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西方经济学的祖坟——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荒谬由来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7-23 09:42

很多人将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当作西方经济学的开端，本书认为西方社会的经济理论可以追溯到法国的重农学派，魁奈是西方经济学的鼻祖。这二百多年间，西方经济学理论伴随西方社会的变革发展，也经历了诸多演变：从魁奈的重农主义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再到凯恩斯主义之兴起，从奥地利学派的逆袭以及继承奥地利学派的芝加哥学派，再到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科斯（Ronald H. Coase）的制度经济学等。

可以看到这二百多年间，各种经济理论层出不穷、粉墨登场，各领风骚几十年。这些不同的经济理论，固然由不同的时代催生、发展，但其背后也都各自代表着不同资本的利益。

在西方社会，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军工资本，都各有相应的维护其经济利益的经济理论及代言人。经济学家门槛太低，如过江之鲫，只有被资本选中的经济学家才会鱼跃龙门，才会为世人所熟知，才会青史留名。资本通过其掌控的各种媒体，精心挑选、包装打造自己所需要的经济学家，将他们打造成大众舆论中的明星，用以控制人民的经济思想。

资本同样通过其精心挑选、包装的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甚至普通工人，由他们来代言，来控制和宣扬其在各个领域的思想，进而控制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控制了整个人类的思想，将权力和政府描绘成是人类的罪恶之源。

在一系列的经济理论被发明出来解释、指导宏观经济发展、国民财富增长的同时，机器的使用促使生产方式由手工作坊向工厂集中化生产转变，这就带来了工厂经营和管理的需求，所以微观领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也随之发展起来。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方法被普遍地应用到工厂的生产实践当中。1913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运用泰勒科学管理的方法，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生产线，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获得了规模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此之后，产品标准化和作业标准化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金科玉律，这既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严重的人的“异化”。米希尔·傅德（Michel Beaud）指出，随着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广泛实施，“智慧已从各车间和各工厂中被赶走”，现在所剩下的，只不过是些“没有头脑的双肩”或“改装成钢铁机器人的肌肉机器人”[1]。

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的所有前提都是将人假设为“理性经济人”，以此来化约经济行为的模型构建。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说：“《国富论》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石的一座辉煌的宫殿。他（斯密）把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的系统分析置于经济学的中心地位上。这个理论是《国富论》王冠上的宝石，它成了（而且至今仍然是）资源分配理论的基础。”在斯密之后形成的主流经济学，将理性理解为对自利的理智追求，由此发明的 “理性经济人”概念，将个人行为与价值和伦理（所有与自利不相容的内容）分离开来。个人可以估价任何事情，个人完全根据他对自己利益的认识来做出选择。其他人所以被包括在他的计算之中，只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和状态将影响到他的福利和利益。

虽然西方的经济理论多种多样，但他们都摆脱不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窠臼，这就是理念价值对实用价值潜移默化的制约。在一个文化价值体系当中，理念价值为实用价值和规范价值的发展设定了前提条件，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预设”，在这套文化价值体系当中的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该文化的理念价值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当做先验的前提假设，这种潜在形式为生活在同一社会的群体所接收与共享。

现代西方社会就是建立在贪婪人性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钱生钱的基础之上，资本原则、资本逻辑、资本法权，是所有的经济理论、社会制度都不能动摇的第一法则，是这个社会存在的根基。资本就像病毒，早已侵入人类大脑，控制了人类的思想，并将人类异化，想让每个人都变成了资本的宿主，成为《生化危机》里的僵尸。僵尸惟一的目标就是攻击人类，被资本病毒感染的人，也只有一个惟一的目标——让资本增殖。人民都在为资本活着，为资本代言，而不自知。

如果西方社会的理念价值本身就是残缺或者错误的，则建立在其理念价值之上，以理念价值为根基的理论大厦就无法普世，就有其适用范围，就不可能是绝对真理。一旦其理念价值发生坍塌，构建于其上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也必然会土崩瓦解、随风而逝…

下面我们就来扒一扒“理性经济人”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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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利益是欲望的伪装

