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之光：中华文明的回归与超越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2021-11-16 20:43

如何对待民营企业家的问题看似是一个小问题，实则涉及到了前面所述的理念价值层面的统一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统一），规范价值层面的改进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和实践价值层面的操作问题。只有系统化的重构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目前意识形态当中对民营企业的偏见，从观念上改变政府权力部门、银行金融机构、全社会老百姓，以及民营企业家自己对民营经济的认知，才会在实践中真正的去除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无处不在的玻璃门。

有机的融合儒释道马，中华文明也将再次升级，重构升级后的中华文明将以“与命与仁”为终极关怀，以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理想为理念价值，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规范价值，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实用价值，组成完整自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

至此，此书的内篇，通过介绍人类文明在东西方社会的演化过程，重点指出了中华文明在目前阶段应该在理念价值层面实现对中华传统的回归问题，在接下来的外篇当中，我将详细介绍如何在实用价值层面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wushikong357），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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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伟大复兴来引领全国各族人民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儒家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当中的君子，指的是“士大夫”，小人指的是“老百姓”。这句话清楚地反映了自古以来儒家对于义利的态度，同时也深刻的表明了儒家对于人性的深刻认知。士大夫阶层，要治理社会，自身要成为楷模，必须重义轻利，但是对老百姓不能有那么高的道德要求，还是要让他们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追求个人的利益和家庭的温饱，当然在此之后必须注重教化，不断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平。这和管子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一个道理，都是在讲国家首先要富民，富民之后要教化和引导。

面对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和血腥侵略，很多商人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公司制度，创办和发展了中国的近代工商业，而且还通过承继中国儒家伦理逐渐形成了以“强国”为核心理念的儒商伦理。近代儒商伦理秉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世界观，以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规范为其内核，以“实业救国”、“实业强国”为追求，将经营工商业视同治家、治国的大事，并不强调金钱利益至上和个人主义的原则，比如清末民初的实业家张謇是“商才士魂”的典范。2020年7月21日，总书记曾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谈起张謇，称他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时隔三个多月，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介绍展陈，他再一次肯定张謇为企业家实业救国、造福桑梓的典范。

受意识形态以及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新中国之后对民族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又开始鼓励发展民营工商业。企业家站到了舞台的中央，成为整合社会资源，创造社会价值的核心。这些企业家的精神动力是什么？西方专门创造了一个词叫“企业家精神”，其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合作精神、学习精神、冒险精神、诚信精神等等，都算作企业家精神。但在古代没有企业，没有企业家的时候，社会发展靠的又是什么精神呢？在中国我们说那会儿叫“士大夫精神”，士大夫精神内核可以用张载的“横渠四句”来表达，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再往前追溯，那就是万经之首的《易经》所讲到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这一“自强不息”的精神，开创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这种精神，既是大自然造物主孕育的强悍的百折不挠的生命意志的自我张扬，也是中华民族后天形成的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中国当代优秀的企业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合作、创新、敬业的企业家精神，就是对中华古老文明精神内核的继承和发扬，是当今社会最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

从建国到社会主义改造，从文革到改革，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公有制的有益补充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华民族仍处于巨大的历史转型期，转型期所引起的巨大的社会思潮转变，终究是有一个渐进甚至反复的过程。虽然党中央用三个代表理论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入党问题，从制度层面肯定了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也一再表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且专门下文要求保护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表示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遗憾的是，当今中国落入了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人为的将“公”与“私”作为划分企业的主要标准，人为的制造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立，在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存在对民营企业家的偏见，在实践中确实存在行政权力侵犯企业家权益的事情发生。另一方面只要是涉及到民营企业的司法问题，都容易被部分媒体和学者上升到公私对立的层面，大肆宣扬，这导致民营企业家还存在普遍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由此带来巨大的心理暗示作用和巨大的社会成本。我们国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企业家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深刻的影响着企业家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影响着中国民营经济的稳定、长远的发展。如果理论上不能彻底解决民营企业的定位问题，则实践中民营企业家也会无所适从。

