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异端经济学家：注定被埋没的命运

贾根良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5-07-04 06:57

二十多年前，当我选择异端经济学家身份的时候，我就知道，在我年富力强的时候，注定是被埋没人才的命运，并常常以比李斯特生前命运要好而自我安慰。也许在我生命的垂暮之年，命运的转机才会到来，但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已无多大意义。

——贾根良 2020年7月1日

任何道路都只是一条道路，审慎地考察每一条道路……如果你的心告诉你应当舍弃它，对于自己和别人来说，这都不是一种耻辱。你认为有必要尝试多少次就尝试多少次。然后向你自己，并且只向你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条道路具有情感吗？如果有，就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否则就是一条无益的道路。

——卡斯特奈达

从1986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开始，一直到2005年作为引进人才调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为止，我在南开大学学习和工作了二十个年头。南开的二十年是我人生和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在这二十年，我探索到了一条本质上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为我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对我特立独行的经济学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本文首先概述我在南开学习、教学和科研的经历及其心路历程，然后分五个专题回忆笔者的南开岁月与学术创见之间的联系。值得说明的是，我在南开二十年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基本经济理论方面，而在中国人民大学，更多的精力则转移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实际问题，并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有所建议，本文对后者暂不涉及，而是集中于笔者在南开时期对基本经济理论的探索及其对后续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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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二十年：探寻经济学新大陆的峥嵘岁月

1986年9月，我考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比较研究”，师从张仁德教授从事比较经济学研究。本来我一直准备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但在看到南开大学研究生招生目录后，我决定转考南开，因为我在大学时就不断地搜寻和阅读新翻译出版的前苏联东欧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改革的著作，这些著作的语言之新颖、分析之深刻深深地吸引了我。

考到南开后，南开园浓厚的学术气氛使我在经济理论的学习上一直就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经济学系魏埙教授开设的西方经济学课程，顾今吾教授和夏长森教授开设的《资本论》导读课程，以及其他老师开设的专业课程使我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张仁德和乔葆和两位专业导师开设的专业课上，我们同届师兄妹五人和导师就前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及其对于我国的借鉴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由于我在入学前就熟悉前苏联东欧的改革经济学，所以就被同师门的同学戏称为“二导师”。在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所合开的几十人的大班课程上，我的发言也经常是“语惊四座”，吸引了许多同学羡慕的目光。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的中国正是各种思潮涌动的年代，青年学子的时代使命感和多元化的思想交锋，造就了我们高谈阔论、从不考虑生计前途的研究生生活之特征。在这期间，我曾担任经济学院研究生会学术部部长，邀请经济改革研究专家到校进行学术讲演；发起“经济运行研究小组”，但只开展过两三次活动。在研究生阶段，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新思想和新知识，例如，我和一位同学各自订购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的大部分译著。也是在这个阶段，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我新的关注点，曾专门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和复印了道格拉斯·诺斯的英文著作，其中包括至今还未有中译本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从而成为南开在新制度经济学方面最早的研究者。

在研究生阶段，我重读了埃里克·罗尔的《经济思想史》；1987年，我在学校图书馆查找英文图书时，多次看到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1981），心里总是好奇地想：什么是演化经济学呢？有两次曾拿起来阅读了部分章节，但除了对博尔丁将生产要素定义为能量、知识和物质感到奇特外，该书并没有引起我很大的兴趣；1988年，我在经济学院图书馆找到了一本赠阅的《知识分子》杂志，仔细研读了这本杂志上杨小凯有关“新兴古典经济学”处于萌芽阶段的思想。这种广泛的阅读不仅使我接触到前沿性的经济思想，而且也养成了遇到问题都要了解一下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习惯，从而为我今后走上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后，我给本科生开设《发展经济学》，并承担了四、五年的本科生课程《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教学工作，随后又担任《公司理财》的教学。《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使我终生受益匪浅，近几年来，我在研究生教学中，经常举我在贸易、科技、财政和货币等政策研究中运用政治经济学思考问题的心得，告诫学生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让他们的研究站得高、看得远。在这方面，我应该感谢当时主管经济学系教学工作的高峰教授，我记得他亲口对我说，经济学系的新教师都要讲授几年的《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将来的研究基础才能更扎实。正是基于这种经验，笔者在《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建议书》（2018）中提出：西方经济学的教师应该至少从事三年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反之亦是，这种“轮岗”应该成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一种制度性要求。

