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金融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6-22 21:53

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后，不可避免的就要承受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爆发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波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现在主要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由其固有矛盾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球经济都处于低迷状态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一枝独秀，要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要分析的是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而不是我国的经济周期。

现代金融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已经转化为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关系问题。现代社会，金融体系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金融体系的归属与设置是一国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它决定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成果如何分配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地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是因为现行的金融体系不能匹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充分，是金融资本配置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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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

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下行期，并且将长期保持L型形态，几乎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对于成因，经济学家们有不同的解读，有说是周期性的，有说是结构性的。本书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下行，既是周期性的也是结构性的，不过本书所说的周期性和结构性与其他经济学家们说的周期性和结构性不同。

我说的周期性的指的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而不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经过13年的艰苦谈判，中国自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中国开始深度融入了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分工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这个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全球经济价值链中，作为世界工厂，我们通过参与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生产产品供应全世界，产能迅速扩张，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力得以快速提升，中国经济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使我们发展出来的可以供给全球的巨大产能与全球尤其是欧美西方国家因金融危机而日渐萎缩的消费能力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同时，面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西方开始改变游戏规则，利用其掌握的国际金融体系和雄厚的资本优势，操纵大宗商品价格，操纵汇率，将我们物美价廉的产品定义为倾销，致使我国出口严重受阻，这是今天各个行业的产能过剩，我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后，不可避免的就要承受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爆发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波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现在主要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由其固有矛盾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球经济都处于低迷状态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一枝独秀，要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要分析的是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而不是我国的经济周期。

我们党和政府虽然在开始之初就看到了这个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这些年一方面想方设法扩大内需，比如为了消化制造业的产能，我们推行家电下乡、以旧换新，为了消化钢铁水泥的产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启用房地产市场，积累了大量库存，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矛盾，不得已，继续搞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这一切的种种，都是为了消化我们的巨大产能。另一方面也一直试图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从传统落后产能升级为战略新兴产业。但船大不好调头，一方面国际上旧的政治经济秩序的阻力非常巨大，另一方面我们内部有着非常严重的路径依赖，巨大的产能来自于金融体系的支持，中国金融体系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把资金都投在了这些过剩产能，所以也根本没有余力再去支撑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发展。

很多人说中国的经济下行是结构性的原因，是传统落后产能与战略新型产能之间的结构失衡，或者说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结构失衡，这只是看到了表象，而未看到根源，真正的根源是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这些年我国金融业跟随美国的步伐，过度商业化，过度自由化，造成竞争同质化，经营简单化，内部人控制，已经形成了过度膨胀的具有自身利益的“金融资本”，同时因为产业利润降低，大量的产业资本也演化为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实体经济沦落为金融资本的宿主。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认为：从宏观层面看，金融“脱实向虚”主要表现为“三个背离”：

第一，金融增长与实体经济增长的背离。在我国经济总体下行的情况下，三大产业增速均出现下滑，其中第二产业增速下滑幅度最大，对现价GDP贡献率自2010年的46.4%下降至2017年第二季度的40.1%。而与之对比的是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快速增长，对现价GDP贡献率自2010年的44.1%上升至2017年第二季度的54.1%。[1]

第二，货币与经济运行背离。自2012年以来，我国的货币存量增速与经济增速呈现背离趋势，货币存量持续加大，而经济增速却处于放缓态势。货币超发并没有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2017年底，中国的M2与GDP之比达到了210%，居全球第3位，仅次于黎巴嫩和日本。同期，中国银行总资产达到252万亿，相当于GDP的304.70%，居全球领先地位，而日本的银行资产与GDP之比为165.50%，德国为96.60%，英国为134.70%，美国为60.20%。[2]

第三，金融资产收益与实体经济利润背离。资金“脱实向虚”的根本矛盾在于投资金融资产的收益率过度背离了投资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一方面，自2012年以来，金融自由化推动了一轮金融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收入降低，以及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实体经济利润下降明显。2017年1-8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平均利润率为6.13%[3]，收益率不高且实现投资回报的周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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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金融

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问题是外部原因，但是其根源是国际金融资本利用其掌握的金融秩序和金融资本对我们进行收割和打压，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是内部原因，但其根源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我国金融业开始脱实向虚，经济开始金融化。

要解决我们面临的内外这两个矛盾，策略也有两个：

一个策略是继续为巨大的产能寻找需求。对外，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继续对外输出产能、产能合作，只不过合作的对象换成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对内，中央提出了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重点做强国内市场，发展和提升国内需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另一个策略是深化体制改革，其中主要是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对中国之前各个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过度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纠偏，建立起强大有效的金融体系，一方面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一方面要有效地抵制国际金融资本的入侵，防范金融风险。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积累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容忽视，必须解决。但解决问题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还是要用马列哲学教给我们的矛盾论：分清主次矛盾，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不能让次要矛盾干扰和破坏主要矛盾的解决。周期性是外因，是次要矛盾，解决周期性问题只能治标，结构性问题才是内因，才是关键，才是主要矛盾，只有解决了内因，才能治本。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金融，所以在中国单纯靠推行经济政策改革来解决经济问题，是个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只有大力推行金融制度改革，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前文已经说过，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已经转化为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关系问题。现代社会，金融体系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金融体系的归属与设置是一国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它决定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成果如何分配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地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是因为现行的金融体系不能匹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充分，是金融资本配置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造成的。

欢迎关注公众号，下一章就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中国的实体经济和中国金融体系的匹配、适应问题。

[1]张云东等著：《新时代下的中国金融使命》，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24页。

[2]《径山报告》课题组：《中国金融改革路线图》，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4页。

[3]张云东等著：《新时代下的中国金融使命》，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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