配和条块分割管理的束缚。为了消除这种障碍，促进资金的横向流动，开放资金市场变成了当务之急。资金市场（目前重点是短期资金市场、如拆借市场、票据市场、股票化、债券化）可以把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结合起来。单纯依靠银行存款、放款这样一种形式是满足不了横向经济联合的要求的。诸如股票、债券、金融债券的发行和转让，可以把闲散的社会资金筹集起来供给需要资金的单位，可以避免在单一的银行体系下资金流动的迂回和迟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可见，在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中，开放资金市场是很有必要的，而开放资金市场，金融体系改革就必须加快步伐。比如：实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发展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使每个金融机构有经营自主权，能运用多种信用工具进入资金市场。这为今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之前的公有制条件下，国家机关把不符合企业需要的劳动者分配给企业，企业只得勉强接收。但企业股改之后，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就不愿意接受劳动力的统配制，而要求自己根据需要对劳动者进行选择。另一方面，企业有权选择劳动者，劳动者就有权选择就业单位。所以有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对劳动者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在股份制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也必须配套改革。

社会保障制度也必须随着股份制改革而配套改革，因为股份制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果经营不善将会面临破产，这样就需要对破产企业职工的生活进行安置。同时，为了开展竞争，企业需要对员工优胜劣汰，劳动力就会实现流动。流动后就会出现工资、福利等问题，也就要求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双轨制、渐进论

1、存量不动、增量先行

把股份制改革的思路付诸实施远不是那么简单的。经济学界有人认为，股份制改革就是私有化，就是把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变为私有企业。他们认为，小企业特别是一般轻工业企业可以走股份制的道路，因为它们是小企业，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则不能改制为股份制企业。

国有大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仍然有许多理论与改革实践操作的困难。于是，本着先易后难、化难为易的思路，厉以宁在1987年出版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一书中就创造性提出“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做法。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设计了按两个阶段进行的股份化改革方案。即前一阶段是资金增量的股份化，即新创办的企业按照股份集资方式建立起来，以及原有企业扩大时采取发行股票集资的方式。后一阶段是资金存量的股份化，即原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核定价值，折成股份，使原有企业变成真正的股份企业。这样，国有大企业终于走上了股份制改革道路。

2、股权分置改革

“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做法虽然为股份制改革开辟了通道，但也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在国有大企业的股份构成中，非流通股所占比重过大，即人们所说的存量过大。这样一来，即使国有大企业成为上市公司，股东会也开不起来，董事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即绝对控股的国有大企业的声音。在证券市场上，有些散户买了上市国有大企业发行的股票，但散户的股票起不了任何作用。换句话说，上市的国有大企业只取得了融资，但由于非流通股数额巨大，企业的运行机制没有改变，依然活力不足。

1998年证券法通过后，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就接着展开了。这次改革的目的是把数额巨大的非流通股变为流通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具体做法是：非流通股持有者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补偿；国家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为什么在非流通股上市前要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补偿？这是因为，当初国有大企业上市时，在招股说明书上曾作过非流通股暂不上市的承诺。这等于是一种“要约”，必须遵守。现在非流通股要上市了，违背了当初的承诺，所以要取得流通股持有者的谅解，给予补偿是合情合理的。至于给每个流通股持有人多少补偿，则由市场根据上市企业的效益好坏来决定。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终于成功。

3、理论联系实际

厉以宁讲“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思路的提出，只是表述了一种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前进方向的思考，具有浓厚的理论探讨性质，属于规范性质，根据这种思路，我们可以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和未来的前景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是理论性的和规范性的思路同经济改革工作之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经济改革的思路必须向经济改革政策转化，使它们体现在改革政策之中。经济改革的而政策设计之所以必要，理由就在于规范性的研究应当同实证性的研究相结合。也就是说，通过经济改革思路的政策化，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我们应当如何去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怎样才能把理论上的东西变成实际生活中的东西。”

“经济改革中所要推行的政策，不仅应当在理论上有依据，而且必须具有可行性，即具有易于操作和实施的性质。如果在理论上缺乏依据，那么他们将经不起检验，难以存在。如果在实施中不易操作，那么他们将无法被贯彻，最终仍不得不被其他的较为可行的政策所替代。由此可见，经济改革的政策设计的难度可能比经济改革基本思路提出的难度大得多。提出经济改革基本思路时，主要站在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而在设计经济改革的政策体系时，主要应该站在经济实际工作者的立场上进行思考。”

正是厉以宁在上述理念和方法论的思考，使得股份制改革理论既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又是一套可以对照操作的改革方案，并且给出了改革方案的路线图。是一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四、总结评价

股份制改革为我国打造了和培育了市场化的主体，成为改革的主线，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体制转型的顺利推进和经济发展，在提高资源配置、产业升级、技术突破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了股份制改革所打造的市场主体，才能够顺利地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因为股份有流动需求又建立了交易所，发展起了资本市场，既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转型，又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股份制改革的成功，展现了从实践突破到认识突破、再到新的实践突破和新的认识突破，并不断循环往复、达到新的实践和认识高度的历史逻辑。它说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能找到改革的正确方向，就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股份制改革的成功，用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够成功结合，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能够很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在同其他市场主体竞争与合作中焕发活力、做大做强，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

五、学术风骨家国情怀

1、理论研究需要极大的毅力，与时俱进，并不一帆风顺。

2、理论突破需要极大的勇气，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3、理论联系实际，不是书房里的经济学，是田间地头、工矿厂房，遍布大江南北的调研。

4、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育了大量的经济管理人才、金融人才，弟子们在各自的岗位实践着老师的理论，把老师的理论发扬光大，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

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深沉的家国情怀支撑着，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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