留校工作三年后，我考到国际经济研究所，师从熊性美教授在职攻读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熊先生、佟家栋等教授开设的课程使我受到了国际经济学专业的系统训练。读博期间，我曾到布拉格访学四个月，并出版了《拉丁美洲市场经济体制》（主编）和《公司理财》（合著）。1995年6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我对理论研究已感十分厌倦，于是负笈南下，在中国宝安集团总公司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在工作一些时日后，我思忖着既然已经下海，就应该从具体的实际工作做起，于是，我申请到计财部工作一年，以期将来能够成为主管财务工作的某公司副总裁，但该部门只同意我实习两个月。而在工作之余，我仍到深圳图书馆去读书，渐渐发现理论研究仍是我的兴趣之所在，从而萌生了重回南开的念头。但当我将这一决定告诉同时到宝安集团工作的几位博士时，他们都劝我：你在南开的工资只有宝安集团的十分之一，为什么要回去呢？我回答说，人生苦短，能干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了，一旦决定继续做学问，收入的高低就无法多考虑了。

1996年4月，我在重返南开后，重又开始了发奋读书的生活，曾于1996年夏和12月到国家图书馆复印了大量的演化经济学英文文献，在研究生课程上开始讲授演化经济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经济学。在研究方面，1998年，我独立提出“报酬递增”理论研究的两种思路；同年发表的《网络组织：超越市场与企业两分法》是国内有关网络经济和网络组织研究最早的三篇论文之一，两位商学院的教授曾和笔者谈起这篇文章对他们从事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影响。在教学方面，我指导的1997级硕士生、现任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梁正教授在硕士阶段在《科技导报》上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曾拟定并组织研究生讨论《科学技术与创新经济学》的写作大纲，但因没有时间写作，遂成为梁正的博士论文选题，并在其博士毕业后立即出版。

1998年，我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关于东亚模式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两项课题，在其研究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笔者将东亚模式的精髓概括为“学习和知识创造”，具体探讨了斯蒂格利茨等人在2014年的英文专著中提出的“国家如何学习、如何变得更有生产力和公共政策如何推进”的问题，从而成为其产业政策理论的先驱。1999年3月，我被破格晋升为教授，2000年12月被聘为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并在南开工作的最后两年招收了两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1999—2005年，在“南开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负责人何自力教授主持的《名著导读》课程上讲授《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在南开工作期间，出版了《亚洲金融危机启示录》（1998，第一作者）、《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1999）、《东亚模式的新格局——创新、制度多样性与东亚经济的演化》(2002，第一作者)和《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2004）。

在南开期间，我曾担任《南开经济研究》副主编，2004年入选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998-2001年，我曾多次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和大量复印“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学说”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诸多流派新发展的英文文献，并在2002年将批判实在论介绍给国内经济学界。在当时的中国，这些领域几乎是没有人知晓的“经济学新大陆”。2003年，《南开经济研究》第2期以《专论》形式发表笔者的《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该文将2000年在法国率先爆发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介绍给了国内学术界，是我国最早对经济学界盲目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潮流进行系统批判的论文。这些研究使我在南开工作时就踏上了开辟经济学发展新道路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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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先行者”

2008年，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我被该年会的一些同仁尊称为“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先行者”。杨宏力在发表于《经济学家》2008年第1期的《解读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兼论演化经济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一文中写道：一般认为,贾根良的《进化经济学:开创新的研究程序》是国内第一篇系统介绍评价演化经济学的论文；国内第一套演化经济学系列丛书是2004年出版的《演化经济学译丛》；国内第一个专门开辟演化经济学栏目的经济学杂志是《南开经济研究》。《演化经济学译丛》基本上是由笔者在南开工作时主编、主译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而《南开经济研究》在2003年开设的演化经济学栏目则是由笔者主持和组稿的，翌年，笔者与孟捷教授在《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开设了国内杂志的第二个演化经济学专栏。

