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从“中体西用”过渡到“中体中用”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4-07-10 10:44

只要掌握了“文化政治经济学”，再看其他社科类的书或者文章，都将是降维打击，可以清楚的看出你所读的书或者文章的优缺点。

今天我再用这个原理来借一篇文章话题和内容，用文化政治经济学原理来重新分析，便可以对当下的改革推进有所借鉴和启发。

前期文章：

三中全会前瞻之一：三中全会应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三中全会前瞻之二：现代化必须经历“宗教革命”

01

引子

最近我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写了两篇分析文章：

一篇是《文化领导权，事关第三次飞跃》，分析了中国目前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指出文化领导权是分别是文化、政治、经济三个层次的领导权，而不能仅仅偷换概念把“意识形态领导权”偷换成“文化领导权”。

一篇是《三中全会前瞻|现代化必须经历“宗教改革”》，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和政治的现代化，最关键的是文化的现代化。但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比政治、经济现代化要复杂得多。对于中国而言，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没开始，而是已经走过头了，需要回归。

通过这两篇文章与朋友交流我发现大部分人还是没有掌握这个基本原理，所以理解起来还是有些懵懵懂懂。

我说过只要掌握了“文化政治经济学”，再看其他社科类的书或者文章，都将是降维打击，可以清楚的看出你所读的书或者文章的优缺点，今天我再用这个原理来借一篇文章话题和内容，用文化政治经济学原理来重新分析，便可以对当下的改革推进有所借鉴和启发。

02

文化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在分析之前，我再讲简单一遍原理，要看详细论述的，读这篇文章：

点击阅读《轴心时代：文明的起源》，必须读！必须读！必须读！

文化被认为是一套社会价值体系，它由最高层次的理念价值（ideal values）、中间层次的规范价值(normative values)和最低层次的实用价值(pragmatic values)三个层次组成，这三种价值分别对应实践中的理想信仰、典章制度、器物行为三个方面[1]。通俗一点来说文化三个层次的价值分别反映了一个社会中的精神文明（理想信仰）、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科技经济理论）。

理念价值可以用民族精神，或者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或核心精神来近似的替换，而传统文化或者说一个文明的内核我认为是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它是不同文明得以区分本质特征。不同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终极关怀，造就衍生出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延绵不绝的传统文化，进而形成不同的文明，并逐渐演化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理念价值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标志，而理念价值的起点与核心就是终极关怀。终极关怀是一个文明的核心，一个民族的终极关怀很难改变，所以以终极关怀为内核的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很难改变。

规范价值对应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层面，主要是用来指导或者解释社会政治制度层面设置的原因、意义和合理性，从这个角度看，规范价值几乎可以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概念。

实用价值对应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层面，完全可以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代替。实用价值或工具理性而言，或许可以用“科学”来指代[2]。这里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诸如经济、金融、管理等部分“社会科学”的内容，它们指导着国家如何去制定经济政策取得经济发展，企业如何打造商业模式赚取商业利润，个人采取何种谋生手段实现个人和家庭的温饱与财富积累。

实用价值是变化最为频繁、形态最不稳定、持续时间最短暂的。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会带动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与之相应的实用价值理念也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的修正自己的取向，不断地变化发展。

规范价值即典章制度、政治制度，相对比较稳固，变化较为缓慢，在人类历史上的规范价值层面，大的变化可以简单列举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几种形态的变化。

理念价值是对于某种既定理想的主观确认和承诺，是存在于超验的形而上领域，或内在的心灵习性之中，故理念价值形态最为稳定、变化最为缓慢、持续过程最为长久。在社会出现急剧变迁时，比如发生经济危机进而爆发革命导致政治危机，作为实用价值的经济政策之类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但即使改朝换代，但是作为规范制度的政治制度却不会轻易改变，往往出现滞后或者循环往复，而作为理念价值的文化却很难改变。

在常态下，文化价值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既相互联系也有相对独立性，但总体是保持一种上下层级的隶属关系：上层统领、支配下层，下层归属、服从上层，三者的内在一致性统一性越强，其对现实社会的指导和规范能力也就越强；但是三者也并非时刻保持统一、一成不变，在变化的过程中，都是实用价值最先跟着社会实践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进而推动更上一层规范价值和理念价值的变化，上一层级也因此变化，才可以用以包容或者解释下一层级的变化，从而保持文化价值体系的内在一致性。

