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学——轻重术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2-09-25 14:31

《管子》基于管仲在齐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和实践，总结出关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学，但由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管子》没能成为普遍学习的经典和国家取士的考试内容，所以朝廷上下真正懂得经邦治国的人才较少，但是《管子》中记载的平准手段、盐铁专营等思想和实践都得以保留。

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就有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当然这个市场经济是以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为主的市场经济。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一文中写到中国的精耕农业和农舍手工业之间相辅相成，前者提供粮食，后者补足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农舍手工业的产品，可以作为商品，为农户增加非农业性收入。

“农舍手工业的产品，散布于广大的农村，必须有集散的机制，各地的特产，也须有流通机制。为此，商品营销与流转，遵循道路运送，市集交换集散，遂构成一个以农舍工业为商品生产基地的全国性市场经济交换体系。”许倬云在《汉代农业》一书中，专门讨论汉代农业性市场经济系统的形成。这一经济体系，建立在逐级集散的市场网，并有相应的道路网络，联系各处的是市集与城镇。中国各地，经由市场网，有商品的集散与流通。市场网依附于道路网，以经济交换功能，将中国凝聚成一个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其整合的坚实，竟可超越政治权利的统合。中国从战国到汉代，城市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富人，颇多由工商业致富。

姚中秋在《道统与宪法秩序》一书中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

“单就经济领域而言，自战国始，中国就已是市场经济体制。……春秋后期，封建制渐行瓦解，土地产权集中于大夫之手，而形成完整之私人所有权制度，故而可以自由交易。人民也从封建共同体中游离出来，享有在社会结构和地域上的流动自由，形成相互平等之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相对完整之产权与自由而平等之国民结合，足以形成广泛的市场交易。而当时各国所指定之国家法律也即刑律，是为市场经济交易提供保护的。”[3]

《中国税务》杂志社综合研究组研究员王小强得出的结论是：汉代一般小农之家，其收入中有近三分之二来自市场交换。他近乎愤怒地抨击了将中国古代硬说成欧洲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经济的观点，他说：

“两千多年前，标准小农在种粮食而不是经济作物的情况下，三分之二都要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如果考虑到不太标准小农，再加上丝绸、棉花、茶叶、烟草、陶瓷、花卉、煤炭等产业，史料大量记载，成村、成乡、成地区，几乎100%的专业化商品生产，量变足以发生质变了，怎么能和封建西欧不加分别，囫囵吞枣，愣说中国古代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呢？”[4]

中国之所以在两千多年前秦汉时代，就产生了几乎将全社会成员融入全国性市场网的农业性质的市场经济，翟玉忠认为原因有两个：

一个就是许倬云说的依托于全国道路网的市场网形成了庞大的商品逐级集散机制。另一个就是得益于中国当时金融上的创新，即贱金属货币铜钱的大量使用。李锦章在《货币的力量》一书中写道：

“中国不仅最早只选用铜作为币材，而且从殷商开始直到清朝中期的数千年漫长岁月中，金属铜一直持续不断地作为中华帝国的主要货币材料，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鲜有的。金、银、铁是在铜作为币材选择之后，作为辅助币材被使用的。黄金可能是进入铁器时代后，以它特有的稀缺性和充当储藏价值的适当性一直也作为货币使用，但一直没有像欧洲等世界其他民族或国家那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将其作为货币主体。”[5]

翟玉忠认为：与古代西方商品交换多用金银不同，铜币可用于小额贸易，能够将包括乞丐在内的最大多数民众卷入到全国性大市场之中，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得以长期繁荣的关键，也是西方市场经济长期不发达的“金融瓶颈”，所以翟玉忠认为中国古代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足够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的精耕农业、农舍手工业、遍布全国的市场网、铜币的长期大量使用，使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并在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轻重术。

轻重术主要是在《管子》一书中记载。对《管子》一书的来历有不同说法，《千年金融史》中表述：

“唯一可以归于稷下学宫的著作是一份集合了许多文章的作品，名为《管子》。《管子》以齐桓公与管仲的虚构对话体写作，这两位人物都生活在齐国。人们认为，文本本身是在公元前4世纪由稷下学宫编撰的，在其后200到400年的汉朝也对它进行过编撰与修改。”[6]

