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经济学：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张可亮 · 公众号「三板会」 · 2017-10-31 18:06

我的这篇文章是一直以来自己思考的一次总结，主稿完成于今年国庆节假期，又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反复修改，经常修改到下半夜，最终定稿。因为话题太过宏大，查阅了很多书籍期刊资料，鲜有人这样讲，所以内心十分忐忑，这两天看到林毅夫和王沪宁的文章，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所以决定先把文章的前半部分发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

也希望等新书《新三板改变中国》出版的时候，大家能够捧场，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一、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命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理论界掀起了一场讨论热潮，三年来，大家对这一命题的认识和理解在不断加深，也结出了诸多丰硕的理论成果。大家基本都认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论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形成基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

2、命题的一般解析

很多人也都注意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前一种解读中，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在后一种解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理解或界定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读过的文献当中基本都是认同第一种界定，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比如张宇《努力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及孔丹、邱海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解读及其分析》，我也认同这种说法。但是对于何为“中国特色”，我却与大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不同，抛砖引玉，供大家批评。

3、我的回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层：它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只讨论经济不讨论政治的经济学，这个就不多讲了。

第二层：它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它是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这当中又存在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马克思主要是以英国为例，研究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脱离开一定国家的具体经济过程就可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吗？显然不能。事实上，马克思在前引那句话的后面紧接着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对于英国经济现状及经济史的研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当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目前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只有中国发展比较成功，我们研究的时候应当以中国为例证，来研究与资本主义相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规律，研究出来的这个普遍规律应当是可以指导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有用的规律。比如目前很多人指出的应当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生产、消费和分配之间的关系，本国经济和全球化的关系等等。

第三层：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越南特色或者古巴特色或者朝鲜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需要在普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再着重研究“中国特色”。那何为“中国特色”？我想这里的“中国”并不是仅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不仅是指1949年建国以后的新中国，而应当是涵盖了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明，一直薪火传承的中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是指能够体现中华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实则是要求将“民族文化”的维度加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中去，沿着这个思路，可以开创出具有普遍规律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将中国传统文化套嵌进去就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将英国历史文化套嵌进去就是“英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将美国特色文化套嵌进去就可以形成“美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二、文化之于社会的作用

1、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直以来，人们很难对其作出统一的精确的概况。从广义上看，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成果的综合，包括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各个层面。梁漱溟认为“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概况起来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

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经济和政治的反应，归根到底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反应。同时文化还可以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并以其功能整合其他组成部分从而维系社会生活形成整体秩序。此文中我们所说的“文化”除非特指，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概念。

2、文化的作用

文化领域虽然并非国家综合实力的直接体现，也并不直接就是物质利益和权利，但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国家的“信仰体系”，并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文化对于整合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群体的统一意志，确立集体目标、实施全民动员和达成整体目起着重要的构建作用。

文化在不同群体和共同体内还体现为特定的习惯、习俗、礼法、规约，经过历代薪火承传，久而久之成为传统。传统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发展的心理积淀和历代薪火传承的精华，是民族性格、“民族魂”形成的内在依据，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路向和每个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标志。习近平在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

同时习近平在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政治和经济总是结构性的结合着，而文化问题又是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深层次结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形成互动结构，这种互动可以是相互促进，也可以是相互解构，或者是复合性质的互动，他们其中的某个问题必定同时是另外两个问题，他们几乎不可能分开来思考。

不同的文化传统是各个民族相区别的最主要标志，而这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会深刻的影响一个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选择，分析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不能不考虑其本民族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以中华文明（儒家文化）、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简单替代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就会更容易理解，文化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当中，将文化引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分析，认为未来的国际社会的冲突将主要会是文明的冲突，国际社会的和平或者暴力将由文明决定，向我们揭示了文化（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资本主义在西方之发展也是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回顾资本主义在西方的产生、发展史，也离不开其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创造性结合，这可以参见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资本主义兴起基本上是一种植根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因为西方通过宗教改革而形成的新教文化，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但是这个普遍性必须要跟不同国家的特殊性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个特殊性，不仅是一国政治上的特殊性和经济的特殊性，更多的是指得这个国家所固有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并从该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去理解由该项传统所决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性。

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有两个重要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以中国为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这类似于当年马克思以英国为例，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第二个方向是加入“文化”的维度，将政治经济学拓展、建设成为“文化政治经济学”，同样也可以先以中国为例，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要想用政治经济学去指导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建设，就必须将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原理与伊斯兰国家传统宗教文化相结合，才可能行之有效。

三、从文化价值体系的角度来构建“文化政治经济学”

文化是一个价值体系，它由最高层次的理念价值，中间层次的规范价值和最低层次的实用价值三个层次组成，这三种价值分别对应于文化中的道德理想、典章制度、器物行为三个面向。