对于笔者在演化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曾有一些评论。例如，2009年，薛宇锋教授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派》一文中，将笔者称作是“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代表人物之一。又如，2018年，复旦大学的陈平教授在《经济数学为何如此落伍却自封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的七大困惑》一文中，对笔者曾有如下评论：“我钦佩的不少经济学家，……能从实践中发现经济理论的问题，给我许多启发。比如，姚洋引入演化博弈论；贾根良引入演化经济学，重振德国历史学派；史正富和孟捷用创新经济学研究新马克思经济学，开拓了新的思路。”

笔者的上述工作大部分是在南开做出的。我在1996年重返南开后一直到1999年，为了更好地研究演化经济学，大量阅读了进化生物学的中文著作，精读了恩斯特_·_迈尔的《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多样性、进化与遗传》，并将其“异地物种形成原理”运用于经济思想史流派、产业集群（工业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在同一时期，我还参阅了《易经》研究的许多文献，大量阅读自然科学方面的《第一推动丛书》；阅读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冯友兰等人的中国哲学著作。

基于对中国古代科学研究传统的研究，在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一文中，笔者从中国古代原生性科学研究传统与达尔文主义共有的型态模型出发，早于演化经济学家弗里曼和卢桑（2001）一年，提出了一个有关复杂经济系统演化的由技术、经济、政治、生态地理系统和文化认知模式（包括科学）所构成的五个亚系统交互作用的系统论模型。2004年，《南开学报》发表拙文《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该文中，笔者提出要发展出自于中国传统和本土化的演化经济学。

2018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劲和吴贵生教授主编的《中国创新学派：30年回顾与未来展望》。该书列举了笔者在创新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几项理论贡献，其中“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最初工作就是在南开做出的：在张仁德教授等著的《新比较经济学研究》（2002）中，笔者在当时将前者命名为“比较创新体系”；随后，笔者增加了“比较历史创新体制”部分。这项工作的最初目的是针对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和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为比较经济学研究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新框架；同时，它也是演化经济学的一种应用研究领域。笔者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思考，并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工作后，在给研究生开设的《比较经济学》课程上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讲授，但一直没有时间整理成论文发表。只有当我发现笔者指导的博士生将我讲授内容的大部分都吸收进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时，我才不得不重新构思和写作，在2010年发表了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开创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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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中国代表人物

2016年4月，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开始启动；4月29日晚，笔者撰写了一篇博文：《第四轮经济学专业学科评估指导思想的根本性错误》，引发了质疑整个学科评估的轩然大波，最终导致了其《A类期刊名录》的取消。这篇博文实际上是笔者2003年在《南开经济研究》上对中国经济学西方主流化进行批判的遥远回响。上世纪末，在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的旗帜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开始在我国兴起。这种教条主义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这就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诸流派在其眼中则是根本不存在的。这种教条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作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要求将这一范式的学术主张和实践上升为中国经济学界必须遵循的学科标准和学术规范,并将其贯彻到经济学课程体系、教材建设、科研评价体系、人才选拔、研究生入学考试等各个方面。

上世纪末在我国兴起的上述思潮与笔者对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截然相反。1995年上半年，我在国家图书馆浏览经济学英文杂志时，面对其绝大多数期刊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数学公式和计量模式的现状，不禁哑然失笑：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江郎才尽，思想贫乏就用数学来充数。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笔者通过对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诸流派（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演化经济学文献的阅读，深感经济学需要一场达尔文式的革命。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进行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其中所谓的“本土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经济学“土货化”的问题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的再现。

