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儒法道》的西方中心论及《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的范式突破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5-06-01 20:17

一部以西方政治学剪刀裁剪中国传统思想的危险之作，与一部真正融通古今中西的创新之书。

近年来，随着“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价值的思想浪潮。在这一背景下，复旦大学教授包刚升的新著《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引发了激烈争议。

该书宣称要“以现代学术重新理解古代思想”，却陷入以西批古、以今非古的思维窠臼。在书末结论中，包刚升直言不讳地警告：若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视为当下中国的重要思想资源“需要非常谨慎”，因为这些理论“本身就有许多值得反思和检讨的地方”，在时空条件剧变的今天，硬要将其作为主要思想资源无异于“缘木求鱼”。

这种论调与当前“第二个结合”的精神背道而驰，暴露了一批受西方学术训练的研究者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的深刻偏见与门户之见。相比之下，张可亮与黄小庭所著《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构建的“文化政治经济学”范式，为如何真正实现古今中西的创造性融合提供了典范。

一、方法论的偏见：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

包刚升作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其学术背景深耕于西方政治理论，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等作品，并被译为英文在Routledge出版。这种学术训练使其新著《儒法道》从方法论上就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分析框架的移植问题：包著采用“人性假设—个群关系—理论优势—逻辑反思”的剖析框架看似新颖，实则是对西方政治学研究范式的简单移植。他将儒家伦理简化为“文学治国论，而非逻辑治国论”，批评法家思想缺乏对君主权力的制度性约束，认为道家“小国寡民”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这些论断完全以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权力制衡”“民主参与”等概念作为评判标准，忽视了这些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与内在逻辑。

研究方法的局限：包刚升的研究方法被书评称为“脱离了以往学术界剖析政治理论时深陷在文献本身去无限诠释的泥淖”，但所谓的“新方法”不过是用现代西方政治学术语对传统思想进行削足适履的切割。他虽选择《论语》《孟子》《商君书》《韩非子》《道德经》《庄子》等经典文本，却以“逻辑反思”为名进行“基于严密逻辑分析的大胆检讨”，实质是用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否定中国思想的独特表达方式。

价值预设的偏见：包著认为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值得反思和检讨”，其立论基础是一种线性进化史观——将人类政治演化视为从“王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进化过程，并将西方现代政治体制视为历史的终点。这一预设完全忽视了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的警示：将西方制度视为普世模式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错觉。

这种研究方法与近代中西融通先驱的治学精神背道而驰。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虽借用托尔斯泰的“利他主义”和科尔普特金的“互助主义”解读墨家“兼爱”思想，却始终立足文本本身，旨在发掘中国思想的世界意义而非否定其价值。胡适创立“实验求证的材料考辨方法”，其《中国哲学史大纲》虽从老子、孔子讲起，却旨在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非解构传统。相比之下，包刚升的“逻辑反思”不过是以学术之名行文化自我否定之实。

二、传统的误读：对中国思想资源的表层化处理

包著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停留于概念化与标签化的表层，缺乏对其内在逻辑与历史贡献的深刻把握。这种误读暴露了作者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上的学养不足，也反映了以西释中的方法论困境。

对儒家思想的简化：包刚升将儒家政治想象概括为“礼制与仁政”，批评其“重道德轻制度”、“忽视个体价值”。58这一论断忽视了儒家思想中“礼”作为制度设计的丰富内涵。荀子“隆礼重法”思想早已阐明礼法并治的治理智慧，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逻辑中，个体与群体本就被视为有机统一体。包著的批判只抓住孟子“舍生取义”等道德表述，却无视《周礼》《礼记》中系统的制度设计思想。

对法家思想的片面解读：包著将法家简化为“强君与霸业”的工具，指责其导致“绝对君权与政治全能主义的悖论”。这种解读完全无视法家思想中的制度创新价值。商鞅的“刑无等级”打破贵族特权，韩非的“法不阿贵”确立法律平等原则——这些正是中国早期法治思想的雏形。而包刚升以现代“权力制衡”观念苛责古人，无异于要求春秋战国时期诞生孟德斯鸠。

对道家智慧的误判：包著将道家政治理想贬为“小国寡民”的乌托邦，认为其“去政治化”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这一定论忽视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治理智慧在汉唐盛世的应用。从文景之治到贞观之治，统治者通过“休养生息政策”实现经济恢复与社会稳定，正是道家思想实践价值的明证。而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对现代可持续发展更具重要启示。

更深层的误读在于，包刚升完全割裂了儒法道三家思想在历史实践中的互补融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背后实为“儒表法里”的结构，汉宣帝更直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诸葛亮治蜀“儒法并用”，唐太宗推行“礼法合一”，这些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政治智慧正在于多元思想的辩证统一。而包著将三家割裂评判的做法，恰如盲人摸象，难见中国政治传统的全貌与精髓。