理念价值亦即道德理想，是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的集中体现，统括真善美各个领域，是一个民族崇尚什么反对什么的根本标准；规范价值是隐蔽在典章制度中的意义，并在具体法律条文、政治制度、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中得以体现。规范价值作为理念价值与实用价值之间的中介，其内容必然既要受到理念价值的限定，又要对实用价值提供指导，为此必然带有形而上和经验的双重性。实用价值则纯属于一种目的-手段合理性，也成为工具合理性。他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行动逻辑，在行动目标确定的前提下，它只专注达成目标的手段的效率问题。其基准就是功利，是有用，表现为对行动方案做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

在常态下，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保持一种上下层级的隶属关系：上层统领、支配下层，下层归属、服从上层；上层发布给下层的是信息或指令，下层提供给上层的是资源或能量，中间层次则是连接上下两层的中介。三者呈现为一种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既相适应，又有一定张立的动态调适关系。三者合在一起构成统一的价值体系，通过诱发人们行为的动机、指引并规范着人们的行动，从而使人们的行动从基于意志自由的个体层面上的冲突无序，转变到集体层面上的和谐有序，进而使社会生活保持“秩序”状态和稳定局面（治）。反之，当三者关系由张力变为对立冲突，价值体系出现混乱错位，人民行动就会失范，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和无序（乱），社会秩序就会由治变乱。

文化价值体系的这三个层次，正好是可以与“文化政治经济学”进行对应：最低一层的实用价值，指导的是经济活动，一个社会经济的各种发展方式，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对应着“经济基础”层面的问题；中间一层的规范价值，指导的是政治层面，一个社会国家、政治组织方式、法律规章制度，对应的就是“上层建筑”层面；而最上一层的理念价值，对应的就是整个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仰”，对应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

在社会生活中，经济的变化最为频繁，政治的变化较为缓慢，而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传统则很难改变。对应在文化价值体系中的表现就是，实用价值是变化最为频繁、形态最不稳定、持续时间最短暂的。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会带动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与之相应的实用价值理念也会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的修正自己的取向，不断的变化发展。规范价值即典章制度的变化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在人类历史上大的规范价值的变化可以简单列举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几种形态的变化。理念价值是对于某种既定理想的主观确认和承诺，是存在于超验的形而上领域或内在的心灵习性之中。故理念价值形态最为稳定、变化最为缓慢、持续过程最为长久。比如，我国的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中华文明的根脉依然延续，中国人对仁义礼智信的追求，对天下大同理想的追求一直没有变。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自产生之后，基本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化。

正常情况下，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呈现为良性互动的关系，价值体系就会表现为秩序状态，社会就稳定地发展。在社会出现急剧变迁时，比如发生经济危机进而爆发革命导致政治危机，作为实用价值的经济政策之类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但即使改朝换代，但是作为规范制度的政治制度却不会轻易改变，出现滞后，而作为理念价值的文化却很难改变，如果不能及时纠正三者的关系，社会秩序将会严重破坏，必然出现社会动荡。

人类历史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不同社会和不同代际的人们之间都会有所变化，这就是文化的变迁。现在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面临着古今中外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急剧的社会变革使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峙，体现了文明内的冲突，全面的对外开放带来中外文化的冲突，这是文明间的冲突，同时不同文化之间的扩散和互相融合也在加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面临的新情况。

四、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解析范式

下面我们就以中国为例，尝试用“文化政治经济学”这个框架来分析中国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社会的社会构成及变迁。

1、文化政治经济学对农业社会的解释——中华文明体系的长期稳定阶段

从理念价值层面来看，中华文明是多民族互相交融和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自上古绵延至今，薪火不断，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融入儒释道并立，再到宋明发展成为理学，但在理念价值层面也基本保持了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大传统，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思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重道义，轻功利的义利思想，“天下大同”“和谐社会”的社会理想，这些也一直是中华民族历代典章制度的精神依托并深刻的规范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在规范价值层面来看，中华文明在政治上非常早熟，自周朝以后，周天子分封建制的封建制度瓦解，由秦始皇统一中国，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车同辙、书同文，使得当时的秦王朝成为全球最早一个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确立了后来中国在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西方发展的遥遥领先。从汉代开始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作为整个社会的正统思想，从汉代的三公九卿再到唐朝的尚书六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远远超越西方。唐代下有科举制度，从民间为政府公开选拔人才，上有尚书省，管理全国行政事务，这两项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唐六典》更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留下的最大最有价值的行政法典，从世界历史论，也是如此。中国的这套政治制度，即使元、清少数民族统治，也未有大的变动。

在实用价值层面，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在秦汉年间就订立了二十四节气，掌握了农时，并且发展出了领先世界的种植技术，农业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我国经济的核心，农业的发展才是国富民强的基础。所以土地也就是最大的资源和财富，中国历史一直存在历史周期律就是在土地兼并和平均地权之间循环往复，政府的任务就是限制土地兼并，维持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国家经济基础。自战国的《管子》一书，就将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流品，国家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汉代开始，盐铁官营，提供民间日常普遍的必需消费品。中国有着繁荣的城市，都是发达的工商业中心，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但是只许其有限度的私家谋利，而剥夺其通过科举考试参政的权力（从规范价值层面），从而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限制在一定程度内，无法产生出资本主义。可见中国自古至今都在提防资本与权力的结盟。

