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制，讲法治还是讲政治？

张可亮 · 公众号「三板会」 · 2021-06-16 21:00

今天这篇文章是5月21日，我在北大一次演讲的录音整理稿，讲座的题目是《注册制重塑中国股权投资逻辑》，讲的时间有点长，共有四部分内容，所以分了上下两篇来发，这是前两部分内容，作为上篇。

上篇主要内容是通过观察注册制改革之后资本市场一些现象，以期寻求出现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看似一些悖论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改革一直存在着两种要求，如何平衡或者统一这两种要求，才是改革真正面临的难题…

今天是非常荣幸，我们的张院长专程过来做个开场白，刚才我俩聊天的时候也聊到我有志于到大学当老师，现在偶尔也到高校给学生们讲讲课，平常三板圈或投资圈的活动我也经常讲，但确实不是老师也不是研究员，所以讲的内容没有那么多详细的数据，都是一些现象的观察，通过现象的观察之后分析背后一些底层的逻辑。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本科是学金融的，研究生也学金融的，2006年毕业干了一年的银行，就开始干投行，到现在干了15年的投行，应该说在投行领域干成了一个专家。

但是现在我说我不是专家，而是个杂家。工作之余，一直坚持读书，读的比较杂，比如从读研期间就一直在自学政治经济学，持续到现在。最近几年又开始研究东西方文化。好多事情多多少少都懂一些，多多少少都懂了之后就不是那么专了，所以今天给大家讲的比如注册制重塑股权投资逻辑的题目，我不是一个做股权投资的专家，虽然现在我也在做这方面的事儿，但是视野可能相对宽一点，我会从一个更加底层的逻辑来讲一讲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分析经济现象，经济学家只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现象，但是政治经济学就会加上政治的角度，政治的一些思考，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现象，不完全从经济的考虑来考虑。我这几年又开始研究文化，我就发现文化又决定了政治，更深一层的逻辑其实是文化。

比如我们讲中国的问题，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不要忘了这一点，但是我们恰恰常常忘了这一点。在座的诸位可能都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都会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周身出发看问题，比如我经常听到身边朋友吐槽食品安全问题，吐槽环境污染问题，喝牛奶要喝进口的，多花钱也要用好的，但是别忘了我们是一个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的国家，中西部的农村地区的情况可能你没有去感同身受，就忘掉了我们的国情，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在批判国家一些经济政策的时候，就是可能是狭隘的。刚才讲的国情只是一个我横向的国情，要看到我们中东西部地区不一样，这是从政治的经济的角度，看现在的国情。

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情是什么？

那就是一个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一个纵向的国情。历史传统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它一定会影响着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事情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经济生活，影响政治生活，这也是一个国情。这个国情我们跟西方国家也不一样，西方国家都是基督教传统，而我们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社会，近代以马克思为主义，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有了政治和文化的视角，我们看经济问题的角度就会更加多元一些。

今天晚上我跟大家讲注册制重塑股权投资的逻辑，也是从这样一个宽泛的视角来跟大家分享，不会有具体的投资法则，比如投资专家讲，我们投资要讲究哪几点哪几点，企业有什么样的问题，不是讲这样的，我想把底层的逻辑告诉大家。

比如说注册制改革，大家可能吐槽的会非常多。在注册制改革之前，大家对它有很多的幻想，觉得我们就应该像美国一样，做形式审核不用做实质审核，但是当科创板注册出来以后，你发现完全不一样，依然是实质性审查，而且审查的更严格，为什么？很多人会解释说监管部门不愿意放弃权力等等这样的解释，我觉得这些解释可能是片面的。

我会给大家讲可能它（注册制改革）是一个中国改革在方方面面都会遇到的问题。这是我这些年从观察新三板观察资本市场改革，突然得出了一个发现。我把从这里边得出来的结论放到比如说我们的交通体系改革，我们的农业体系改革，发现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就是一个从特殊（资本市场改革领域）到普遍（中国几乎所有领域的改革）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国家到底是要讲法制还是要讲政治？甚至是既要讲法治，又要讲政治，在这样的要求下，改革这个事对很多人来说就非常难办。