《管子》一书内容庞杂，设及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哲学、外交及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是国家建设的总结，但其重点还是在经济领域，对农产品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流通及国家货币金融政策、宏观经济管理都有着精当的论述，认为治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充实国库，满足民众物质、精神两方面的需要，主张治国理财要厚生、富民，实为经济学、金融学之鼻祖，可以说政治经济学的富国裕民传统就起源于中国。《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驱动四个字，管仲认为趋利避害是一般老百姓的人性，善于利用这个人性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实现国泰民安。《管子·禁藏》篇中说：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执利之在，而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而国。”（《管子·侈靡》）

李学俊在其《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一书中讲，管仲这个发现被司马迁写入《史记·货殖列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而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人们误以为这个思想最早来自司马迁，L·杨格甚至撰文说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是剽窃了司马迁的理论[7]。

因此，管仲非常重视市场的作用，特别强调市场建设以及重视利用市场手段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促进国家昌盛（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管子·问》）。他将市场与国土、政治、货币和军备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是国君立国为政必须理解掌握的五项天地大道（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并且详细论述了市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市者，货之准也”，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是指“价之准”，即市场可以让货物在交易中获得其应有价格从而体现出自身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指“量之准”，即市场可以让各种货物在此互通有无、调整余缺（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白用节矣。……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管仲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虽然市场却不能直接生产出货物，但是通过观察市场的表现，可以知道各类货物的产量多少，可以知道国家（各个地方）的治乱兴衰。正因为管仲知道市场的作用，所以书中多处强调要建立市场，便利民生，比如管子认为在方圆150里以内，都应该建立集市，方便贸易，便利民生（“岁有市，无市则民乏矣。”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第五》）。

管仲在强调市场有利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利方面。管仲深知齐国大资本操纵市场，控制物价，就会出现市场失灵，无法根据供求关系来配置资源，决定价格的公平机制，国家也无能为力，（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管子·揆度》）。因此他指出市场机制不会自动实现均衡，均衡是动态、暂时的（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管子·轻重乙》）市场错配会导致生产过剩与短缺的经济危机交替出现（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管子·国蓄》）。市场是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必然形成资本决定分配社会财富的根本原则，造成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进而危害国家安全（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

如何在利用市场的同时，又能抑制市场的这种负面作用正确地管理国家的经济发展呢？《管子》书中至少提到了以下两种方法。

其一，利用财政政策，直接进入市场施行平准。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所谓“财余以满不足”即指政府财政直接入市买卖货物，调节平抑物价。《管子·国蓄》指出：“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这就是说，各种商品都是多则贱，寡则贵，抛售则价跌，囤积则价涨。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可以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状况来控制国内市场的财物，再观察物价的涨落而用平准之法来控制。这样既可以调节物价高低，又可以从中获利。

稳定物价是管子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主张。据《管子·国蓄》载：“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出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以重射轻”，物价下跌时，官府就要收购市场上的货物；“以贱泄平”，物价上涨时，官府就要以较低的价格将所掌握货物投放市场，以平抑物价。《管子·乘马数》记载：齐桓公欲立“乘马”之策，管子提出要发布平准号令，即“出准以令，守地用人策”。守，指掌握或控制。农业生产为土地之用，故称地用；物价政策为人的筹谋，故称人策。实行“高下之策”，即指物价政策。

管子将国家控制谷物价格的方法称之为“准平”。《管子·国蓄》说，“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而重之，故人君敛之以重。敛积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国家在民间物资有余时，低价购进；在民间物资匮乏不足时，再以较高的价格售出。这样，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避免巨商大贾操纵市场。又说：“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

其二，利用金融货币政策，进行间接调控。

轻重术中蕴含着丰富的金融思想和使用金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论述，在《管子·国蓄》记载“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是讲国家一定要掌握铸币权，掌握了铸币权掌握货币才能够守住国家的财富，加强国家的建设，从而统治天下。

《管子》中除了讲国家要掌握铸币权直接掌握货币之外，还讲到了控制货币就可以控制其他商品及其流通。“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管子·国蓄》）”

管子已经认识到货币和物价的关系，并能够熟练运用。《管子》书中有一句对货币与物价关系的高度概括——“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管仲指出：“国策出于谷轨，国之策货，币乘马者也。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人。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彼谷重而谷轻。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管子·山至数》）”货币、谷物和万物之间存在相反的“轻重”关系，所以主张国家通过控制货币和谷物，以调节诸种商品货物的“轻重”关系，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平衡物价，抑制兼并，打击商人贵族，巩固统治，增加国家收入，以达到“无籍而赡国”“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目的。

“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管子·乘马》）黄金作为货币，是价值尺度。懂得货币的道理，就能让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得当。货币发行多了或者少了都是不对的，应该明白货币发行和国家事业的关系，懂得其中的规律。