三、范式突破：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融合创新

相较于包刚升的削足适履，张可亮与黄小庭《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展现了融通古今中西的学术典范。该书构建的“文化政治经济学”范式，将社会学中的文化价值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智慧的分析框架。

（一） 三维一体的文化价值体系

《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维度，构建了理解文明演进的立体框架：

理念价值层：指向终极关怀与信仰体系，如儒家“与命与仁”的天人观，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信仰。这对应社会的文化认同基础。

规范价值层：体现为制度规范与法权体系，如中国传统的“隆礼重法”，西方的契约精神。这构成社会的政治制度结构。

实用价值层：表现为经济技术与行为模式，如中国“重本饬末”的经济思想，西方的资本增殖逻辑。这支撑社会的经济发展路径。

这一框架揭示：社会变迁是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实践的互动过程。西方现代化被解构为“由神到钱”的突进——从文艺复兴“发现人”、宗教改革“反教会”、启蒙运动“反专制”到工业革命“求利益”，最终形成“资本主义文明之癌”：其理念价值存在“二元分裂”（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的对立），规范价值奉行“资本法权”，实用价值陷入“理性贪婪”。

（二）中华文明的延续密码

《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从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破解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核心密码：

理念价值：“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天下为公”的政治伦理，使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连续性

规范价值：“礼法合治”的制度设计（如汉唐的律令制度）与“选贤与能”的官僚体系（如科举制），创造了超稳定的政治结构

实用价值：“重本饬末”的农耕文明基础与“义利之辨”的经济伦理，形成了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面对近代西方冲击导致的“文明解构”，作者提出通过“统一理念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提升规范价值”（完善法治与重提礼治结合）、“发展实用价值”（科技与金融双轮驱动）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重构。

（三） 金融崛起的文明意义

《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最具开创性的贡献，在于从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重构金融的本质与功能：

诊断西方金融异化：资本主义金融从助力崛起的工具（殖民掠夺的金融支持）异化为“自我增殖的怪兽”（金融全球化导致虚拟经济膨胀）

剖析中国金融问题：中国金融体系存在“银行体系三大问题”（支持中小微企业不足、科技创新乏力、货币传导机制扭曲）和“资本市场三大问题”（牌照垄断、门槛过高、结构失衡）

提出社会主义金融方案：让金融回归“人民金融为人民”的本质，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发展“国民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社会主义资本市场”新路；重建市场估值机制，使金融成为“调整权力和资本关系”的枢纽

这一分析超越了“市场 vs 计划”的二元对立，将金融置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核心环节，使其成为“打破资本和劳动对立”的实践工具。

四、治学态度对照：文化自觉与学术自我殖民****

两书的根本差异在于治学态度与学术立场：一方是文化自觉基础上的融通创新，另一方则是学术自我殖民式的削足适履。

梁启超与胡适的启示：近代学者面对西学冲击，开创了中西相融的治学方法。梁启超将墨家“兼爱”与托尔斯泰利他主义、克鲁泡特金互助主义进行创造性比照，胡适则以“实验求证”方法重释中国哲学史，但两者均以发掘传统现代价值为旨归。

《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的方法突破：张可亮与黄小庭将马克思范式（经济基础）、韦伯范式（理念价值）、赫希曼范式（政治制度）融合为文化政治经济学的三维框架，在“三个维度互动中寻找文明兴衰密码”，实现对西方理论的创造性转化。

包刚升的学术困境：其研究陷入三种误区——价值预设的西方中心主义（以民主政治为历史终点）、分析工具的简单移植（用逻辑反思否定传统智慧）、问题意识的自我殖民（以证明传统落后为研究目的）。这导致其虽有“制度与社会条件匹配性”的理论认知（考察制度有效性需关注制度与环境的匹配），却在实践中完全忽视中国思想的历史语境。

更深层看，包刚升的立场反映了部分受西方学术训练学者的认同危机与利益焦虑。在中央提出“第二个结合”的背景下，当传统文化从批判对象转变为思想资源，其原有的学术话语权遭遇挑战。书末警示“勿将古代理论视为重要思想资源”，恰暴露了对传统复兴的深度焦虑。

五、结语：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可能路径****

毛泽东曾总结党的成功经验：“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对今日学术界同样适用：真正的学术创新应立足真理、扎根实际、遵循科学，而非囿于西方理论窠臼或学术门户之见。

在“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性命题前，中国学术界面临重大选择：是继续以西方理论为圭臬，对中国传统进行“反思和检讨”；还是如《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那样，建立“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自主范式，在文明对话中实现中华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答案不言自明。唯有超越“食洋不化”的学术自我殖民，摆脱“以今批古”的文化虚无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兼具主体性与包容性的思想资源——这才是当代中国学术应有的文化自觉与历史担当。

文明的复兴需要思想的奠基。当《儒法道》还在用西方政治学剪刀裁剪中国传统衣冠时，《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已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织机编织出中华文明新篇章——这不仅是学术范式的胜利，更是文化自信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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