比如我们资本市场改革，我们讲什么？我们讲“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我们讲要建设法治化、市场化的资本市场。法治化的资本市场，IPO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管，你就只做形式审核，但实际在执行的时候，我们的证监会我们的易主席就很难办，因为你如果真的不干预、只做形式审核的话，可能出现了很多后果是没法承担的，比如大量的造假上市，给我们的散户造成大量的实质性损失，那怎么办？

这就必须要讲政治，讲法制是对整个部门的要求，对改革的要求，但你发现我们党又对我们所有党的领导干部要求讲政治，讲政治是什么？讲政治就要求你对结果负责，讲法制不需要对结果负责。

证监会作为行政单位，党中央国务院文件都要求你讲法治，只对过程负责不对结果负责，但是证监会主席作为党的干部，又要求他必须讲政治，必须对结果负责。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好像永远逃不出所谓的父爱式监管的原因，就是有这个底层逻辑在这儿。为什么要讲法治又要讲政治，这跟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关系，跟我们的文化有关。

刚才是一个开场白，今天的内容有四部分，一是注册制改革的现象观察，第二个是改革的两种要求，第三个是股权投资环境的变化，然后第四个是股权投资逻辑的变化。股权投资环境的变化既有大环境的变化也有小环境的变化，刚才我讲了所有这些我们的国情，决定了你在中国做股权投资跟在美国做股权投资是不一样，你做的这些投资的项目，它未来要到海外上市，到美国纳达克上市还是到中国上市，他们投资逻辑也都不一样，有不同的外部制约条件，在这些制约条件的制约之下，就有不同的逻辑，我主要从这几个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

01.注册制改革观察

我从三个角度来讲：

一个是市场准入。

大家对注册制这个事怎么看？我们之前理解的就是实质审查跟形式审查的区别，核准制是实质审查，你这个公司到底好不好？到底有没有投资价值？可不可以去公开发行让所有普通股民买？之前证监会一定要做这种实质审查的，发审委7个委员5票通过，这个项目才能通过，做实质审查、做价值判断，之后证监会发批文，行政批准，当然上市。上市之后如果出了问题，首先是由证监会来调查，做行政处罚，而不能直接到法院立案，直接做刑事处罚。

注册制是什么？什么叫注册？我们到网站上注册会员，很简单，只是做形式审查，填一下相关信息，就可以，信息是真的是假的，网站不会做实质审查，这才叫注册。商业注册、登记注册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不辨真伪，不做价值判断。

然后注册制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事后处罚，司法处罚。现在我们修改了证券法，有了集体诉讼，所以才能够跟注册制相匹配，如果证券法没有修改，我们的注册制出来也是假的。这里边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证监会交易所在这里边的一个角色定位问题，这个一会再讲。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中国的注册制改革，正式推进是2019年习主席11月5号在上海世博会上宣布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但实际上注册制这个事儿从我干投行就已经在讲中国未来投行要实行注册制。我是2007年干的投行，09年的时候考过的保代，当时我们领导跟我说，你还能赶上最后一班车。意思是注册制以后，保代制度就要取消了，保代的红利可能快没了。我就信了，所以我一直没注册，我可能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2009年就考过了保代，到现在还一直没有注册，还一直是准保的人。就是因为相信了注册制马上就来了，结果整整差了10年，19年才刚刚开始，2000年才出来。

我在2019年10月份就写了篇文章，我说中国的注册制，肯定是有中国特色的，那会儿就预见了现在科创板这种状态，发行肯定是有控制的注册制。注册制本来应该是形式审查，比如说证监会、交易所规定了你要报哪些文件，好，你把这些文件报上来就行，只要要件完备就可以。是否具有投资价值，不应该做判断，但是你发现我们的注册制比以前还要严，表现是什么？以下几点：

