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疫情，看官僚体制的历史走向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2020-02-27 19:57

武汉的冠状病毒疫情，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影响着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担心恐惧，患病罹难同胞的不幸遭遇，让我们心生同情、伤心落泪，医生护士和基础党员干部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职业操守和人性光辉，让我们温暖感动，全国各地人民捐款、捐物、捐助医疗队，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血浓于水、情重于山的血脉真情，党和政府在疫情中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决心和勇气，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更是让我们中国人民在面对灾害的时候，不用手足无措，不必祈求上帝，因为党和政府是足以让我们安心，值得让我们相信的守护神，是我们这个社会抗击大风大浪的定海神针。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是我今天想说的，今天想说的是在抗击疫情过程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说除了医生护士群体之外，每个群体甚至每个环节都暴露出了不少问题，不了解的领域我们也不做评价，今天就借地方政府官员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我们来聊聊官僚体制的问题。

一读史明智

聊官僚体制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本书——《中国政治思想史》。本书作者是吕思勉，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

此书原名《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是1935年吕思勉在上海光华大学的演讲，当时由其女儿吕翼仁记录。这只是一本七万字的小书，但简明扼要，很多观点新颖独到，富有启发。我认为此书最大的价值就是作者重点论述了官僚制度，几乎在每一讲当中都会讲到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贯穿本书始终的一个重点。这也是我收获最大的地方。

读此书的过程，不自然的会将其和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相对比，钱穆在书中选取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分别从政府组织、考试（选人）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四个方面对这五个朝代及附近的朝代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清晰明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改观甚至转向，都是从此钱穆而来，此书读后我用醍醐灌顶一词来形容对我的影响。可以说钱穆绝对是影响我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第二人，第一人是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些从初中开始就一直认真学习，持续到现在，让我受益匪浅。但也正因为学校教材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些意识形态的色彩，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之评价，有诸多偏颇。我是读了钱穆之后，让我在马克思主义之基础上，又重新认识中国，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也让我开始思考二者的结合。

二分封建制制度下的贵族统治

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无非就是马克思归纳总结过的这几种形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在原始社会，通过血缘关系、部落聚集，人群的规模较小，部落首领或者酋长掌握权力，还谈不上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组织方式基本都是氏族贵族统治和封建贵族统治，君主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戚或者官员，这些人在自己分封的土地上享有实质性的自治。这是一种化整为零的管理方式，因为政治形态不发达，管理能力有限，面对大面积的国土和居民，只能有这种方式来组织管理。

中国的周朝是典型代表，周天子共设七十一处封地，其中五十三处由他的亲戚治理，剩下的分给其他文武官员。这种方式到了后期带来了很多的弊端，封地发展壮大之后，不听君主号令，相互征伐，抢占领地，导致社会生灵涂炭，动荡不安。

三中央集权大一统下的官僚体系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用中央选拔任命的官僚代替世袭的贵族来统治广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选拔任用有能力的官僚来代替世袭的贵族进行统治，当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官僚体系也存在其固有的弊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僚，其所辖区域并非自己的封地，是帝王的私产而不是自己的私产，其职位又不可能像贵族一样世袭，所以官僚对地方的长治久安不会像贵族对自己的封地一样用心。

吕思勉在书中讲说官僚总是希望将自己的职责最小化，而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这是由人性所决定的。要防止官僚制的这一弊端，就必须要对官僚进行监督，所以官僚体制必须要配套督责体制。他认为必须以督责之术对付官僚阶级，以儒家宽仁之政对待人民。即严以察吏，宽以驭民。因为官僚阶级的利益是和人民相反的，要保护人民，其要义就在于约束官僚，使不能为民害，若放纵之，那就是纵百万虎狼于民间了。所以吕思勉书中提出国家办事，宜定一最大限度，不得超过，而这最大限度的设定，一是必要，二是监督所能及，不至非徒无益反生他害。也就是说国家要办事，就要依靠官僚，而用官僚就有弊病，所以除非必要，否则能不做就不做，如果确实有必要要做，那就必须要能够对办事官僚督察到位才行。所以他讲中国古代政治是能静而不能动的政治。

我们翻看史书确实可以发现，只有在王朝建立初期遇到励精图治的雄主，或者王朝中期出现可以驾驭官僚体系的雄主，才可以使得国家社会得到较大较快发展，否则承平日久，官僚体制犹如政治之癌，只会让这个王朝统治慢慢癌变，直至农民忍无可忍起来造反，王朝灭亡。一个朝代的灭亡看似是死于农民起义，但实则是死于官僚体系的癌变。所以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正所谓治国之本在于治官，吏治则民安，民安则国定。

但是是不是有了监督，官僚体系就万事大吉没有问题了呢？当然不是。问题依然存在，用吕思勉的话来说那会导致“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因为人是监督不尽的，随事而督导之，势将劳而不可遍。也就是说加强监督又会带来另一个后果，那就是督查体系里的官员会越来越多，而为民办事的官员越来越少。官员动辄得咎，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整个官僚体系就失去效率。