如何对待民营企业家的问题看似是一个小问题，实则涉及到了前面所述的理念价值层面的统一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统一），规范价值层面的改进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和实践价值层面的操作问题。只有系统化的重构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目前意识形态当中对民营企业的偏见，从观念上改变政府权力部门、银行金融机构、全社会老百姓，以及民营企业家自己对民营经济的认知，才会在实践中真正的去除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无处不在的玻璃门。

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新的智慧和理论来破解意识形态禁锢和话语体系的不足，另一方面更需要在实践中先行一步，创造新的外部环境以及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因为新的社会理论突破往往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来源于新的社会实践。混合所有制的实践，将为我们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问题提供突破口，在本书后面的部分，会进行重点论述。

钱穆老先生说“制度和人事，二者不可偏废”，一方面要加强文化价值体系的理论研究，并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市场主体的权力义务从外部进行界定，加强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让市场主体、市场行为有法可依，减少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另一方面，法也是靠人来定，事还是由人来做，要重视对市场主体的价值和行为引导。我们今后的社会，依然要弘扬“致富光荣”的理念，但是不要忘记在富起来的人民当中加强道德修养的提升，抵制西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重构理念价值之后，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战企业家、大众以及海外同胞，倡导“商才士魂”，引导中国企业家以“儒商”为追求，建立正确的义利观，自觉履行的社会责任，培养企业家国家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让企业家们在慈善、扶贫、环保等各项公益事业中发挥作用，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党中央国务院在2017年9月8日出台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积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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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之光：中华文明的回归与超越

如上文所讲，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让我们在规范价值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中国化；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三代领导集体的持续努力，让我们在实用价值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理论的中国化；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如果可以在理念价值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认同和终极信仰方面的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在实用价值、规范价值和理念价值层面都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有机的融合衔接，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民族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统一到“中国梦”，统一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现了历史的和现实的融合，才是彻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儒家传统在精神内核上十分契合，就其终极的理想境界而言，马克思主义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儒家传统是要实现大同社会，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的差别在于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无可行的实现路径，儒家无法用个人的“修”“齐”，实现天下的“治”“平”，无法仅用个人的道德追求推进社会历史的进步，这就使得儒家的“大同社会”，只是一个存在于中国人心中的“应然世界”，一个美好的“乌托邦”。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儒家思想在由“内圣”向“外王”转换中理性主义很不彻底，儒家的“内圣”开不出经济繁荣、政治民主与社会和谐的“外王”，因为由“内圣”——价值理性到“外王”的转化，需要工具理性才能达到。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就是儒家思想为中国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理念价值和维护社会安定的规范价值，但在指导社会经济进步的实用价值一直较为保守。马克思主义则揭示了一条实现理想社会的科学道路，将“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之所长，为中国提供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所需要的规范价值体系和经济发展的实用价值体系，儒释道的“内圣”中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就能够开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外王”，中国才能够借此实现民族独立、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转型，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庇佑支撑中华民族实现长久和谐发展。另一方面，要用儒家终极关怀之所长，完善马克思在理念价值方面之所短，将“共产主义”理想转化成更为中国人民所容易理解和亲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和中国传统口口相传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使其彻底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庞大的群众基础和持久的生命力。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华文明在吸纳、包容了佛教之后，再次将外来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重构中华文明的方式，彻底融入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有机的融合儒释道马，中华文明也将再次升级，重构升级后的中华文明将以“与命与仁”为终极关怀，以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理想为理念价值，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规范价值，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实用价值，组成完整自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

新的中华文明价值体系，既在理念价值层面实现了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回归，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本色，又将在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层面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顺利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而且又因为这种转型是在中华文明理念价值的规范之下，可以避免和克服西式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弊病与危机。

重构后的中华文明，将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既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又蕴含着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

至此，此书的内篇，除了第三章，已经全部更新连载完成。

内篇通过梳理西方社会历史，分析了其文明产生、演化的过程，从而得出了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而利用这一框架又梳理分析了中华文明的产生和演化过程，意在指出中华文明今后的演化重构方向，内篇重点介绍了在目前阶段应该在理念价值层面实现对中华传统的回归。

在接下来的外篇当中，我主要是详细介绍如何在实用价值层面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问题，而超越的关键是在金融和科技。建议感兴趣的朋友从头读起，读完想要交流的可以加我的微信（wushikong357），我拉大家入群，可以在我建立的“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院”的群里一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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