一是现场核查，以前现场核查也有，但是很少，现在基本上要变成一个常规的动作了；

二是检查底稿，你想注册就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我规定你要交10个文件，你把这10个文件拿过来就行了。现在注册制的情况下，还要再去看你的底稿，你有100个底稿来支撑这10个文件，你要把你这100个文件也要拿过来，我看，而且这100个文件里边有没有问题，都要确认；

三是股东穿透核查，以前也没有这样的要求，现在要求必须上查到国资委，到个人；

四是个人的现金流水核查，就是拟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董监高，各家银行的流水必须要打印出来；

五是要求券商加入年审，以前年审的工作主要是会计师事务所做的，但是现在明确要求券商来做；

六是券商对质控部门也被拉到前台，保代做IPO项目是前台业务部门，质控部是中台，但现在把中台都要拎到前台来，以信息披露的名义，几乎要求是一个倾尽所有手段进行评估。

我们以前做IPO的时候，底线就是什么？根据监管部门的核查指南，我们能够倾尽我们所用的手段，我们该做的工作都做到位，就行了。这样有些企业它造假我们没法发现，比如我们不是警察，说没法查银行流水，我们不是公安，我们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该做到的做到了就可以免责，但现在不行，只要你能想到的券商保代都应该去做，如果你做到可能都会追责。

我们下面具体看一下，这是首发现场检查规定。

以前没有这个规定，但注册制竟然有了，有了这样的规定，这说明不信任你。注册制是什么？注册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是我相信你是好人，就是我相信你提交给我的东西都是真的，大家都有法治精神，如果是假的，我可以罚了你倾家荡产。这样注册制带来一个什么好处，就是它的交易成本会相对比较低。但是现在，我们说是实行注册制，但是查的比以前还多还严，我们现在实行的注册制交易成本反而更高，证监会从来把我们券商还有发行人看作是狼狈为奸的，你们上市就是来圈老百姓钱的，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做有罪推定，所有的疑点，我都是认为你是要造假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造假，当然他们确实是也很有经验，哪些地方会造假它一清二楚，所以其实要骗会很难的，但是也有手段高超能骗，好，我就看你的底稿，这些现在都已经成了法律规定。

再下一个，《关于加强辖区上市公司年报期间持续督导工作的通知》。

要求上市公司要求我们券商干什么，各证券公司要执行亲赴银行获取对账单和询证函，走访重点客户，对年报及相关信息我们要进行审阅，承担起督导责任。以前比如说我们督导的上市公司，他年报如果出问题了，如果造假，那是会计师的事，不是我们券商的事，因为我们券商没有要求我们券商去查银行流水，询证函都是重点客户，我们其实可以免责的，只揪着会计师事务所的，但是现在不行，又把我们券商给加上去，这也是注册制的变化。本来应该减少交易成本，应该少做很多工作，但是现在反而增加了很多的工作。

这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

以前我们在上市之前都要有一个至少三个月的辅导期，辅导过程当中主要是我们券商、会所、律师给他们做培训，让公司的董监高股东了解上市公司的一些规定，不要犯错，让他们成为一个合格的上市公司的股东和董监高。证监局的在辅导验收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通过一个考试，就行了。现在基本上要做实质性的检查，比如说要走访辅导对象，查阅公司的底稿，约谈董监高。可以看到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在加强。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科创板上市审议的结果公告。

注册制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权力从行政监管部门证监会下放到交易所，交易所说：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发行条件和上市条件不一样，大家要知道它是两个动作）和信息披露要求。审议只是对这三个事情发表意见，也就是说他们只做了形式审核，不对企业做价值判断，上市委过了以后，按理说就是报证监会注册就得了，但是证监会也执行实质性的审查。

证监会的注册环节本来要求是20个工作日就必须得通过注册，我们是不是认为交易所前面都审完了的事儿，感觉材料报到证监会，签字过就行了，不，现在也做实质审查。你看这个报道：《过会不是终点，批文还得挣扎：某IPO注册阶段现场检查，问题细到惨不忍睹！还发现大额资金流水问题》。