但是，与民国时期南开“土货化”、中国化的经济学对象——西方经济学界多元化的经济学——不同，人们在改革开放后所看到的“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只是排斥异己、陷入“自闭症”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但却被不明真相的中国经济学界视作是“科学”的经济学的“圭臬”。在笔者看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严重地忽视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是我国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直到目前的中国，中国经济学教育和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多元化问题，而不是中国化的问题。否则，对一元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土货化”将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先天不足，它不仅不利于反而有害于中国本土化经济学的发展。当然，张伯苓老校长在南开经济学“土货化”教育改革中确定的南开大学办学方针——“知中国，服务中国”——仍是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科研改革应该依归的指导方针。按照这种方针，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在南开工作期间，笔者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2003年，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2009年出版）；2004年，翻译出版《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2005年，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2010年出版），并在这些主题上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然而，笔者从没有奢望自己对中国经济学西方主流化的批判能够阻挡这种错误的潮流，相反，人们可以观察到，2005年之后，这种潮流变得更加变本加厉，这是笔者在2016年撰写《第四轮经济学专业学科评估指导思想的根本性错误》的大背景。实际上，即使是在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发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学的西方主流化仍在稳步地被推进，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多元化依然难见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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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纲领

因为在经济思想史方面有一些研究成果，笔者在2005年被调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学科学术带头人。在南开工作期间，我翻译发表了两篇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文献。其中，一篇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林·杨格（1876-1929）于1928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分部发表的主席就职演讲《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该文是一篇在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曾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经典文献，笔者将之翻译出来，刊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并撰写《杨格定理与经济发展理论》对其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进行了评论。另一篇则是美国旧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在1898年发表的《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科学？》，正是在这篇经典论文中，凡勃伦创造了“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提出了达尔文主义经济学革命的任务。

在南开期间，我在报酬递增理论思想史、美国旧制度学派的理论价值、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源流等方面发表的几篇论文都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卷全文转载；与学生合著的《经济学怎样变成了一门数学科学：经济思想史的一种简要考察》发表在《南开学报》2005年第6期。我在1998年独立提出“报酬递增”理论研究的两种思路后，对经济思想史中牛顿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两大研究传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一书的《前言》中，对经济学的两种类型做出了明确的阐述。在南开期间，我还为经济思想史学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将哲学和宗教学家傅伟勋教授的“创造解释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引进到该学科。这些研究为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提出“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纲领奠定了基础。

2010年，笔者在《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发表《“新经济思想史”刍议》，该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纲领，被《新华文摘》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在该文中，笔者提出了一种由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所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新思路，并倡导以此为框架，重新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化过程并对各种经济思想重新进行评价；重点研究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增添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作为研究内容；提出马克思经济学也起源于德国经济学传统而非只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作为研究课题；以“创造解释学”为基础，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至于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在经济思想史学科所做的其他工作，在此不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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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者

笔者提出的“经济学的三大理论体系”，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而“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则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重要灵感来源，以批判实在论作为哲学基础，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的创造性综合与发展。建立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想法最初来自于笔者有关演化经济学的综合问题。笔者在国内外是演化经济学综合问题的最早提出者，不仅比著名经济学家霍奇逊的类似构想早12年，而且更全面：与霍奇逊2014年的论文只提出新制度学派与新熊彼特学派的综合不同，笔者在《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发表的《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中，提出了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之间的创造性综合问题，并在2010年提出将演化经济学之外的其它非主流学派也包括在这种综合之中。

在南开工作的最后几年，除了发表有关演化经济学及其诸流派的研究论文外，笔者带领学生对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其他流派进行研究的论文也相继问世。例如，《女性主义经济学评述》（2002）、《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新发展》（2004）、《后凯恩斯经济学70年：批判、重建与综合》（2005）、《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异端与主流的分裂及其发展趋势》（《新华文摘》2005年第20期全文转载）。在这期间，我还独自撰写了更加综合性的论文，如《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异端的综合》（2004）、《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激烈转向》（2005）。显而易见，在后两篇论文中，“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提法即将呼之欲出了。