基督教时代的初期，圣·奥古斯丁就谴责贪欲、权欲、性欲是使人堕落的三大罪恶，后来演变发展成为基督教的七宗罪，罪行按严重程度，由重到轻依次为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和色欲。这些人类的原始欲望在基督教时期由神、信仰和教会的律令压制着，但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的欲望被释放出神所铸就的牢笼。当时的思想家也知道人类的欲望犹如洪水猛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破坏性，所以想要重新设计制度，来防止社会受到猛兽的伤害，可是一方面这些思想家不希望让刚刚解放的人、人性被重新被囚禁，另一方他们又在寻求道德教化和宗教戒律之外的方法，以试图克服欲望带给人们、带给社会的灾难，这确实是个难题。这使得西方又一次踏上了对人性的反思之旅，以用来补充或者说重塑在轴心时代不彻底、不完善的一重超越突破。

当时的人们提出了可以取代宗教戒律、用以克制人类欲望的三种想法：

第一种想法是靠国家暴力机器来强制、压制。这种方法只不过是用国家替代了教会，被否定；

第二种想法是驯化欲望，让欲望转化成美德，但却并没有说明何种路径能够让欲望转化成美德；

第三种想法是区分欲望，利用一些相对无害的欲望去反制另一些更危险、更具破坏性的欲望，即欲望互相制衡的思想。最后，欲望制衡的思想被那一时期的思想家们所普遍接受，这一思想后来也成为权力制衡思想的来源。

“欲望”毕竟带有贬义色彩，所以哲人们开始用“利益”这个词来代指那些相对无害的欲望，用利益去对抗有害的欲望，久而久之，“利益”成为 “欲望”的反义词，成为正面和体面的代名词，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当受利益引导时会出现有益结果，当受欲望的引导时会导致灾难的后果。而利益一开始是指让人们以有序理性的方式，追求自己的一切“欲望”，这里既包括物质欲望也包括权力欲望，它只是主张给人类行为注入精明的和有效率的计算。奥古斯丁虽然认为贪欲、权欲和性欲是致人堕落的三种罪恶，但却对与美名和荣誉结合在一起的“权欲”保持了一份宽宥。他对追求荣誉的有限认可，被骑士和贵族理想代言人加以拓展，他们使争取荣誉和名望成了人类美德和崇高的试金石。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对荣誉的追求取得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直到17世纪，西欧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的作家联手“毁灭了英雄”，他们是霍布斯、拉罗什富科、帕斯卡和塞万提斯。因为这些人不希望看到封建贵族为了荣誉、为了权欲而去继续不断对内扩权，对外征伐，所以他们不再赞美权欲，甚至开始污名化英雄的权欲，这直接导致“利益”一词之后就只和财产或财富的利益挂钩，而不再与“权欲”挂钩。

当然“利益”概念不再与权欲挂钩这也和当时社会现状相关，权力过于集中且看起来相对稳固，是贵族的特权，对普通人来说可见而不可得，其他欲望可得但不好衡量，只有经济利益易得，且容易衡量，得到经济利益之后可以再去交换其他利益，所以“经济利益”便取代了其他的一般利益，成为普通人全部愿望的唯一内容，进而“追求利益，控制欲望”就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人间秩序的手段。

柏拉图以来，一直主宰着人类行为动机分析的两个范畴是“欲望”和“理性”，现在将“利益”加入其中，它既提升了自爱的欲望，又为理性所容纳，理性为追求利益提供了方法，欲望为追求利益提供了力量。由此产生的人类行为的混合形式，被认为既摆脱了欲望的破坏，也克服了理性的无能，所以利益学说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真正的救世福音而被社会所接受。把利益视为主导着人类行为的动机，这终于为有活力的社会秩序找到了一个现实主义基础。因为它克服了欲望带来的不稳定性，反而带来了确定性和持久性，赚钱和商业变成了普遍和平和的欲望，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人性和社会根源。

至此，西方社会完成了对人性的讨论。

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那一时期的哲人普遍认同人的欲望是有害的，必须加以克制，但不再希望用基督教的戒律，而要寻找世俗的方式。通过对人性各个角度进行深入的剖析，最终得出只能用相对无害的欲望克制相对有害欲望的结论。哲人们将经理性计算过的贪欲称之为对利益的追求，认为对利益的追求可以用来制衡有着巨大不确定性和破坏性的欲望。

上述所有哲人的所有讨论的先验前提，都是将人视为欲望的化身，将人视为充满着各种欲望的动物。人与动物的唯一区别是人多了一份理性，但是理性却长期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根本无法克制欲望。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人性之中只有欲望，只有恶，而没有善。所以他们无法像中国人一样用人性中的善去对抗人性中的恶，而只能用人性之恶来对抗人性之恶。这一点，可能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认为人性中只有恶而没有善？这还要从基督教讲起，基督教对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也是深入血液与骨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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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欲望是人之本性，人生而有罪