还有大家知道有一些报了材料之后，大家又撤材料，抽到现场检查抽了20家，可能撤了16家，中间可能一两家没撤，撤资材料不能一撤了之，因为他觉得你肯定是造假的，你害怕怕我查出来，如果有问题，撤回去也不行，撤回去也要对券商的人员进行处罚。

这些做法都跟注册制精神一致吗？其实都不符合注册制的精神，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整个注册制经历了两个阶段：最开始当国家在推的时候，审核特别快，催着大家尽快报材料、赶紧审、赶紧发。为什么后来又有这么多的规定，因为发现报的太多了，又出现堰塞湖了。

其实做这些工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我说的证监会不能只讲法治，还必须讲政治，讲政治就是要减少造假，就要为结果负责，当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逼退一些企业，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堰塞湖的问题，包括现场核查，这个工作其实在12年13年都有过，这些东西不是注册制，跟注册制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这些问题，就认为原来注册制是这样的，注册制不是这样，这是中国特色的注册制，这些做法跟注册制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举个例子，以前我们大家要注册公司，需要很多人来审批，要街道办给你出个证明或者什么的一大堆盖章出来审核，但是现在就放开了，大家可以几乎随便去工商局注册一个公司，甚至你本人都不用去，有那些中介机构就能给你注册公司，这才叫注册。

大家不要因为中国现在的实行的这些做法，就把注册制理解偏了，然后混淆了你对于注册制的一个理解，现在这些做法估计也是阶段性的现象，是既要讲法治又要讲政治导致的结果。当然讲法治和讲政治并不是绝对矛盾的，二者也是可以互补统一的，这个就先不展开讲了。

我刚才讲的这个注册制，就是从审核从准入门槛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观察注册制的第二个角度，是从价格形成机制来看。

之前的IPO发行定价， 14年之前是参照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来做，14年以后到现在基本上都属于是23倍的市盈率发行，这个23倍市盈率，没有任何文件规定要求这样做，但所有的投行人员所有的发行人到了发行的时候都知道按照这个标准来做。注册制是什么，注册制是市场询价，监管部门不限定发行市盈率，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做的好像比较好。

科创板一开始发行突破了23倍，具体是多少倍，我找了几篇报道，去年10月15号，易主席给全国人大做报告的时候讲到的科创板发行市盈率中位数是48倍，创业板注册制首批的中位数是38倍。这里用的是中位数。去年11月17号有一篇报道，这是上交所发行上市中心区域主任讲的，他说科创板新股发行的平均市盈率是54倍，估值优势突出，远高于其他板块，他认为这是个好事，对吧？作为自己的一个优势特色来宣讲，我们科创板市盈率高，都到科创板来上市吧。但是你再往下看，今年4月20号以后，科创板已经有51支新股发行完毕，5支市盈率超过100倍，还有16只发行市盈率在23倍以下，而去年全年只有6支，尤其三四月份发行市盈率低于23倍的增长明显。今年以来54只创业板发行，发行市盈率在7.98倍至94.99倍之间，其中有25只在23倍以下。所以大家也要分阶段来看这个事儿，刚推注册制的时候市盈率特别高，但是从今年以后市盈率就特别低，刚推的时候发行的速度特别快，但是到现在发行、过会的速度又特别慢，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下面要讲的，将权力交给市场还是交给社会？价格形成机制，之前是由行政权力说了算，你就23倍，之后由市场询价来定，高它有高的理由，低有它低的理由。

