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什么意思？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2021-12-12 11:01

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肯定，也对明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其中两个提法是符合我一贯的观点，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

一个是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会议通稿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一个是关于“共同富裕”。

会议通稿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要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今天先说第一个，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问题。

2021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对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做出部署，我们也看到了对大型互联网平台利用资本无序扩张的限制，对资本在K12教育领域的限制，但是目前这些限制很多都是直接利用行政的手段或者法律的手段，这些手段直接、有效，但是也会有后遗症，并非最佳方式。

说实话，这是一个之前理论界和媒体都不太敢去碰及的话题，2017年我写了篇文章，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已经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对待资本的问题，基本讲清楚。今天看来，中央已经开始部属，当年的预见，都是对的。

今天，再把这篇文章转发过来，可以让大家了解政策背后的逻辑，也就可以预判今后的政策走向。

一*金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20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已经建立起了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和贸易，他们对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封锁和敌对的态度，并且随时可能发动军事侵略，国际社会依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富国强军，就不得不接受资本逻辑，发展市场经济，融入国际体系。

马克思曾经说过：像东方国家这些尚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则是实现这种跨越的绝对前提，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最值得借鉴的“肯定成果”，所以不管是从建国后求生存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目前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来说，发展市场经济都是一条必经之路。

市场经济只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化组织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同样都能够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根据韩毓海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他认为《资本论》第一卷讲资本的生产，主要研究商品，第二卷讲资本的流通，主要研究货币，第三卷讲信用与虚拟经济，主要研究金融。资本生产的场所是工厂，资本流通的场所是市场，信用发生的场所是金融机构。“信用与虚拟经济”支配着资本的生产与流通，金融才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神经中枢”和“大脑”，马克思认为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基础。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不应是关于商品生产的市场经济，而应当是支配着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的金融体制。

二*国家必须驾驭资本*

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靠的是资本逻辑下的优胜劣汰。资本无所谓道德，它就是一头天生可以自我繁衍追求自我增值的怪兽，资本逻辑就是要求自身增值，必须无限扩张。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再是为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资本增值，生产完全是在为资本增值服务。而当产业资本演化成金融资本之后，资本已经不再进入生产环节，而直接追求资本增值。金融资本是资本运动的最纯粹、最充分和最高级的形式，它集中体现了资本的灵魂和奥妙，即摆脱一切时间和空间、物质和精神、生产和流通和限制，用钱来生钱（马克思讲的货币循环Ｇ—Ｇ′）。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取代了制造业（工业）资本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形式。同时资本也天然的要求集中，资本增值的过程也是一个大资本吞并小资本，是一个财富不断集中的过程。

资本的这些特性显然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社会生产是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相符的。首先人民的美好生活是需要使用价值而非价值来满足，所以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资本应当是创造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而非仅仅是价值增值，也就是说资本必须要进入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创造使用价值，而不能是钱炒钱的空转，资本必须是产业资本而不能是金融资本，不能脱实向虚。其次，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发展成果，而不能是资本集中后的少数人享有发展成果。

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这个矛盾的解决办法就是，必须由国家来驾驭资本，由国家来给资本套上缰绳，驾驭资本这头怪兽。社会主义国家要驾驭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驾驭资本也不是要求资本的所有权都归国家所有，并不是要消灭私有制。相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依然可以按照其本性发挥作用，只不过必须由国家代表人民来控制，确保其形成、分配以及使用都是为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私人服务，要让资本如臂使指，如水灌田，如血润身，服务好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三*国家通过控制“金融”来驾驭资本*

资本不会一直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它大多数时间是以零散资金的形式存在于每个家庭和企事业单位，是每个家庭和企事业单位的私人财富，是私人产权。分散的居民财富只有通过一定方式聚集起来形成一定规模，足够进行价值增值活动并投入到价值增殖活动中去的时候才叫“资本”。这就像国家的军队，实质是由各个家庭里的适龄青年构成，这些人平时是散落在各地的普通家庭成员、社会成员，当国家要征兵打仗的时候，众多平民身份的“个人”才被组织起来变成大规模的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征战沙场。

征兵的权力只能由国家掌握，才能确保军队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样汇聚资本的权力也只能由国家掌握，才能确保资本是为国家服务。征兵靠的是国家行政权力，而资本的汇聚形成依靠的则是“金融”。金融的本质就是用各种方式将分散小额的资金归集起来，变成大额资金（资本）进行社会投资。金融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配合的制度安排，在小农经济、小手工业经济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金融的，但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金融将是一国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一国最核心的经济权力。

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机构主要是由私人掌握，所以汇聚起来的巨额资本也主要由私人决定其使用，当然巨额资本所带来的巨额收益也由私人享有。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机构应当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所有，汇聚起来的巨额资本也应当为人民使用和服务，带来的收益也理应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允许民营金融机构存在，作为国有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但是必须要将其置于国家的严格监管之下，切不可存在监管盲区，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在金融自由化的思潮下放松金融监管带来的恶果。

可以说金融由谁控制、汇聚起来的资本由谁掌握和使用，带来的收益由谁分享，这才是目前阶段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最根本判断标准。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不仅不应该消灭私有制而且还要保护私有制，但是国家却必须像牢牢抓住对军队的控制权一样牢牢抓住对金融的主导权和控制权，确保军队是人民的军队，金融是人民的金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国的现有财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私人服务。国家拥有强大、高效的金融体系，就像拥有一只强大、高效的部队一样，对内可以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对外可以抵御金融风险，防止国际资本的经济侵略，打赢“货币战争”。

只要牢牢把握住国家通过控制“金融”进而驾驭、利用资本这一关键，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尽情的让资本发挥作用，资本发挥作用越充分，对我们的国家建设越有利，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有利。古代是国家通过控制工商业来保证农业的顺利生产，以此保证经济基础不被瓦解，社会秩序不被冲击。现阶段国家要通过控制金融，来保证其为实体经济服务，以此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只要国家代表人民用好了金融，就可以理顺市场经济与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重构我们的中华文明体系。

本文节选自2017年11月出版的《新三板改变中国》，如果你读懂了上面这篇文章，就知道这绝不是一本只讲新三板的书，此书对我国的资本市场，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变革，也做了预见性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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