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要走入“新经学时代”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4-08-24 20:51

本文是为翟玉忠、付金财两位老师《中国人的政治教科书〈今文尚书〉》新书发布会准备的发言稿，翟老师没给命题，让我随便说。

借这个机会，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用传统经学的话语体系，讲一讲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以此呼应翟老师正在做的“大六经”工程。

中国的经与西方基督教的经不一样…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为意识形态，中国进入了以马为经的新经学时代…

前三十年：马经马子、马体马用时代。

后三十年：马经西子、马体西用时代。

美国就是在新教指引下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国家，大部分美国民众依然保持着新教信仰，古老的基督教信仰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最现代最发达的国家，反而是他们发展的精神动力…

我理解的“经”

具象化来说是：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

抽象化来说是：经学被视为常道、常法，是一个民族立命之本。

刘熙《释名》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文心雕龙·宗经篇》亦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熊十力称：“经者常道也。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变改，故曰常道。”（《读经示要》）

李源澄称：“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董生言‘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经为明道之书，故经学为万古不变之道，故吾以为以常法释经学，最为得当。”（《经学通论》）

《白虎通·五经篇》所言：“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上面是中国传统语境的解释，下面我用文化政治经济学做个解读：

中国的经，具象来说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的文本，就是类似等同于基督教中《圣经》犹太教中的《旧约》《塔木德》，伊斯兰教中的《古兰经》。

抽象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体系。熟悉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就知道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包含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三个层次。理念价值的核心是终极关怀（类似宗教信仰），规范价值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实用价值的核心是科技和经济理论。

“经”对于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社会对于物质世界需要通过统一的度量衡，丁是丁卯是卯，要求真，社会对于人与人的交往，也是需要统一的价值标准，分辨是非善恶，要求善，人类要友爱而不是残杀，人类文明才能走下去。有统一的价值标准才能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减少冲突维持秩序。“经”就是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标准，成为一个社会共同遵守的准则。

人类社会从原始部落开始到同姓封建，再到大一统的国家成型，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思想文化上经历了早期的神魔主义，再到理论化体系化的宗教信仰，再到宗教改革。一个社会必须有一个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社会才会稳定才能存续。

中国的经与西方基督教的经不一样。

西方的“经”只是理念价值，不包含规范价值。基督教的圣经只有信仰，死后可以上天堂，而没有社会制度规范，活着的时候就是赎罪。

中国的经，包含社会价值体系的前两部分，即理念价值（信仰）和规范价值（社会制度组织规范）。中国的经以儒家经典为主，儒家思想既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又是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儒家是包含心性儒家（仁）和政治儒家（礼），心性儒家是信仰，政治儒家就是社会制度规范，二者本就是一体化的，而且有着自洽的逻辑关系的。

中华文明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断，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是最先进完整的价值体系，它让个人有信仰，让社会有友爱、有组织、有秩序。自秦汉开始，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互为补充，成为了主导中华文明的文化、政治理念，中国社会形成了稳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如吴育林所说：“它不像埃及文化因不同时期的外族侵入而不断外部化——希腊化、罗马化和伊斯兰化；也没有像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的入侵而雅利安化；更不像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的南侵而中断以至完全转型。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过因裂断而出现空白，甚至跳跃。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真正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忧外患、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等为难情况下，它仍能保持整体上的统一和完整，沧海桑田的时空穿越、物是人非的时代变迁，历史延续至今，它能基本保持原容内质，呈现出深厚的悠远和高度的统一性特征。”[1]

这是从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经》“经”，或者说定义“经”。

我理解的“经学时代”

有“经”的时代和“经学时代”是两回事。

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有“经”，但从汉武帝开始才进入经学时代。区分是什么？那就是“经”获得官方的认定。

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下令，禁止除基督教以外其他一切宗教的活动，所有罗马帝国的臣民都要“遵守使徒彼得所交与罗马人的信仰”。这一命令使得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合法宗教，并赋予了罗马主教较高的权力。公元391、392年，狄奥多西一世接连下令关闭一切异教活动场所，基督教由此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官方的意识形态，标志着西方进入了“经学时代”。

西罗马灭亡之后，虽然基督教获得了独立的身份，成立了教会，但是世俗政权分崩离析，连年战乱，所以中世纪的西方也不能算是处于经学时代（但东罗马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则是一直处于“经学时代”）。西欧社会在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之后，西方进入了“新经学时代”，开启了他们在全球横冲直撞、横征暴敛的时代。

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设五经博士，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经学时代”。

汉武帝之前有经，但不是社会主流思想，当时是诸子百家争鸣，众说纷纭，所以不是经学时代。中国自清朝灭亡之后，国家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经”已经不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也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国就进入了无经时代，也可以说是文化失范的时代。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重新进入了新经学时代——马经时代。

新中国的新经学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之下，被裹挟着开始了现代化之路，这个过程中，经学也随着时局的跌宕起伏而逐渐没落…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我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依然坚持自己的“经学”“旧道统”；

随着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失败，我们认为“中体”和“中经”必须要变，所以要打倒孔家店，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实际上德先生和赛先生，一个是规范价值一个是实用价值，都不是理念价值，都是技不是道；