对于货币的价格，管仲也有论述。管子曰：“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赢。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藏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管子·揆度》也就是说币值的稳定非常重要，高了或者低了都不好，币值的稳定要将货币数量和社会商品的比例关系调整到合适的水平才行。

那如何统筹规划确定货币的发行数量？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币乘马。”管子对曰“始取夫三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管子·山至数》）管仲这里说的是按照全国的土地以及土地能够产出的谷物来计算全国货币的发行数量。显然，这里表达的就是货币的发行数量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匹配的思想。

《千年金融史》中对《管子》一书中表现出来的金融理念也推崇有加，书中讲道：

《管子》认为货币不是经济政策的目标而仅是一个媒介。文中为了解释这个抽象的概念，选择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比喻，《管子》的作者写到“刀币者，沟渎也”，也就是说钱币就像将水引向田地的沟渠，或者像引导血液的血管。《管子》认为，货币就像沟渠一样引导着经济活动，这也就暗示了控制了沟渠的统治者，就控制了国家的全部财产。这一精辟的言论非常重要。欧洲的哲学家花了2000年的时间才完全理解了这一点。[8]

管仲与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相齐桓公，卒于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任齐相四十年，完成了齐国方方面面的改革实践，在战乱纷繁的春秋时代维护了齐国的安宁，又以“尊王攘夷”为号，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孔子因此反复赞美管仲大仁大义“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孙中山认为“按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鱼盐之利，治齐而致富强。”[9]

《管子》基于管仲在齐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和实践，总结出关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学，但由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管子》没能成为普遍学习的经典和国家取士的考试内容，所以朝廷上下真正懂得经邦治国的人才较少，但是《管子》中记载的平准手段、盐铁专营等思想和实践都得以保留。比如汉朝在汉武帝时期推行均输法，即由国家在各地统一征购和运输货物的经济政策。在中央主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之下设立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输京的物品转运至各处贩卖，从而增加政府收入，抑制商人垄断市场，使物价稳定。平准法是国家平衡物价的政策，在长安和主要城市设立平准官，利用均输官所存物资，根据物价，贵时抛售，贱时收购。实行均输和平准使得京师所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平抑了市场的物价，打击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的行为。

中国历朝历代几乎都是建立初期，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即施行自由市场经济，让战乱后的国家恢复元气，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贫富差距过大，从而会影响整个社会稳定，甚至危及王朝统治。土地也就是最大的资源和财富，中国历史一直存在历史周期律就是在土地兼并和平均地权之间循环往复。这时都需要对自由市场经济进行纠偏，也就是改革、变法，那就是加强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调节，打击地主、豪绅，政府的任务就是限制土地兼并，维持百姓基本的土地耕种，这是他们的生活保障，也是社会基本的公平和正义。如果变法成功，就能实现国家的中兴和强盛，如果变法失败，无力扭转这种局面，贫富继续分化，王朝会逐渐走向衰败，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外敌入侵，往往会引发社会危机导致农民起义，从而改朝换代。

东西方文明在义利观和群己观方面具有重要区别，中华文明当中具有浓厚的重义轻利、重群轻己、重道轻功的价值倾向，主张“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要求人们安贫乐道，知足常乐。重群轻己是重义轻利的自然延伸，因为“义”主要表现为为他人或利他，无数的他人抽象集合就是群体。儒学历来强调人对群体和社会的责任，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荀子提出“明分使群、善群则和”。中华文明在处理个人与群体或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必须要在“义”的基础上，把国家或群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个人必须服从群体或国家的利益。否则，就是不仁不义。重道统，轻器物；重人伦，轻科技，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特征。克己恕人、厚德载物、德得相通、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道德理想等，是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观念。道德理想人格和道德崇高社会的泛道德主义目标始终成为整个社会整体和每个社会成员个体的主导性价值追求。这种强势的价值理性，制约和阻碍了工具理性的正常社会功能，并在近代以后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进步。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赵馥洁认为：“传统价值观演变的主题基本上是以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为主题，因而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价值观念无论如何演变，从整体上却存在忽视物质财富价值、自然知识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的倾向。”[10]

中国有着繁荣的城市，都是发达的工商业中心，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但是只许其有限度的私家谋利，并且剥夺商人通过科举考试参政的权力，从而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限制在一定程度内。政府的任务就是限制土地兼并，维持小农经济，重农抑商政策以及耕读文化都是保证这个社会稳定发展的价值理念，中国自古至今都在提防资本与权力的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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