我们中国改革一直在讲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该交给市场的要交给市场，处理好二者之间的边界。但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这句话其实说的不对，说得很片面，如果在我们的社会没有发育完全的情况下，直接把行政权力该负责任的一些事情，政府该负责任的一些事情一股脑推向市场的话，往往不会带来好结果。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想问一下大家什么叫市场？我们天天讲市场，什么叫市场？其实市场就是人类的欲望的外化，但是欲望不是需求，只有能够用钱来为之买单的欲望，才是真正的需求。市场需求就是我们每个人可以用钱消费的起的需求。所以，市场其实是由钱来决定的，这个钱又是什么？小钱跟大钱又不一样。我们天天说要交给市场，如果交给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还好，如果这个市场它已经是一个垄断市场了，你政府把权力交给市场，那不就是交给垄断机构吗？比如任何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之前国家规定了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后来说国家说这个事儿应该由市场自己决定，国家不管了，价格放开了交给市场。这个市场已经被一两个巨头垄断了，国家把定价权交给市场，不就是交给这两个垄断巨头了么？而不是经济学家天天忽悠老百姓的，市场可以通过自由竞争形成一个合理的价格，这个价格比国家垄断更有效。

反过来再看我们的发行市盈率，这个价格通过市场询价询出来，谁有资格去询价，我不知道在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对吧？机构才有资格去询价，公募基金、证券公司。价格由他们说了算，所以串谋就有了，基金不光在二级市场抱团，他在一级市场发行的时候也可以抱团，集体压低发行市盈率，你会发现后期市盈率反而低于23倍市盈率了，很多IPO企业就不高兴，认为还不如不改革呢。市盈率下降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确实因为新股供给多了，对于基金来讲，本来一个周发3家，现在一个周发10家，投资者就会挑着买，这是正常的市场供给决定的。

另外一个就是价格交给市场，在IPO发行的这个市场，是由大资本垄断了定价权，存在恶意压价的可能性。大家一定要清楚，资本的垄断比行政的垄断更可怕，大家要思考注册制，市场询出来的价格比之前的23倍窗口指导价格真的更合理么？

第三个就从市场规模来看，我们的注册制跟之前核准制之间的区别。之前核准制的时候一定是控制上会的节奏，安排几次、安排几家上会，都是可以自己调控的。然后即使过了会，要是看到最近二级市场情况不好，比如说有些巨无霸要来上市，可能也会压后批文不给你，但是我们的注册制是什么？当然说的要求随过随发，随时报随时开会随时审，过了之后也要随时发行。这个里边各家交易所的积极性有了，但上交所深交所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他们两家都有提高审核效率的诉求，我效率高了，来我这多了，然后我的收费就多，我的效益就好，但是证监会知道这个问题，所以证监会控制什么？控制注册环节。你们交易所可以审的快，过的快，但是最终这个市场能不能承受这么多的企业上市抽血，还是要由证监会在它的注册环节来控制，所以没有完全放给市场。

第三个就是保一级还是保二级？

股权投资其实要考虑这个问题，不能光从你的角度考虑问题，投了企业了，就必须抓紧时间让我过会，你还要从证监会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证监会为什么来控制发行节奏，就是保一级还是保二级的问题，要协调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的一个平衡，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扬汤止沸，火比较旺，二级市场涨得比较高，就多发股票，往里面掺冷水（发新股），整个二级市场的温度降下来，当二级场已经非常冷非常清淡的时候，就控制往里面加冷水（发新股）的一个速度。我们可以看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区别，美国股市连续涨了10年，有疫情也一直连续涨，除了美国自己印钱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退市的比上市的多。这些年其实上市的少，退市的多，中国股市这些年一直在不断的扩容，有序的扩大上市企业的数量。

为什么美国可以上市的数量越来越少，站在资本的角度，对于大资本来讲，它需要那么多的筹码吗？去赌场赌钱，你需要那么多的赌桌吗？你可能在一两台赌桌上玩几次就够了，就能挣钱了，没有必要把每一只股票都炒一遍，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中国的逻辑是什么呢？不是要让你二级使劲挣钱，让你资本使劲挣钱，是要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利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能够发展实体经济，能够增加就业，增加税收。所以中国一直希望能够不断的增加上市企业的数量，但是受限于二级市场承接能力。当二级市场暴跌的时候，我们之前是暂停IPO发行，历史上有9次为了保二级市场而暂停IPO发行，从刘士余接任证监会主席之后开始推行IPO发行常态化，就是不管你二级市场怎么样，IPO都会一直发，虽然会相对来说会控制一下节奏和规模，但是绝不停了，即使再暴跌也不会停IPO。

