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路和逻辑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7-08 21:00

十九大之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要有配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与之对应。

现阶段，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金融、重新定义金融，用政治经济学的理念来指导中国当前和今后的金融体系改革，尤为迫切也尤为重要。

所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改革中国之前过度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必须扭转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主仆关系，打破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对西方金融学的迷信，走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创建社会主义的金融理论，重申国家控制金融，人民金融为人民的原则，重新构建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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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上从计划向市场转变，提升效率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快速发展的秘密是什么？有人说靠勤劳，靠智慧，没错。有人说靠科技，靠互联网，也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互联网也是生产力之范畴。还有人说靠制度、法治，也对，这是生产关系范畴的答案。人类社会活动，无非是围绕着个人以及人类社会的需求本身，利用一定的组织方式，将资金、原材料、技术、劳动力（人）这些资源、要素进行排列组合，然后发生反应的过程。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都可以归结为人类欲望（追求）被满足的历史，也都是资金、原材料、技术以及劳动力各种排列组合的历史。近代社会取得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技术革命导致了生产力（劳动效率）的快速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技术、劳动力这些要素可以更加快速的自由流动，排列组合，也就是社会资源可以更加优化的配置。能够促进这些要素快速自由组合的制度、适应以及保护这些要素可以自由组合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就是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好制度。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取消了商品市场的计划管制，让原材料和商品可以自由流动，设立了《劳动合同法》，偏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让劳动力可以自由的流动，加入WTO进入了全球劳动分工体系，让商品、劳动力可以在全球自由贸易，这些都是在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组合，中国经济就是在这些要素不断投入市场，不断通过市场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增长。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市场不是产品市场，也不是人力市场，而是调配资本的市场。我国目前最大的资源是建国后积累起来的财富、资本，有了资本就可以获得其他几类资源，所以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资本的配置方式是否有效率，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其他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决定了社会的整体生产效率。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当时社会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够透彻，2016年我曾撰文写过要让市场在配置商品和劳动力的时候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外，也应该通过改革金融体系，让金融资本的配置由“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让市场在配置资本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018年7月3日刘鹤领衔的新一届金融稳定委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中提到了“发挥好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第一次见到国家部委将这句话专门用在“金融领域”，如果这一原则能够在金融领域贯彻实施，我们此次深化改革才算是碰触到了真正的核心，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

2019年11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意见》指出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下坚实制度基础。

所以未来中国金融资本的配置在微观领域也应该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让市场在资本的配置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把资本市场建设成为真正的市场化、法治化的可以高效配置资本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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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证公平

金融资本微观操作上必须以市场化配置，这个毋庸置疑，也是改革方向，但是别忘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连在一起，密不可分的。那在金融资本的配置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在哪里呢？我认为那就是金融资本配置在宏观上还要贯穿政府意志，最主要的就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根本的是要让人民获得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就掌握分配的主动权，让人民都能获得生产资料，那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提高。可能有人会说让人民都直接拥有生产资料操作上不可行，以前生产资料以实物形式存在的情况下，确实不太可行。但是现在生产资料主要是以资金的形式存在，就完全可行。在我们国家，中小企业完全可以成为人民（劳动者）联合起来的经营体，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如果中小民营企业都能够顺利的获得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可以跟国有企业一样顺利的获得资金，即“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那他们就可以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自己为自己创造财富。这些思想理念，已经正在逐步地转化为政策实践。

2005年，联合国最早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是指“一个能够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发展普惠金融”提升为国家战略，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要建立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求国有银行当好普惠金融的领头雁。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10月14日举行的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首次对国企“竞争中性”原则表态道，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2018年10月19日刘鹤副总理在接受三家央媒联合采访时指出，指出“有些机构业务个人认为，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是安全的，但给民营企业贷款政治上有风险”，批评那些为了所谓“个人安全”、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行为“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很大问题，强调“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民营企业，要强调四个“必须”：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当前面临的暂时困难、必须进一步深化研究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必须提高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自身能力等。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中要求：“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近年来，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任务不断加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2020年增速任务提高到40%，2021年则在2020年基础上再增长30%。并且明确以上任务对应的执行者为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大行。2021年1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指出：“要把握好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金融机构要不断提升能力，做到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真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关键核心不在于中央通过扶贫、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二次分配，也不在于一次分配当中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关键和核心是提高人民在劳动资料使用权方面的比重，也就是提高劳动主体在获取金融资源金融服务方面的比重。如何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实质是解决如何让人民平等地获得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进而获得收益权。这就要求金融资本的配置在宏观上必须向中小民营企业倾斜，必须要有与其规模体量贡献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也就必须有为之服务的金融机构。在具体微观操作层面，又必须发挥市场和政策性金融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银行的普惠金融、资本市场的新三板市场，财政的产业引导基金等方式，让资本的配置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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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上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科创