不知是命中注定还是机缘巧合，南开经济学一直在等着我回到母校对“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概念首次做出明确和系统的阐述：2010年11月，笔者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上做了“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发展”的大会报告。正是在这个学术报告的基础上，当《学术月刊》的《中青年专家访谈》在2011年以《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者》为题对笔者进行访谈时，我撰写了同时发表在该刊上的《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综合与创新》。

2017年，笔者在《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期发表《我国应该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该文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内部，不仅发生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的同义语）与西方正统经济学之间的尖锐对立，而且也出现了前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发展的局面，“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已不能反映和容纳这种巨大变化的新情况。由于我国大学中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清一色的西方正统经济学，因此，笔者倡导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比“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更现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其理论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也具有直接和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我国经济理论界应该大力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对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西方经济理论的本科课程设置进行改革。

在该文中，笔者指出，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可以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通过综合“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对后一观点，笔者在文中写道，“早在2003年，笔者在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会议上就提出过这种观点，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文章中也表达过这种设想，这就是：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丰硕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更加丰富，并将大大增强解释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例如，老制度学派政治经济学在制度、技术和金融问题，‘新熊彼特学派’在技术、中观经济学和产业政策，奥地利学派在‘主观知识’、彻底的不确定性和市场过程理论，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性别、家庭和种族，后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财政、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被吸收进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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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经济学派

在南开工作期间，笔者一直在给经济学系的本科生讲授《发展经济学》课程。战后以来的发展经济学经历了如下演变过程：从1943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经典发展经济学作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种替代性经济学在发展研究领域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但在进入70年代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在该领域中卷土重来，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特殊分支学科的主张遭到贬斥，长期经济发展的宏大理论不再受到重视；到了8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已演变成发展研究的主流，其特征是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运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至今仍占据着绝大多数大学的发展经济学讲坛；伦敦经济学院的罗伯特·H·沃德是目前硕果仅存的著名的经典发展经济学家。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杨小凯等人的努力，亚当·斯密有关分工、报酬递增与经济发展的宏大主题在发展研究领域得到了恢复。

自从1988年阅读了杨小凯的文章后，一直到20世纪初，笔者一直在关注其研究，并在博士论文中处理了其主题。当国家图书馆采购了杨小凯和黄有光在199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后，我立即前往去复印；杨小凯还和张永生在2000年出版了中文著作《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其基本思路是将斯密—杨格定理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起来。但由于笔者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在处理分工、报酬递增与经济发展的宏大主题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笔者不同意杨小凯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思路，在2003年4月完稿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中指出，斯密—杨格定理“应该与复杂系统科学在经济学中的代表——演化经济学相链接”，这可能是我后来自然而然地将挪威经济学家赖纳特在2000年提出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命名为“演化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原因。

由于我在《发展经济学》的课堂上总是高度评价李斯特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大约在2004年初，当读到赖纳特和张夏准的论著后，我认为复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国家主义经济学的时机正在成熟，于是将他们的两篇论文收录到译著《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一书中出版。2005年初，我向赖纳特教授建议，由我和他共同为中国读者主编一本英文书名为“The Other Canon of Economics: A Selection on Essaysof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著作,得到了他的欣然同意，这就是笔者命名“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由来。所谓“演化发展经济学”或“替代性教规经济学”是一种将重商主义经济学、李斯特经济学、美国学派、马克思经济学说、旧制度学派、熊彼特经济学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等包括在内的关于国穷国富的经济学说。

但是，在对赖纳特和张夏准等人的论著进行深入研究后，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和美元霸权等世界经济的重大结构变化展开研究，而旧有的李斯特经济学和国外的“新李斯特经济学”（Neo-Listian economics）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适应，于是，笔者在2012年出版的拙著《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中提出了创建“演化经济学的国家主义学派”的设想。2013年，笔者在一篇论文中又将其更名为“新李斯特经济学”，其目的是为了直接回应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区别于“演化发展经济学”。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在该书中，笔者将“新李斯特经济学”英译为New Listian economics，并对New Listian economics与Neo-Listian economics的不同做出了说明。

原载《传承——南开经济百年百人》，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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