中华民族的这套价值体系从秦开始到清结束，三种价值（文化、政治、经济）一直呈现为良性互动的关系，儒家思想比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基本是小农经济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反映，政府的任务就是限制土地兼并，维持小农经济，重农抑商政策以及耕读文化都是保证这个社会稳定发展的价值理念，彼此之间相互支撑，互为依据，只要不发生大的灾荒，整个社会处于稳定的平衡发展状态。

但三者也并非一成不变，各个层面都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演进，比如理念价值从孔孟到儒释道结合，再发展到宋明理学王阳明心学，政治制度（规范价值）也在不断演化从汉朝的三公九卿十三曹，再到唐朝的尚书六部等等，经济上（实用价值）上也是日益发展，唐代用布帛做货币，宋代已经用钞票，但基本保持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耕读传家之传统。

2、文化政治经济学对近代转型社会的解释——中华文明体系的剧烈动荡阶段

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这种三者平衡持续了上千年，直到清末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打破。工业革命和对外殖民使得他们的物质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西方进入了蒸汽机时代，并迅速超越了中国。

从鸦片战争开始，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随着西学东渐，庙堂上下也发起了“师夷强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很难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即可以在“技”的层面学习，但是要在“道”的层面坚持传统。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而掀起的戊戌变法，不但要求在经济实务上变法，还要求从政体上进行改变，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彻底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也标志着中国延续上千年的规范价值被打破。

重温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首先是由于中国见识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强大，对原先的经济政策（实用价值）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要师夷强技以自强），依然不成功之后，开始要求政治层面（规范价值）也必须做出调整改变，比如“百日维新”，从而引发的一场全面变革。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到底是学习英日的君主立宪还是学习美国的议会共和，都是当时政治上（规范价值）的可能选项。但为何君主立宪和议会共和都未能在中国走通，有着偶然性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就是这两种形式很难和最高层的理念价值保持一致。

马克思主义被“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到中国，中国人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儒家类似，同时还能让国家成功（苏联例子），所以既获得了知识分子的认同也获得了光大工人农民的认同。毛泽东依靠传统儒家观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借鉴旧式农民起义的方法，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创造性的使用马克思列宁的政党理论和创新的组织方式，取得了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的支持，建立了新中国。

3、文化政治经济学对新中国工业社会的解释——中华文明体系的重新调适阶段

（1）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学解释

毛主席带领共产党人在国家政府组织层面重构了中国的规范价值，实现了人民的当家作主，至今我们依然在沿用这套政府组织构架，在实用价值层面，面临一穷二白的局面，采用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也不完全照搬苏联，毛主席强调要向地方分权，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1]。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

同时毛主席树立“大寨精神”和“雷锋精神”，以期重塑中国人的灵魂，也凭借着个人权威发动了文化革命，批孔斗私，为全国人民确立赶超英美，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希望从文化层面（理念价值）进行改造，使之与新建立的规范价值（政治制度）和实用价值（经济基础）相适用。毛主席的这些做法都是有着当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不能简单评价，但其打造的政治制度以及追求平等正义的理念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传统。

（2）邓小平时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学解释

邓小平在继承毛主席所打造的政治制度（规范价值）的基础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在实用价值层面对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化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市场经济能够顺利推进，与清末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考和实践，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也与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打倒孔家店分不开，这些思想运动改变了人们深层次的传统思想意识，暂时摆脱了儒家安贫乐道思想的束缚，为全体国民树立了一个共同、集体的追求目标，要打破旧社会，建设新中国。而邓小平又将人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中解放出来，让个人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来改善个人和家庭生活，这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毛主席打倒了孔家店，但是为国民树立了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被毛泽东所否定掉的传统信仰没有恢复，毛泽东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信仰也随之坍塌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无限欲望。

改革开放近40年，我们一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整个社会的关注点都在经济建设，但是从实用价值层面分析，我们所采用市场经济体系，资本逻辑是其内在要求，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是必然趋势，资本逻辑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发展的后果便是要求对应规范价值层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所以目前很多声音就会要求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而这种要求显然是不容于中国目前最高层的理念价值，所以他们会进而攻击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攻击马克思主义，这极不利于凝聚社会共识，也会阻碍我们的国家社会的向前发展。

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价值体系当中，最低一层的实用价值主要是市场经济、资本逻辑，中间的规范价值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高一层的理念价值在官方是马克思主义，在民间则存在很多杂音，但主要还是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构中华文明体系

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当综合考虑整个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当中，经济政治文化每个价值层面的创新发展，以及三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理念价值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路向和每个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没有统一的理念价值的统领，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层面都将无所适从。目前社会上很多不同思潮的出现，都与价值体系当中三个层面的价值未能实现统一和逻辑自洽有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则是要理顺和重构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形成有机、良性的互动的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这是一个庞杂的工作，限于篇幅，只列举部分重点题目，无法展开论述。

如果大家想要听我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如何重构中华文明体系的，欢迎大家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购买我的新书《新三板改变中国》，相信会给您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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