前文讲过工业革命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中部，到19世纪40年代结束，经历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工业革命就是机器替代人工，以及工厂化、规模化的大生产替代手工作坊生产的一个过程。欧美发达国家是那个时间完成工业革命，然后又用了近200年，创造了今天这个物质极大富足的现代社会，发展出了西方现代文明。西方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后，就开始用他们的坚船利炮向我们发动了鸦片战争，由此开启了我们屈辱抗争的百年近代史。

帝国主义侵略是想要把我们变成他们的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我们何谈发展经济，只有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成立新中国，才具备了发展经济的条件，才开始了我们自己工业革命的进程，以机器替代人工，以规模化的工厂大生产替代手工作坊。这个进程一直持续到2000年才算结束，也就是说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到2000年前都处在工业革命时期，比西方晚了至少200年。中国完成工业革命后，被西方世界吸纳进WTO，加入到被西方发达国家掌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这段时间，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对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工业化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严重，行业产能过剩，企业毛利润降低等问题，甚至引来了西方的反倾销和贸易制裁，这就倒逼我们必须依靠创新引领发展，实现从低端制造业向战略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个升级的过程并不容易，虽然前一阶段我们用了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但是核心技术你是换不来，也买不来的，西方国家不会轻易把高端技术转让给中国，他们希望的就是中国永远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成为他们的加工厂。这一点从芯片事件，以及华为和联想发展路径的对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必须要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而创新即意味着风险，需要持续稳定的资本投入。高科技产业的资本投入主要靠两种方式：一种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支出，这个我们国家一直在做，每年国家财政给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补贴金额有大几千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3到2018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分别为6184.9亿元、6454.5亿元、7005.8亿元、7760.7亿元、8383.6亿元和9518.2亿元，分别较其上年增长10.4%、4.4%、8.5%、10.8%、8%和13.5%，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41%、4.25%、3.98%、4.13%、4.13%和4.31%；第二种是靠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美国是这方面的代表，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就是靠硅谷的科技创新，以及纳斯达克这个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风险投资的支持，这是我们的短板。

中国的产业政策有没有效果？张维迎跟林毅夫有过公开的辩论，虽然两人是鸡同鸭讲，没有分出胜负，但是美国人却用行动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中国的产业政策当然有效，要不然美国也不会公开抵制我们的2025计划，我们2025计划就是要用国家财政补贴这些高新技术产业。但是财政补贴也有它的缺点，那就是资金配置的效率低，存在寻租、骗补、暗箱操作等行为。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国家的风险投资体系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资本市场建设了近三十年了，不但没有形成支持创新发展的机制，反而扭曲了整个社会的资产评估体系，成为制约我们这个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的瓶颈。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二次研究与实验发展资源清查，全国研究机构数为44891个，其中企业科研机构33840个，占我国科研机构总数的75%，集中了全国69%的科研人员，预计2019年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将达到21842.5亿元。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7.4%、13.7%和7.4%。[1]我国的科研主体正在从独立科研院所向企业进行战略迁移，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与生产的主力军。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调结构，一方面要向中小企业倾斜，另一方面要向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倾斜，让资本市场成为扶持中国战略型新兴产业升级的加速器。资本市场的改革一方面可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另外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可以改善我国的科研体系的结构，让更多的科技型、创新型企业上市，就可以让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到上市公司的科研机构当中去，直接服务于产业升级，这样既提高了研发效率，又减轻了国家财政压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第一生产关系，二者完全可以统一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当中。政府应当通过优化“反向挂钩”、税收、差异化监管等政策和退出机制，积极培育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早期投资力量，探索完善投贷联动机制，加强对科技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完善各层次资本市场之间更顺畅的转板机制，促进上市资源有效流动，不断提升资本市场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功能和定价能力。

[1]中研产业研究院：《2020-2025年中国科技中介行业全景调研与发展战略研究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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