最终我们迎来了与中国传统的“经”相接近的马克思主义，并依靠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赶走列强，实现了民族解放，成立新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为意识形态，中国进入了以马为经的新经学时代。

新经学时代，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三十年：马经马子，马体马用时代。

后三十年：马经西子，马体西用时代。

我们都知道马列主义包含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三方面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我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经的范畴，是理念价值和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则是“子”的范畴，是实用价值。列宁主义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党建思想，属于规范价值。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

所以我说建国后，我们主要是马经马子，马体马用。

改开后，变了…

我们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经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学之下，是没有这个“子学”的，但西方有。于是我们引入西方经济学、西方新闻学、西方法学，可西方资本主义的“子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经学是矛盾和冲突的。

在经学和子学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社会实践，什么都是拧巴的，所以只能“不争论”，不让去研究讨论这种马经与西子的冲突。为什么真理问题可以大讨论，改开问题却不让讨论了？因为如果当年大讨论，结果无非就是两个：继续以马为经，就不能容忍与其相对立的西方“子学”，则改革开放走不下去。如果承认西方“子学”是对的，行得通，则必然的结果就是废马列毛社会主义的经。

一个是经典，一个是现实。犹如清末民初，当经典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时候，那就在实践中用实用主义、拿来主义，“摸着石头过河”，先干再说，干的过程中再看看能不能解决经与子的矛盾。

改开后的中国，实践上用西方“子学”取得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最主要的是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理论上出现了大面积的西方“子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学的僭越，在事实上否定了马列的经学。因为大家都是实用主义，用的是子学，又有成效，所以当然会信子学。当西方“子学”连成片，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的时候，马经自然就不经了。

怎么办？

换《经》还是换《子》？

事已至此，好像换经是最简单的办法。

但，苏联、东欧国家换《经》也换《子》了，依然没能走上富强的道路。

西经西子、西体西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依然没有解决两极分化问题。

看来即使是今天的中国，换《经》也不可能走通。

怎么办？

返本开新，中国经学的涅槃复兴

在这一背景下，总结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党中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是要将马经和中经相结合，形成“新经”。

我们终于重新发现，中国传统的“经”在通往现代化的今天，依然熠熠生辉，依然可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当下及未来。

“天不变，道亦不变”，经是信仰，与人性有关，是至真至简的大道真理。从传统到现代，虽然变化巨大，但是“经”依然是有它的解释力。西方基督教的经，在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核心教义依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基督教会的一些制度、做法，变的都是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

美国就是在新教指引下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国家，大部分美国民众依然保持着新教信仰，古老的基督教信仰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最现代最发达的国家，反而是他们发展的精神动力。

美国的清教信仰与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非常完美的融为一体，极易被大众接受。其宗教话语体系、政治话语体系和大众生活话语体系都是一致的，不存在割裂和鸿沟，这是美国强大的根源之一。

人类社会不仅有经，还有各种子学，各种具体的应用知识。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这些知识也必须跟随着不断发展变化的。现代化的变化是巨大的，从传统到现代，犹如变天，经学要做的不是变化，而是与时俱进去解释、容纳、指导新的子学，去解释、容纳、指导社会变化和社会实践，给出时代的解释。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就是理念价值必须要容纳、规范和指导规范价值和实践价值的新变化。

方向已明，接下来就是路径问题。

首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必须要将“马经”和传统的“中经”相结合，“马经”虽然在改开后三十年相对遇冷，但毕竟还是各大高校的一级学科，在拨款拨物后，很容易焕发生机。但是“中经”已被摒弃百年之久，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只有“用”的教育“技”的教育，“经”的教育“体”的教育，难觅其身影，好在有文脉相传，不绝如缕，好在可以“礼失，求诸野”，比如就有翟老师主导的“大六经”工程。

所以如何恢复和传承“中经”，成为“中经”和“马经”融合成为“新经”的前提和条件，也是核心和关键。翟老师牵头主导的大六经工程，对于复兴“中经”意义重大，对于形成“新经”意义重大，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其次，形成“新经”之后，还需要完成“新经”对“新子学”的统摄和指导工作，也就是需要用“新经”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经）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发展出新子学理论。

经济领域，改开三四十年，我们在马经西子的状态下，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还是不完善，不究竟，如何才能究竟，才能完善？或许是需要在这个体系的实践之上，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新子学，然后再用这个新的子学理论去指导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完善。

政治领域，改开三四十年，我们在马经西子的状态下，提出建设法治社会，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但同样不完善，不究竟。如何才能究竟，才能完善？如翟老师本书名字所示，《今文尚书》就是中国人的政治教科书。此次中央三中全，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将未来改革的重点放在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上，在广泛借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之外，我想重点还要理解、汲取中国自己的经，理解《尚书》《周礼》《仪礼》《礼记》的精神和内容，用“隆礼重法”的精神，来形成新时代的“法治”与“礼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形成中华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行的方法应该是中西马三结合。但这三结合，要区分经的结合和子的结合，要搞清楚君臣佐使，而不能混为一谈。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第一个结合，产生实践，衍生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第二个结合，产生“新经”，再到用“新经”去与中国具体实际，产生新子学，再用新子学指导具体的改革实践。

这就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螺旋式上升，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经学也完成了它的涅槃与复兴，成为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经学。

[1]吴育林等：《当代中国价值问题与价值重构》，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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