02.改革的两种要求

上面是讲注册制，我从三个角度来观察了这些不合常理的地方。美国有成熟的资本市场制度，拿过来直接用就行了，但是我们发现不可能把所有的美国的制度都直接拿过来用，拿过来之后一定会走样，原因其实就是我下面要跟大家探讨的，我们中国的改革它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讲法治，一个是讲政治，国外的政策很多是只讲法治不讲政治的，而我们的改革还需要讲政治，所以很多国外看似好的制度是不能直接套用的，历史和现实的国情不一样。理解了这一点，大家可能就会理解甚至同情我们的改革者。

今天的讲课我之前也发了朋友圈，然后会里的一个朋友看到了，晚上12点了微信问我，张总，你有啥高见跟我说说，最近正好给领导写材料，也要写注册制的事儿。我就跟他聊聊到一点多，就说讲法治还是讲政治的事，我说国务院要求你们讲法，刘鹤副总理要求你们“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但是党中央对我们的易主席，他是党委书记，要求的就是要讲政治，讲政治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对“政治”这个词的理解是怎么样的，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咱北大的都会讲，他很讨厌政治，他对政治的定义就是勾心斗角，远离政治，远离这些勾心斗角。这些看法不对，当然我理解的也不一定对，我认为政治就是要求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这就是政治。当然政治有它的范围，比如说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代表了不同集团的利益，在不同集团里讲政治，就是要求必须为集团内大多数人谋福利。我们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中央要求的讲政治，要求党员干部要讲政治，这里大家最经常的一个理解是不能妄议中央，中央出了政策之后，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理解就相对层次浅一点，讲政治并不是说只对党中央负责，只对你上面领导负责，要深一点要理解的话，就是你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地方领导干部要对一方老百姓负责，你对一方老百姓负责了就肯定是对党中央负责了，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中央就是对全国老百姓负责，这才是真正的讲政治。所以大家对“政治”这个词必须理解清楚，然后才能理解讲法治跟讲政治之间的区别。其实讲法治跟讲政治，它俩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往往是什么？怎么统一不知道，但对立是看的出来的。

我们学法律的都学过，讲法制要求的就是程序正义。我们看到为什么在美国，有钱人法院基本上很难给他定罪，周立波在美国车上藏毒，证据都有，但是证据链有缺口，依然被判无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你如果警察和执法者在执法的过程当中，获取证据的程序不合法，即使你拿到这个证据，也不能用来给他定罪，而且如果你取证过程不合法，你这个证据就等于是失效的，你的整个的定罪环节它就缺失了一环，缺失了这一环，你就没法给他定罪，即使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就是他干的。最著名的就是辛普森杀妻案，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就是他自己干的，但是不好意思，法院没法给他定罪。这就是讲法治就要去讲这个程序正义，结果是怎么样不管，首先不能破坏程序。

我们中国之前一直是讲政治，讲政治是什么？要实质正义，要结果正义，过程是为结果服务的。所以经常有犯罪嫌疑人被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他交代了确实杀人了，用的啥凶器，人埋在哪了等等，找到了就依据这些判刑。这样的问题是经常会有屈打成招、冤假错案。法治注重程序正义、注重过程，价值中立，不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但讲政治一定要有价值判断，一定要有立场。有时候跟朋友争论起一些事情来，争论的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你发现争论的人持有的基本的原则都不一样，有些人持价值中立，说我们这个事我们不要做价值判断，我们就实事求是的就事论事，但有些人他就有价值判断，他就有立场，而我就属于那种有立场的那种人。马克思主义者一定是有立场的，他就是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立场来看这个事，你可以说它是不客观的，但讲政治就是这样，就这个事儿你说它可能违法，但是对广大老百姓好，我就做这个事，这就是讲政治。

