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经济学(文明结构论) Civilization Structure Theory · 张可亮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原则和方向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7-07 15:02

十九大之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要有配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与之对应。

现阶段,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金融、重新定义金融,用政治经济学的理念来指导中国当前和今后的金融体系改革,尤为迫切也尤为重要。

所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改革中国之前过度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必须扭转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主仆关系,打破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对西方金融学的迷信,走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创建社会主义的金融理论,重申国家控制金融,人民金融为人民的原则,重新构建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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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人民金融为人民的原则

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靠的是资本逻辑下的优胜劣汰。资本无所谓道德,它就是一头天生可以自我繁衍、追求自我增值的怪兽,资本逻辑就是要求自身增值,必须无限扩张。纯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再是为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资本增值,生产完全是在为资本增值服务。而当产业资本演化成金融资本之后,资本已经不再进入生产环节,而直接追求资本增值。金融资本是资本运动的最纯粹、最充分和最高级的形式,它集中体现了资本的灵魂和奥妙,即摆脱一切时间和空间、物质和精神、生产和流通的限制,用钱来生钱(马克思讲的货币循环G…G′)。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取代了制造业(工业)资本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形式。同时资本也天然地要求集中,资本增值的过程也是一个大资本吞并小资本,是一个财富不断集中的过程。

资本的这些特性显然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社会生产是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完全吻合。首先人民的美好生活是需要使用价值而非价值来满足,所以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资本应当是为人民创造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而非仅仅是价值自身的增值,也就是说资本必须要进入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创造产品和服务(使用价值),而不能是钱炒钱的空转,资本必须是产业资本而不能是金融资本,不能脱实向虚。其次,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发展成果,而不能是资本集中后的少数人享有发展成果。

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这个矛盾的解决办法就是,必须由国家来驾驭资本,由国家来给资本套上缰绳,驾驭资本这头怪兽。社会主义国家要驾驭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驾驭资本也不是要求资本的所有权都归国家所有,并不是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要通过国家控制金融体系,进而驾驭资本。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机构主要是由私人掌握,所以汇聚起来的巨额资本也主要由私人决定其使用,当然巨额资本所带来的巨额收益也由私人享有。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机构应当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所有,汇聚起来的巨额资本也应当为人民使用和服务,带来的收益也理应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允许民营金融机构存在,作为国有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但是必须要将其置于国家的严格监管之下,切不可存在监管盲区,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在金融自由化的思潮下放松金融监管带来的恶果。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不仅不应该消灭私有制而且还要保护私有制,但是国家却必须像牢牢抓住对军队的控制权一样牢牢抓住对金融的主导权和控制权,确保军队是人们的军队,金融是人民的金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国的现有财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私人服务。

前期我们国家经济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一直误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进行研究,忽视了金融才是问题的关键,放松了国家对金融的控制。前些年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包括资本市场的发展几乎是被西方观念所主导,丝毫没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子。在西方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的影响下,金融体系过度商业化、过度自由化,银行体系在配置生产资料(资金)方面,存在内部人控制、效率低下的问题,管家成了东家,形成了独立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金融资本,让资本犹如脱缰怪兽,先是榨干实体经济,而后脱实入虚,制造资本泡沫,在资本市场赤裸裸的收割,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埋下了巨大的金融隐患。

十九大之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要有配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与之对应。现阶段,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金融、重新定义金融,用政治经济学的理念来指导中国当前和今后的金融体系改革,尤为迫切也尤为重要。所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改革中国之前过度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必须扭转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主仆关系,打破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对西方金融学的迷信,走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创建社会主义的金融理论,重申国家控制金融,人民金融为人民的原则,重新构建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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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之前我们讲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与金融机构金融资源掌握在私人手里之间的矛盾。可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整个经济已经金融化、实体经济空心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金融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掌握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割与反收割的矛盾。金融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凭借不合理的金融和贸易制度而存活的方式注定是无法长久的,一方面在国际上会遇到发展中国家的反抗和抵制,另一方面在国内会造成极端的贫富分化,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华尔街金融大鳄富可敌国,可美国大量的产业工人却濒临破产,不断的进行各种游行、示威、暴动。

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不存在生产的社会化与金融机构金融资源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分配方式和分配效率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对于国家直接掌握的部分物质形态存在的生产资料,归国资委管理,由国有企业具体运营,但是国企也存在内部人控制,计划色彩比较浓厚,分配效率不高,使用不合理甚至资源错配的问题。

资金是生产资料的主要表现形式,我们依然是国家掌控金融体系,进而掌控全社会资金(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这个矛盾也就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与金融机构在配置金融资本的效率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本,那么如何公平、合理、高效的分配、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就涉及到了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设计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不是体现在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一定是体现在金融制度如何设计,金融体系由谁控制,金融收益由谁分享。

前期在西方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的影响下,金融体系过度商业化、过度自由化,导致我国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化的倾向,一方面实体经济得不到有效的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却又大量的资金在金融市场炒作、空转,资金“脱实向虚”严重。针对这种局面,国家在2017年7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业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同志在会议上明确指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措施。”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我国金融业占GDP比重持续上升、金融行业资金回报率与实业回报率差距增大、资本过渡追逐表外利润、社会融资信贷结构性问题突出、实业经营困难、社会资金脱实向虚等问题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对金融业经营发展的拨乱反正。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的核心任务都是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机构只有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才能夯实发展根基,获得发展机会。一旦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金融体系的自我循环和自我膨胀不仅会导致产业空心化等经济问题,还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金融体系也会变成“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最终导致系统性金融崩溃,引发社会危机。让金融体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扭转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主仆关系,必然也必须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和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

资本的组织权在国家,使用权在企业,整体收益权应该归全体人民。为了充分的利用资本,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满足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必须建立强大高效的金融体系。那么国家应当如何组建强大高效的金融体系,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又该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保证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让全体国民共享,保证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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