圣经里讲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让他们生活在伊甸园，但是不准他们吃能够分别善恶的智慧果。不料作为邪魔化身的蛇引诱夏娃亚当吃了禁果，他们开始能分别善恶，知道羞耻，当看到自己赤身裸体，他们就用无花果的树叶为自己编织裙子，以维护他们做人的尊严。上帝发现之后大为震怒，将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并命他们及其后代永失圣宠，终身劳苦。所以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人，一生下来，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罪人；这罪与生俱来，所以叫“原罪”。具体来说有以下“七宗罪”：色欲（Lust）、暴食（Gluttony）、贪婪（Greed）、懒惰（Sloth）、暴怒（Wrath）、嫉妒（Envy）、傲慢（Pride）。在基督教看来，这些罪过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隐秘之处，随时可能爆发。同时基督教认为与七宗罪对应，人也可以拥有七种值得赞扬的美德，它们分别是忠诚（Faith）、希望（Hope）、慷慨（Charity）、正义（Justice）、坚韧（Fortitude）、节制（Temperance）、节俭（Prudence）。基督教一方面鼓励人们信仰上帝，发展美德，从人的内部来遏制人性之罪恶，另一方面还设置了种种宗教戒律来惩罚人类的恶行，从外部来遏制人性之恶，以让人保持对上帝与美德的敬畏之心。

既然西方认为人也有七美德，为何还说西方社会是性恶论呢？因为基督教认为“美德不是个人行为的果效,而是圣灵在人心里作工而结出来的果子”，也就是说美德、道德、善，并非是人与生俱来的，是在后天虔诚的信仰上帝才会得到的东西。西方的道德、美德是依附于上帝而非单独存在的，所以西方人认为不再信仰上帝之后，人就没有了道德和美德，也就不可能有善。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反对“神”提倡“人”，倡导还原、直面“真实的人”，“真实的人”当然就是一个充满欲望和罪恶的人。人要跟神摆脱干系，那当然就要摆脱宗教戒律，也要摆脱宗教的道德说教。没有了对上帝的信仰，也就没有了道德，没有了戒律，这时要遏制人的欲望，西方社会就只能靠人的欲望来遏制欲望，只能以恶治恶，以暴治暴。

西方社会在此阶段，他们依然有面对死亡的恐惧，依然幻想死后可以得到救赎进入天堂，所以并未彻底抛弃基督教信仰，但却不愿放弃尘世的欲望，所以他们改革了宗教，将出世型的宗教改为了入世型的宗教，使得鱼和熊掌都可兼得。但中世纪的宗教灌输也让他们深信欲望可以让人堕落，让世界毁灭。虽然绞尽脑汁，但最后只能采取用欲望来制衡欲望的办法，这显然是低级的、自欺欺人的权宜之计，再怎么美化“利益”，它本质上也是贪欲，贪欲依然是个无底洞，且贪欲被满足之后，其他的欲望就会被点燃、被唤醒，依然会喷涌而出。

由此可见，西方文明即使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一阶段依然未能完成对人性的超越突破，“祛魅”并未成功，反而造成了理念价值（基督教信仰）的堕落和坍塌，一个文明的理念价值本应追求崇高与美好，但此时的西方文明却导向了追求利益和欲望。

时至今日，西方社会依然未能摆脱轴心时代第一重超越突破的影响，其虽在东方的思想的影响之下，发动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重新思考。但这种思考虽打破了旧的终极关怀，却并未创造出新的终极关怀。

那个说“上帝死了”的人，最后自己都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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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的终结：一路走到黑

近代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甚至政治学，都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而“理性经济人”假设又是来自于人性本恶，人生而有罪的人性观，这个人性观又是来自于犹太教、基督教信仰，是根植在西方人的骨髓与血液里的，是不证自明的文化预设，是西方的文化传统。

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尽管基督教已经不再笼罩全社会，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退守到了个人信仰领域，尽管西方很多优秀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基督教人性观的偏狭，但是一方面文化传统具有强大的无形的惯性，一方面既得利益有着强大的现实的力量，这都让西方不敢也无力改变这套建立在错误的人性观之上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就只能一路走到黑。

不光自己一路走到黑，还要拉着全世界一路走到黑…

怎么办？还有救么？有！

关注“文化政治经济学”公众号，下篇就对照着写写中国文化传统下的经济学，让大家自己做个比较…

[1]米歇尔·傅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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