你要讲法治，你法都不健全，你怎么来讲法治？九十年代我读中学就学了叫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健全法治，这个成本其实非常高。首先立法成本其实也非常高，中国有个词叫“天衣无缝”，要真把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法律条文来规定的，是不可能的。中国还有句古话这叫“执法愈密，为政愈疏”宋朝就是属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相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所以它法制建设相对就比较完备，但问题就出来了，大家都按照法制办事，然后你就发现没有人去正儿八经干事，当官的没有事可干了，你所有事，所有的流程，都有制度给他规定好了，他动辄得咎，索性就什么也不用干了，还怎么改革，怎么进步？

中国目前其实也是这样，法律其实是不可能完备的，我觉得读钱穆收获最大的一句话，而且几乎每次讲课的时候我都会用到、都能用到这句话，叫“制度和人事二者不可偏废”。现在我们讲建设法治社会，说一个好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了，一个坏制度可以让一个好人变坏，诚然制度重要，但是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好制度，也必须有好的人事，安排让谁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干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比如说我们的证监会主席，一样的制度，让刘主席还是易主席来干，可能结果就不一样。重视制度其实就是讲法治，重视人事其实就是讲政治。我们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还要做的一个事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加强组织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建设一支讲政治的干部队伍。讲法治还是讲政治，在中国所有的改革领域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所有的政府部门，你看到的党中央的文件都要求你讲法治，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都要依法办事、由法来解决。但是党中央开会的时候都会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要讲政治，讲政治，你就必须要关注结果，必须要对结果负责任。按理说注册制了，大家要学习了解注册制的精神，那就是我们证监会不做价值判断，交易所也不做价值判断，企业够条件了，就让他上了。之后投资者买了赔了，别找证监会别找交易所，他们不负责任，投资者直接去找法院，通过集体诉讼制度打官司，诉讼成本也降低了。但是同时证监会就会想我要讲政治，万一出了集体事件之后，股民不去法院，直接到围堵金融街，再出现几个跳楼的，这个事怎么办啊？不能让股民炒股送命啊，所以想来想去，还是要好好审查，不能让这些企业带问题上市。

讲法治、讲注册制是什么？你不能剥夺我们受骗上当的权利，我们去上当受骗，这是我们自己应有的权利。比如很多人愿意去买狗狗币，买什么柴犬币，买空气币，我愿意买我愿意赔，国家你不应该管，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又出台文件了，就是要管。你就说我知道上市公司造假，我就愿意去买它，不行，在中国不允许。这就是我们改革过程当中存在的最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很多时候是抓住权力不愿意放的，因为中国的改革都是要革掉国家部委的一些权利，可改革方案谁来出？还是国家部委来出，让他自己革自己，确实是个问题。

上面我们讲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要讲政治，下面我们讲，改革的过程中，权力交给谁？是交给市场还是交给社会？

国务院的文件也好，党中央的文件也好，对于改革的表述应该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后边还有一句话，“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很多人右派就会只讲前面那句，左派就会强调后边那句，但其实两句都有。我们权利到底要交给市场还是交给社会？我刚才讲过，如果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可能相对还好，因为自由竞争的市场就相当于是交给所有的市场主体，大家都是一样的，能力大小都差不多，体量大小都差不多，交给他们，由他们去自由博弈，公平的竞争，然后来决定以什么样的价格来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或服务。但如果这个市场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这个市场里边市场主体的体量不一样，比如资本市场中，同时存在公募基金，证券公司、私募基金，还有散户老百姓，竞争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在发行询价的时候，为什么不增加小散户作为代表？证监会说保护中小股民，可是在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市场，在同股同权的条件下，散户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我们在做一些涉及到民生的价格改革的时候，会找相关企业的人去，同时一定要找一定的居民代表去，这居民代表其实代表了社会。如果完全是相应的企业，比如水、电、公交系统票价改革，普通老百姓，会认为价格不能定的太高，相关企业肯定希望涨价。所以以后大家要清楚，谁再跟你讲，把权利交给市场，首先要问这个市场是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如果不是自由竞争市场，那只是交给了资本，交给了市场垄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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