但是理念价值从其诞生几乎就为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划定了边界，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发现，经济的变化最为频繁，政治的变化较为缓慢，而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传统则很难改变。比如产生于轴心时代的这几大文明中，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自产生之后，基本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化。

03

分析对象

弄懂这个原理，我再来用这个基本原理来分析下面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下面的文字是从北师大王富仁教授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化指南掌图》一书中摘录的。

“中国现代文化的一切矛盾都是由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撞带来的,但从认知文化学的角度,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一切矛盾都还是中国文化自身矛盾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新的表现。

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面前,一种文化体系都会为这种转变提供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选择机制,这根本不是两种不同文化体系对立的结果。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也一向存在着两个大的选择机制,一种是以道统为标准的选择机制，一种是以事功为标准的选择机制。

儒家文化是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为目的的伦理道德学说,它不以追求实践活动的成败为前提,因而就与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实践要求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一般说来,那些从事着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并对此担负着成败责任的官僚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以实践性的活动为标准看待一切文化现象,他们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条件以实现目前的具体实践活动的成功,而他们的反对派则往往是道统的维护者,用抽象的、普遍的道统为标准衡量现实中的一切实践活动。

道统派和事功派的斗争具有十分复杂的性质,并与各历史朝代的政治权力斗争相结合,贯穿在中国政治史的全过程。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这些被后来人认为是最早提倡学习外国的知识分子,实际都属于当时的事功派官僚，是从中国文化中产生的一支文化新军。他们的文化思想在开始时并不是选择性的,因而称他们提倡学习外国是并不精确的。在他们的意识中,还不可能产生中国文化是需要西化还是不需要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取胜的问题。林则徐主持编撰了《四洲志》、魏源主持编撰了《海国图志》,这些都属于认知性的,它们的话语形式与古代的西域传一类的作品并无不同:认知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事物,扩大我们的认知范围。以谁为师的问题是道统派官僚提出来的,他们把事功派官僚的这种认知活动视为师事关系的变化：以前以中国的圣人为师，现在以洋鬼子为师，这就把认知的活动与师事关系的问题混淆了起来。显而易见，正是由于道统派官僚的非议和攻击，魏源才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

魏源这个口号的局限性一方面来自于道统派的攻击,一方面也来源于事功派官僚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性。道统派官僚知识分子的弱点在于不想在现实实践的发展中重新发展自己的抽象性的哲学认识,而只是抱住已有的观念衡量一切发展中的事物,事功派官僚知识分子的弱点则在于总是在特定的实践性目标的基础上直接建立自己的理论学说,很容易以非常单纯的方式与自己的实践性目的直接挂钩,而跨过更为复杂得多的认知求性过程。

……

正是在这种矛盾困惑的心理中,张之洞后来提出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学中第一个有代表性的理论口号:“中体西用”。

张之洞的口号是一个最稳妥的口号。它把对西方文化的肯定降低到了一个最低的限度之内,而把对中国文化的肯定提高到了一个最高的限度之内。中国文化是重道轻器的,把器的优先权让于西方文化,而把道的优先权留给中国文化,既提供了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也满足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但由于它的存在就产生于一个完全错误的文化学框架,所以它既不具有理论的完整性,也不具有实践上的长远性。在理论上，他把人生哲学与物质文化的发展各自孤立起来,使他既不能在人生哲学上提出新的观念(尊古)也不可能在物质文化的发展中找出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崇西)。而在实践上,由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认知的范围的广阔性,它很快便被人们抛弃了。”

04

文化政治经济学重新分析

上述这段文字，写的就是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我国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这段历史。

面对西方冲击，作者认为当时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并非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而是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文化自身矛盾的结果。

作者认为“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面前,一种文化体系都会为这种转变提供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选择机制。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也一向存在着两个大的选择机制,一种是以道统为标准的选择机制，一种是以事功为标准的选择机制。”中国当时的官僚体系分化成事功派和道统派，二者还相互攻击。期间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算是让道统派和事功派各让一步，暂时达成平衡，但之后“中体西用”说也被人们抛弃了。作者对“中体西用”的那段分析很好，可以再读一遍。

