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的罪人”到“理性经济人”：关于“人”的定义革命，如何重塑了整个世界？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5-11-16 11:07

整个中世纪社会如同一座为拯救灵魂而设计的巨大堡垒。它的所有制度安排都旨在约束“罪人”的堕落本性，引导世人走向救赎，并维持一个反映神意秩序的静态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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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一篇文章《“理性经济人”之前的西方人是什么人？》的讨论，我们可以说基于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西方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经济制度，或者说整个西方近代社会；基于“基督原罪人”假设或者定义，西方社会发展出的是中世纪的文化政治经济制度，或者说整个中世纪社会。

这一判断是基于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准确地抓住了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过程中，其核心人性论假设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下面，我将对这一论证进行详细的描述和阐述。

再次强调一下核心论点：

一个社会对其“人”的根本定义，构成了该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基石。中世纪社会建立在“基督原罪人”的人性认知之上，而西方近代社会则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人性认知之上。

这两种不同的人性假设，催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

一、“****基督教罪人”假设与中世纪社会

1.“有罪之人”与“依赖之人”

人性因原罪而堕落、软弱且不可信赖。人的理性、欲望和意志都已扭曲，人生而带有七宗罪，只有通过信仰上帝，上帝才会在人的内心种下善的种子，培养出七美德，用以解脱七宗罪。

个人无法依靠自己得救，必须完全依赖上帝的恩典。这种恩典通过教会这一中介机构来分发和确认。

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在于彼岸世界（天堂），其首要任务是灵魂的救赎，而非个人的享乐和世俗的繁荣，此世生活只是一个短暂的考验和朝圣之旅。

2.衍生的文化、政治与经济制度

文化层面：神本主义与权威主义

世界观：宇宙是上帝创造的、有目的秩序（伟大的存在之链）。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秩序都是神意的体现。

知识体系：真理来自于上帝的启示，由教会进行权威解释。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理性服务于信仰。经院哲学的任务是用理性去理解和论证已被启示的真理。

文化表现：艺术和建筑（如哥特式大教堂）的核心功能是荣耀上帝和教化信徒，其主题几乎全是宗教性的。

政治层面：神权政治与等级秩序

权力来源：世俗君主的权力并非天生，而是“君权神授”。他需要由教皇加冕，其合法性最终来自上帝。

政教关系：教会（尤其是教皇）声称拥有高于世俗权力的“属灵权力”，形成了“两把剑”理论。最典型的体现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诺莎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忏悔的事件。

社会结构：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固定的等级共同体（如祈祷的教士、作战的贵族、劳作的农民），每个人在其中的位置是神定的，各司其职以维持整体和谐。个人主义没有生存空间。

经济层面：道德经济学与反高利贷

经济活动的目的：经济是为了满足社群的基本生活需求，维持一种符合道德秩序的“公正价格”，而非无限度地追求利润。

对金钱的态度：天主教教义谴责“高利贷”，认为货币是不生育的，用钱生钱是不自然的、有罪的。这严重抑制了资本的积累和流动。

社会价值：推崇安贫乐道，认为对财富的贪婪是七宗罪之一。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整个中世纪社会如同一座为拯救灵魂而设计的巨大堡垒。它的所有制度安排——从教会的权威到封建的等级，从公正价格到对高利贷的禁止——都旨在约束“罪人”的堕落本性，引导他走向救赎，并维持一个反映神意秩序的静态和谐社会。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与西方近代社会

1.人性假设的核心：“自利之人”与“计算之人”

本质自利：人的首要和根本的动力是自我保存和追求个人利益，在经济学中体现为“效用最大化”。

理性工具：人拥有计算得失、权衡利弊的工具理性，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

现世主义：人生的意义和幸福主要在于此世的物质繁荣、个人自由和舒适。

2.衍生的文化、政治与经济制度

文化层面：个人主义与世俗化

世界观：牛顿力学描绘了一个按照自然规律运行的、机械论的宇宙。世界可以被人类理性所认识和驾驭。

知识体系：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倡导理性和经验作为判断真理的最高标准，而非宗教权威。“敢于认知！”成为口号。

文化表现：人文主义兴起，艺术和文学的主题从神转向人，歌颂人的理性、情感和现世生活。

政治层面：自由主义与契约政府

权力来源：政府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开始转变为社会契约论，如洛克、卢梭的思想，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

政教关系：走向政教分离。宗教成为私人领域的事务，公共政治建立在世俗法律和理性辩论的基础上。

社会结构：社会是由原子化的个人通过契约组成的集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地位应由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决定，而非由出身决定。

经济层面：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无意中促进社会整体的福利。自由竞争被视为激发效率、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对资本的态度：资本和投资（曾经的“高利贷”）被正名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的无尽积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了新教如何为追求利润提供了心理和道德上的正当性。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经济人”的逐利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近代西方社会是一个为释放个人能量、促进经济增长而设计的动态机器。它的所有制度安排——从宪政民主到法治，从私有产权到自由市场——都旨在保障“理性经济人”的自由权利，利用其自利本性，并通过竞争和规则将其引导至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轨道上。

三、底层代码与操作系统

从“基督教罪人”到“理性经济人”的人性认知转变，是西方社会变迁的最根本原因，这一过程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共同促成。

宗教改革（如路德的“因信称义”）削弱了教会作为救赎中介的权威，将个人直接面对上帝，为个人主义的兴起打开了大门。

科学革命（如哥白尼、牛顿）用自然法则取代了神意，为用理性分析人类社会（包括经济）提供了范式。

最终，在启蒙运动的洗礼下，“人”的形象从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罪人”，彻底转变为一个能够自主运用理性、追求现世幸福的“经济人”和“权利人”。

当然上述过程是一直以来课本教给我们的认知，但我想说这些过程不是从欧洲人自发的认知转变，都是受东方思想的启蒙，在学习崇拜东方思想的影响之下，再开始反思自身，从而产生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近代西方的“理性经济人”认知，可以说“理性经济人”认知，依然是一个低级落后的人性认知，甚至可以说是依然是一个幼稚和错误的认知。

但是没办法，东方对人性的高级认知嫁接在西方的基督教土壤当中，只能结出这样一个“南橘北枳”的果。

人性认知假设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底层代码”，依据这个代码，会产生架构出不同的社会“操作系统”，中世纪的“原罪人”代码，运行出了一套神权、等级和道德的封建制度操作系统；而近代的“理性经济人”代码，则运行出了一套自由、平等和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操作系统”。

理解这一核心脉络，是理解人类社会文明历史变迁的关键。

欢迎关注公众号，下一篇文章，我将就东西方对人性认知假设的不同，如何发展处截然不同的东西方社会再做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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