要解决这个问题，吕思勉提出来说：用人势必当慎辨其心术，以立心不同的人，其所作的事，虽看似相同，而实有其大不同。有一种人，用他去办事，是弊上加弊，另一种人，用他办事则是维持现状，德才兼备的人，很是少见。当然吕思勉对中国的古代政治总体来说是持一种较为悲观的论调，但这确实涉及到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官员的选拔。

如何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官僚，也是官僚体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本书论述不多，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从汉朝的孝廉察举制度，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再到唐朝开始一直贯穿到清朝的科举制度，钱穆还是给出了相对肯定的评价，认为这套制度基本可以贯彻中国人“选贤任能”的理念，选出的很多官僚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钱穆说：“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有且由唐到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补他们政党选举制之偏陷。”

但是古代天下是皇帝的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治国，却又必须依靠官僚，所以只能在官僚集团和人民之间取平衡，只能将官僚对平民的剥削控制在某一限度之内，只要不招致官逼民反，皇帝也要与官僚集团达成妥协，所以百姓的生活总归是受到官僚体系的剥削和压迫的。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官僚体系

1947年，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了国家的主人，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党中央也要求官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但是在实际运行的过程当中，残留的封建思想以及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使得很多官员腐化变质，忘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忘掉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想，开始变成官老爷，作威作福，渎职滥权。面对此等情景，毛主席又开始了其大民主实践，让人民起来监督官员、批判官员，但这在历史上也并无经验可循，并因各种原因失败了。之后改弦更张，放松了对官员的监督，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权钱交易渐多、腐败之风日盛。

十八大报告中罕见地警示腐败问题可能导致“亡党亡国”。随后，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力反腐，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2016年试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018年正式成立了监察委。2018年11月政治局以“中国历史上的吏治”为题，进行集体学习。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重点强调了要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制度，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由此我们看出，反贪污只是第一步，遏制住腐败势头之后，关键还是要加强治理能力建设。从湖北武汉官员在疫情中的表现来看，确实是承平日久，很多官员只会做太平官，例行公事还能应付，但遇到这种突发紧急事件，就都露出了马脚。这也如同吕思勉书中所讲中国政治上的弊病，在于官之无能，除例行公事之外，并不会办，而且还不能监督办例行公事的人，使之不作弊。这一点，不光我们看到了，党中央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要想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是不可或缺的组织保障。

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全党上下的重大决定和庄严承诺，但是现在中国，一提现代化，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西方化，现代化当然不等同于西方化。不过接下来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体系是什么样子。

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体系

前面我们讲到了贵族封建制和大一统的官僚体制的弊端，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官僚体系运行的又如何呢？可以说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一直是权力控制资本，控制着社会经济。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执行着重农抑商的政策，因为资本的剥削、兼并是社会混乱之源，这是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明白的道理。这一局面，直到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才得以翻盘。资本联合人民战胜了王权，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只有一条，那就是要确保资本控制权力，权力要为资本服务。为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出台了各种限制权力的法律制度安排，比如建立最小化政府，比如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等等。另一方面则创立了一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首先，这套意识形态极尽所能的丑化权力、丑化政府，曲解政治，将权力和政府描绘成是人类的罪恶之源。其次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来迷惑民众，将资本家描述成是和人民站在一起，与权力做斗争的英雄。通过这套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成功的将社会的主要矛盾引导、设定为民众与权力的矛盾，从而掩盖其真正的社会矛盾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扭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其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主张， “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在自由竞争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尽管“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但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再看“博爱”，“把世界范围内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的出来”。

但不管怎么说，资产阶级确实成功的控制了权力，豢养了权力，资产阶级并不需要官僚体系有所作为来促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不需要积极有为的政府，不需要运转高效的政府，因为赚钱的事都是他们亲自动手，所以政府内部负责经济、社会发展职能的部门很小，资产阶级通过金融机构，通过跨国公司来无限增殖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只需要保证权力在内部服务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所以圈养着庞大的警察和监狱体系，在外部服务于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的侵略和剥削，所维持着庞大的军事力量。

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并非是什么小政府、大社会，而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公司。资产阶级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将社会权利公司化，将公权力私有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政府“简政”但不“精兵”，因为政府部门是需要为老百姓承担公共职责的，资本家当然不愿意在老百姓身上花钱，所以政府部门很寒酸，普通的基层政府官员并不拥有什么样的权力，所以官僚体制的弊病自然少的多。

六总结

总结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社会资源已经被资本家私人瓜分，所有制度的核心就是保障资本控制权力，权力为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服务，而无需促进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可以将官僚体系最小化，也允许官僚体系的低效率运作。

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人民当家作主，必须由人民来控制权力，并利用资本来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所以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资本主义的政府体系，必须自己探索总结出我们自己的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但不管具体制度如何，其核心都应当是构建一系列制度，来保证人民（劳动）当家作主的地位，保证权（权力）为民所用，钱（资本）为民作用，重构劳动、资本、权力三者的关系，创造出全新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这也将是为整个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

—END—

相关阅读推荐

【文政经】金融改革，回归正道

【文政经】中国改革终于要碰触到核心之核心

← 返回文化政治经济学文章目录　|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