要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这段历史，那就是：

在正常时期，文化价值体系的三个层次都是内部自洽的，但是在重大历史转变面前，为了应对这种现实的转变或危机，价值体系就必须改变，但是改变就会打破之前的平衡，就会产生内部冲突。

根据第二部分的原理我们知道，三层价值里最容易改变的就是实用价值，所以我们看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即使是改变实用价值，也是受到了传统的反对。因为在传统价值体系看来，“制洋器”就是“奇技淫巧”，所以道统派反对事功派。但之后在“中体西用”口号下，道统派和事功派各让一步，还是允许了使用价值的改变，启动了洋务运动，毕竟“吃饭”“生存”是现实的大事。

甲午战争中国败北，事功派们更进一步，认为仅仅改变实用价值，进行洋务运动还不足以成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所以有了公车上书，有了“戊戌变法”。事功派的逻辑就是先进的经济基础要有先进的上层建筑匹配，仅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体制的配合，国家就不可能成功。政治改革就是改变“规范价值”，“规范价值”比“实用价值”更难改变，所以出现了流血牺牲，最终是辛亥革命爆发，强行改变了中国文化价值体系里的规范价值。

那为什么后来“中体西用”说也被抛弃了呢？

因为辛亥革命之后，我们又开始学美国的议会制度，执行过程当中各个省在议会上吵来吵去，社会反而更加动荡。于是有部分人宣称议会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必须要有皇帝，所以拥戴袁世凯复辟。可是复辟显然不得民心，护国运动将袁世凯赶下台，中国进入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时代，让社会更加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知识分子（我们权且将他们称为革命派）认为中体西用也无法救中国，所以就产生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这次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的“道统”，认为必须要打到孔家店，扫除一切传统价值观念，中国才会有希望。

中国对传统和文化的认识一直停留在“道本器末”“体用不二”的语境里，在刚刚接触西方的时候，还是本着“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的态度，虽然也知道“器可变，道不可变”，但是对于何为道何为器，并未界定清楚。所以会产生道统派、事功派和革命派，以及三者之间会产生强烈的冲突，皆是因为他们都未分清楚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实则是分为三个层次，道统派认为中国的这套价值体系什么都不能变，而不知道实用价值、规范价值是可以而且应该改变的，理念价值是本质是核心，是“本”，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是形式，是“器”，在理念价值的指导下，实用价值和规范价值的改变并不会威胁到本民族的理念价值，也就是“道”。理念价值是有足够的弹性，去容纳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改变。

如果道统派和事功派，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有矛盾，而会协同一致，在维护理念价值的前提下去改进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如果革命派明白这个道理，那他们也不会要求去抛弃所有的传统、割断自己民族的根脉魂，让国人在思想上经过一个世纪的奋争、探索、徘徊之后，依然不得不向传统回归，不得不再次找回自己本民族的理念价值。

这一点，我们与土耳其很像。

05

从中体西用到中体中用

所有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文明，都应该清楚的理解这一原理，都应该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原理，来审视一下自己的传统文化，理念价值是什么，规范价值是什么，实用价值又是什么，想要现代化就需要来调整自身的这套文化价值体系，在保持核心理念价值不变的前提下，如何对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进行调整，能够形成一套内在逻辑自洽的新的价值体系。比如如何改变原先的实用价值，以发展本国经济，如何改变原先的规范价值，以匹配改变后的实用价值，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

我认为中国当年“中体西用”的思路是非常对的，“中体西用”就是在保持我们民族主体性的同时，学习吸收全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这个阶段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已经实现了赶超，在很多领域进入了无人区。

今后的阶段就应该步入“中体中用”的时代，要在经济、政治领域探索自己的路，也就是必须形成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中国民族精神的指引下，形成新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三个价值层次之间形成内部自洽，也就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中华文明新的文明形态。

这些内容都在我的书稿《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中华文明的回归与超越》中有详细论述，如果你感兴趣，欢迎扫码入群，与同道一起交流。

[1]苏国勋：《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2] 注：本书在很多概念方面的论述并不严谨，只是想表达一种逻辑观念，尤其是涉及跨学科的概念替换，不同学科体系对同一类事物不管是客观的或主观的事物的概念定义会有出入，希望读者能够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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